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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街的雪堤太高了，以至在邮电局前面的街道和人行道之间，削出了一道拱门。有人拍照发表在诸伯利《先驱导报》上，这样人们就可以剪下来寄给住在英国、澳大利亚或多伦多等气候没有那么分明的地方的亲戚和朋友。邮电局的红砖钟楼矗立在雪地上，两个妇女站在拱门下，表明这是真的。两个女人都在邮电局工作，穿着没系扣子的外套。一个是弗恩，母亲的房客。

母亲把图片剪下来，因为有弗恩，她还说我应该保存起来，以后给我的孩子们看。

“他们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了，”她说，“到他们那时候，就都是用机器清雪了。人们或许会住在温度可控的透明的屋顶下。不再会有季节的变化了。”

她是怎么搜集到关于未来的令人不安的信息呢？她期待将来像诸伯利这样的城市会被水泥的蘑菇式柱子和屋顶代替；移动的航线带你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乡间永远地被条条交错的宽阔公路覆盖。没有任何东西和我们今天一样，没有炒锅、发夹、印刷的书页或自来水笔。我的母亲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她说到我的孩子也让我惊异，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孩子。我追求的是荣耀，走在诸伯利大街上像流亡者或侦探一样，不清楚名誉会从何方降临，或者何时，只是从骨子里深信它一定会来。母亲曾经和我一样确信，是我的同盟，但是现在我不再和她谈论这个了；她轻率，她的期望太庸俗，太明显。

弗恩在报纸上，双手卖弄风情地竖起漂亮的外套领子，她那天穿它去上班纯属幸运。“我穿那件外套像西瓜一样圆滚滚的。”

张伯伦先生，和她一起看着，捏了捏她戴手镯的手腕上部。

“漂亮的外壳，漂亮的老西瓜。”

“别这么恶毒，”弗恩说，“我是认真的。”对她这么高大的女人来说，她的声音过于细小，可怜，让人有占便宜的念头，但最终总是让步于幽默。母亲与生活斗争形成的品质—敏锐，精明，决断，挑剔—在弗恩身上似乎都成了反面，她唠叨抱怨，动作懒散，漠然和蔼。她皮肤黝黑，不是橄榄色而是泥土的灰暗，有硬币大小的棕色斑点，就像阳光照耀的树下斑驳的土地。她的牙齿是方形的，白但有些突出，之间有缝隙。这两个无甚魅力的特点，让她看起来无赖而俗气。

她穿着红宝石颜色的缎子晨衣，华丽的袍子，她坐下时，肚子和大腿根部特别突出，显出果实的形状。她每个星期天早上都穿着它，坐在我们的饭厅抽烟，喝茶，直到去教堂做礼拜。衣服在膝盖处分开，现出附着的浅色人造纤维—一件睡衣。睡衣是我无法忍受的衣服，因为它们在人睡觉时随着人的体形贴在身上，还让你的两腿之间没有遮盖。内奥米和我小几岁的时候，经常画有令人吃惊的生殖器的男女，肥胖的女人，长着针一般竖起的阴毛，就像箭猪的背。穿着睡衣让人无法不意识到这可耻的一团，宽长裤可以体面地将之隐藏和包裹起来。母亲星期天早餐前穿着宽大条纹的睡裤，褪色的铁锈色晨衣，带有缨穗的带子，拖鞋是羊毛护套，鞋底是缝上去的那一类。

尽管两人很不同，弗恩和母亲还是朋友。母亲重视人们在世界上的经验，接触任何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人，以及最终在诸伯利引起怀疑的任何建议。弗恩不总是在邮电局工作。她曾经在皇家音乐学校学习声乐。现在在联合教堂唱诗班，复活节唱《我知道我的救主还活着》，婚礼上唱《因为》、《答应我》和《伊甸园上空的声音》。星期六下午，邮电局关门，母亲和她会听美国大都会歌剧的广播。母亲有一本关于歌剧的书。她会拿出来跟着看故事情节，辨认配有翻译的咏叹调。她问弗恩问题，但弗恩不像你想象的知道那么多，她甚至连她们在听哪一部都搞不清楚。但是有时候，她向前倾斜着，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不是为了放松，而是留心地支撑着身体，不顾忌地唱着外语歌词。“都—达—都，达，都，达，都都—”她声音里的力度和严肃总是令人惊奇。她不觉得难为情，释放着她在生活中并不在意的宏大的夸张情感。

“你打算唱歌剧吗？”我问。

“不。我只想在邮电局工作。哦，我想，又不想。工作，训练。我没有这个野心，我想这是我的问题。我总是愿意过得开心些。”她星期六下午穿便装，凉鞋露出胖墩墩的涂了指甲油的脚趾。她把烟灰点到了突出的好像怀了孕的肚子上。“抽烟弄坏了我的嗓子。”她沉思地说。

弗恩的演唱风格尽管令人羡慕，在诸伯利却被认为和炫耀差不了多少，有时孩子们会在街上学她尖声或颤声唱歌。母亲认为这是迫害。她从一点儿迹象上就能构想出这种情况：搜出开陆军剩余物资商店的犹太人夫妇，或洗衣店里矮小的不爱讲话的中国人。她带着令人不知所措的同情以及大声、缓慢而友好的姿态。他们不知道怎样对待她。弗恩没有受到迫害，我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我的老姑妈们，父亲的姑妈们，会奇怪地提到她的名字，似乎她的名字里面有个核，她们要吮吸然后吐出来。内奥米的确告诉过我，“弗恩生过一个孩子。”

“她从来没有。”我无意识地反驳道。

“她生过。她十九岁时生的。所以她被赶出了音乐学校。”

“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妈说的。”

内奥米的妈妈到处都有密探给她提供情报，生育的情况，临死的伴侣。在她的护士工作中，从一家到另一家，她像水下真空管一样吸取着别人得不到的新闻。我觉得我要和内奥米争辩，因为弗恩是我们家的房客，内奥米总是说我们家里人的坏话。（“你妈妈是无神论者。”她带着恶意说。我会说：“不，她不是，她是不可知论者。”在我有理有据地解释的过程中，内奥米只会反复地说：“半斤八两，有何区别。”）我不能报复，因为过分敏感或怯懦，尽管内奥米自己的爸爸属于某种奇怪的不名誉的宗教派系，不戴假牙，在城里到处乱转，散布着预言。

弗恩在旁边的时候，我开始留意报纸杂志上的婴儿照片，说：“哇，是不是很可爱啊？”然后仔细观察她，看是否有瞬间自责的表情和母性的渴望，好像某一天她真的会被说服，痛哭流涕，挥动双臂，在滑石粉或粗滤肉类广告边捶胸顿足。

而且，内奥米说弗恩和张伯伦先生什么都干了，就像他们已经结了婚似的。

起初是张伯伦先生介绍弗恩来我们家住的。我们从他母亲那儿租的房子。她现在失明了，卧病在床，已经在瓦瓦那什郡医院住了两年多了。弗恩的母亲也在那里；事实上，就是在那里，他们在探视时认识了对方。那时她在蓝河邮电局工作。张伯伦先生在诸伯利无线电台工作，住在同一座大楼的小公寓里，不想费事找房子。母亲把他当作“弗恩的朋友”提到他，用一种澄清的语调，仿佛强调“朋友”这个词在这里并没有更多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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