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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自序（1）

10年前，当时我正在西安的一家研究所里设计光学仪器，但开发出来的几款“产品”却屡屡找不到销路，一天晚上加班之后，研究室的几个人聚在一起喝闷酒，其中的一个人突发奇想：听说华为的产品在开发之前就已经收到客户的定金了，不如过去偷师学艺，有了华为那样的销售能力，我们也可以办一家像样的公司。

1996年10月20日，抱着这个现在看来非常幼稚的想法走进了华为，说好的是“见习”期12个月，没想到离开时已经到了2002年的9月。

第一次单独与任正非交流，是在1997年9月任总去合肥视察的时候。在安徽饭店里，任总先是询问了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接着一起交流科大—华为信息技术研究所的发展思路，那天晚上给我的印象，任正非是一位温和宽厚的长者。

当然，这种感觉并没有维持多久，1998年初调到人力资源部之后，就开始亲身领略任总更加真实的一面了。第一次在任总办公室开会，他就大声训斥道：“吴建国，你要搞清楚，你是在为谁服务！”声色俱厉的管理风格，让我这个书生气十足的新人一下子难以适应。幸好有几位已经在华为工作多年的朋友，疏导我度过了那段“煎熬”的日子。

在华为的6年当中，经历了产品战略、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研发管理、策略合作等多个部门，也有机会不断地聆听和体验任正非的教诲。1997年，在产品战略规划办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他就针对我们这群“博士”过于前瞻的研究时说：“我们的战略规划办，是研究公司3~5年的发展战略，不是研究公司10年、20年之后的发展战略，我不知道公司是否能够活过20年，如果谁要能够说出20年之后华为做什么的话，我就可以论证：20年后人类将不吃粮食，改吃大粪，我的道理是……”1998年，任总在公司春季招聘会议上特别告诫我们，企业在招聘人才的时候，考虑的是人员与职位的匹配，首先要想好用来干什么。

针对产品研发偏重技术而非市场需求导向的问题，任正非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华为没有院士，只有‘院土’，把‘士’的下面一横拉长一点。要想成为院士，就不要来华为。”这里的“院土”，就是任正非常说的“工程商人”。企业搞产品研发，不是搞发明创造，不是要破解歌德巴赫猜想，而是对产品的市场成功负责。

在华为的最后两年里，因为工作的关系，可以更加近距离地接触任总。2002年的一天凌晨，刚刚上班就听到总裁办传出震耳的“噪音”，走近一听才知道，任总正在朗读英语。58岁的年纪，还在学习外语，惭愧之余，更对他超乎常人的学习能力和坚强的意志力，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在我一生的成长经历中，父亲教导我认识到知识的价值，留学时的导师帮我建立了开放包容的思维方式，而任正非则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企业，以及如何认认真真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经常会有人问我，华为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我的简要答案就是：拥有一个远大的目标，无论实现的过程多么艰难，绝不放弃。

任正非之外，郑宝用是给我莫大帮助的另外一位华为籍导师。刚进华为的第一年和在华为的最后两年里，郑总都是我的直接领导，他那豁达开朗、刚直不阿的性格，与周边一些深谙企业政治的人形成巨大的反差，显得格格不入。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郑总曾经用来勉励我的那段话：“吴建国，我就是你后面的一堵墙，你只管向前冲，后退的时候有我在这里给你挡着。”如果没有他的信赖和关怀，很难想象我是否可以坚持6年。

离开华为已接近4年，所从事的行业与工作性质都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每每参加各种交流与聚会，仍然有人一眼便知：你是华为的吧。每次上网，迎面而来的第一主题词还是“华为”，从思科产权之争，员工股权纠纷，到刚刚发生的港湾事件，无一错过我的视线。现在公司里的员工，也大多都是原来华为的同事，甚至连办公室的布置，都还是沿用华为的格调。或许今天，才真正领会到“精神洗礼”的作用，才知道什么叫做“生生不息”。但当终于明白过来的时候，“华为”二字已经挥之不去。

自序（2）

1997年春节，任正非给华为每位员工发了一本陈惠湘写的《联想为什么》。从那时起，就埋下了想写一本关于华为的书的念头。7年之后的2004年春节，媒体界的一位好朋友，时任《IT经理世界》主编的郭晋华女士，建议我写一部关于华为的书，更加坚定了我撰写此书的决心。

2004年末，在中信出版社的约稿和《IT经历世界》副总编张鹏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终于拿起笔来，为这家我曾服务数年的民营企业，写出我的所思所见。华为的成长，在许多人看来就像是转眼间的一瞬，而我们希望将其中的一些关键环节以慢动作的形式回放，让更多的人一起分享那些曾经让我们激动不已的片段。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IT经理世界》副总编张鹏先生虽然不是署名作者，但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帮助我把头脑中零散的思考构建成连贯的逻辑，把我简单的文字变成了精彩的故事，同时，张鹏先生对商业的理解和对华为的积淀也通过无数次的交流碰撞，促进了我对华为的思考。

后来在张鹏先生的推荐下，《IT经理世界》的资深记者冀勇庆先生的加入也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冀勇庆先生的严谨和艰苦努力为本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他的海外采访和国内的访谈，这本书将会失去很多精彩的内容。

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和冀勇庆先生一起，对为本书的完成提供过帮助的所有朋友，表示由衷的谢意。对现在或曾经在华为工作的同事们，特别是对我的职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任正非总裁、郑宝用常务副总裁，表达深深的敬仰和感激。

任正非曾经说过：“时光不能倒流，如果人能够从80岁开始倒过来活的话，人生一定会更加精彩。”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带大家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大家见证华为为了世界级梦想的艰苦奋斗，也让大家看到华为这个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为什么与众不同。

吴建国

2006年7月12日于深圳华侨城

第一章　新血统（1）

世界电信市场的巨人们，已经嗅到了一支新血统正在崛起的气味。

因为正在崛起的华为，走过的每一步都“鲜血淋漓”。

任正非的“新朋友”

2005年12月的一天，在深圳坂田的华为总部办公室里，任正非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这位平常在“华为老家”里着装总是不太在意的华为总裁，今天的穿着却非常规整。因为今天他将迎来一位华为客人—可以说是多年的敌人，也可以说是未来伙伴的思科CEO钱伯斯。

思科和华为在历史上很有些渊源。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华为在中国打败了曾经独步中国的思科，在接入服务器市场上取得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那时候，钱伯斯甚至用“带话的方式”率先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与华为在路由器产品方面进行合作，条件是将中国市场中低端产品的生产制造交给华为，而华为放弃在高端产品上的研发。但这种让华为成为思科在中国的代工基地的条件任正非当然不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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