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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我在保定上中学。学校有一个月刊,文艺栏刊登学生的习作。我的国文老师谢先生是海音社的诗人,他出版的诗集,只有现在的袖珍月历那样大小,诗集的名字已经忘记了。这证明他是“五四”以后,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物,但他教课,却喜欢讲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从预备室走出来,除去眼睛总是望着天空,就是挟着一大堆参考书。到了课室,把参考书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检阅,下课时又照样搬走,直到现在,我也没想通他这是所为何来。每次发作文卷子的时候,如果谁的作文簿中间,夹着几张那种特大的稿纸,就是说明谁的作业要被他推荐给月刊发表了,同学们都特别重视这一点。那种稿纸足足有现在的《参考消息》那样大,我想是因为当时的排字技术低,稿纸的行格,必须符合刊物实际的格式。在初中几年间,我有幸在这种大稿纸上抄写过自己的作文,然后使它变为铅字印成的东西。
高中时反而不能,大概是因为换了老师的缘故吧。学校毕业以后,我也曾有靠投稿维持生活的雄心壮志,但不久就证明是一种痴心妄想,只好去当小学教师。这样一日三餐,还有些现实可能性,虽然也很不保险。生活在青年人的面前,总是要展开新的局面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作竟出乎意料地成为我后半生的主要职业。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我的家乡有些子弟就是跟着枪出来抗日的。至于我们,则是带着一支笔去抗日。没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油印也好,石印也好,破本草纸也好,黑板土墙也好,都是我们发表作品的场所。也不经过审查,也不组织评论,也不争名次前后,大家有作品就拿出来。群众认为:你既不能打枪,又不能放炮,写写稿件是你的职责;领导认为:你既是文艺干部,写得越多越快越好。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思想领域的斗争被强调了,文艺作品的倾向,常常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家在犯错误后,就一蹶不振。在写作上,大家开始执笔踌躇,小心翼翼起来。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战争时期的余风尤烈,进城以后,我还是写了不少东西。
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后,就几乎没有写。加上1966年以后的十年,我在写作上的空白阶段,竟达二十年之久。人被“解放”以后,仍住在被迫迁居的一间小屋里。没有书看,从一个朋友的孩子那里借来一册大学用的文学教材,内有历代重要作品及其作者的介绍,每天抄录一篇来诵读。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我居然发哲人的幽思,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难道他们都是糊涂虫?假如有些聪明,为什么又都像飞蛾一样,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是现实主义促使他们这样干,是浪漫主义感召他们这样干。说得冠冕一些,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
文学是要有理想的,表现这种理想需要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有时是因为说了天真的实话,有时是因为过于表现了热情。按作品来说,天才莫过于司马迁。这样一个能把黄帝时代以来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勒成他一家之言,并评论其得失,成为天下定论的人,竟因一语之不投机,下于蚕室,身受腐刑。他描绘了那么多的人物,难道没有从历史上吸取任何一点可以用之于自身的经验教训吗?班固完成了可与《史记》媲美的《汉书》,他特别评论了他的先驱者司马迁,保存了那篇珍贵的材料——《报任少卿书》,使司马迁的不幸遭遇留传后世。班固的评论,是何等高超,多么有见识,但是,他竟因为投身于一个武人的幕下,最后瘐死狱中。对于自己,又何其缺乏先见之明啊!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即使是前人真正用血写下的,也并不是一定就能接受下来。历史情况,名义和手法在不断变化。例如,在二十世纪之末,世界文明高度发展之时,竟会出现林彪、“四人帮”,梦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建立封建王朝。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之下,企图灭绝几千年的民族文化。遂使艺苑凋残,文士横死,人民受辱,国家遭殃。这一切,确非头脑单纯、感情用事的作家们所能预见得到的。鲁迅说过,读中国旧书,每每使人意志消沉,在经历一番患难之后,尤其容易如此。
我有时也想:恐怕还是东方朔说得对吧,人之一生,一龙一蛇。或者准声而歌,投迹而行,会减少一些危险吧?这些想法都是很不健康,近于伤感的。一个作家,不能够这样,也不应该这样。如上所述,作家永远是现实生活的真美善的卫道士。他的职责就是向邪恶虚伪的势力进行战斗。既是战斗,就可能遇到各色敌人,也可能遇到各种的牺牲。在“四人帮”还没被揭露之前,有人几次对我说:写点东西吧,亮亮相吧。我说,不想写了,至于相,不是早已亮过了吗?在运动期间,我们不只身受凌辱,而且画影图形,传檄各地。老实讲,在这一时期,我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较短长的想法,甚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在同一个版面上出现。这时,我从劳动的地方回来,被允许到文艺组上班了。经过几年风雨,大楼的里里外外,变得破烂、凌乱、拥挤。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好像已经渐渐地从前几年的狂乱、疑忌、歇斯底里状态中恢复过来。一位调离这里的老同志留给我一张破桌子。据说好的办公桌都叫进来占领新闻阵地的人占领了。我自己搬来一把椅子,在组里坐下来。组长向全组宣布了我的工作:登记来稿,复信;并郑重地说:不要把好稿退走了。说良心话,组长对我还过得去。他不过是担心我受封资修的毒深而且重,不能鉴赏帮八股的奥秘,而把他们珍视的好稿遗漏。我是内行人,我知道我现在担任的是文书或见习编辑的工作。我开始拆开那些来稿,进行登记,然后阅读。据我看,来稿从质量看,较之前些年,大大降低了。作者们大多数极不严肃,文字潦草,内容雷同。语言都是从报上抄来。遵照组长的意旨,我把退稿信写好后,连同稿件推给旁边一位同事,请他复审。
这样工作了一个时期,倒也相安无事。我只是感到,每逢我无事,坐在窗前一张破旧肮脏的沙发上休息的时候,主任进来了,就向我怒目而视,并加以睥睨。这也没什么,这些年我已经锻炼得对一切外界境遇麻木不仁。我仍旧坐在那里。可以说既无戚容,亦无喜色。同组有一位女同志,是熟人,出于好心,她把我叫到她的位置那里,对我进行帮助。她和蔼地说:“你很长时间在乡下劳动,对于当前的文艺精神、文艺动态,不太了解吧?这会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唔。”我回答。她桌子上放着一个小木匣,里面整整齐齐装着厚厚的一沓卡片。她谈着谈着,就拿出一张卡片念给我听,都是林彪和江青的语录。现在,林彪和江青关于文艺的胡说八道,被当做金科玉律来宣讲。显然,他们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具有权威性,还受到尊重。他们的聪明才智,也似乎超过了古代哲人亚里士多德。我不知这位原来很天真的女同志,心里是怎样想的,她的表情非常严肃认真。等她把所有的卡片都讲解完了,我回到我的座位上去。我默默地想:古代的邪教,是怎样传播开的呢?是靠教义,还是靠刀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跟着希特勒这样的流氓狂叫狂跑?除去一些不逞之徒,唯恐天下不乱之外,其余大多数人是真正地信服他,还是为了暂时求得活命?中午,在食堂吃过饭,我摆好几把椅子,枕着一捆报纸,在办公室睡觉,这对几年来,过着非常生活的我,可以说是一种暂时的享受。天气渐渐冷了,我身上盖着一件破旧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利品,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触景伤情地想:在那样残酷的年代,在野蛮的日本军国主义面前,我们的文艺队伍,我们的兄弟,也没有这几年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毒害下,如此惨重的伤亡和损失。而灭绝人性的林彪竟说,这个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比不上一次战役,比不上一次瘟疫。(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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