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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不恨罪犯（第1页）

那位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体格锻炼的警司与他们进行了一番亲切的交谈，临近结束时，他想他自由了，甚至在他被迫与爱因斯坦分开并被带到一个边远地区的监狱里时，他仍然这么想。他和爱因斯坦在安排投降时遇到了一些麻烦，而爱因斯坦又曾解释说投降之所以迟迟不能进行是由于警方要“审查”他们的案子，也许是以上两点使威利把投降和赦免混为一谈了。他原以为去警察局投降之后，就会被释放。甚至当他被带到监狱的时候，仍然怀着这种希望。办理入狱手续，就像是入住简陋的乡村旅馆，只不过负责登记的是一身卡其布制服的粗暴狱吏。登记手续重复而烦琐，新来的人每经历一道手续，心里就又凉了一层。

“当然，这一切让我感到焦躁，”威利想，“但对狱吏来说，这不过是例行公事。假如我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就不会那么不安了。”

他努力这样做，但他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办完登记手续后，他被安排进一间营房似的狭长的屋子里。里面已经住了很多人，大多是乡下人，身材矮小，被打蔫了一般，但一双双黑亮的眼睛盯着威利，仿佛要吞了他。这些人犯的案子各式各样，正在等着判决；所以他们仍然穿着平常的衣服。威利不愿意卷入他们的不幸。他不愿意这么快就被再一次投入情感的牢狱。他不愿意把自己当成这间长屋子里的居民之一。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离开这里重获自由，他想他该写封信给在柏林的萨洛姬妮，一封轻松开朗的信——语气他都已经想好了——把最后一次通信之后发生的事情都告诉她。

但是写信并非想写就写得出来，即便他手头有笔有纸。他要到第二天才能考虑写这封信，而看守大发善心拿给他的那张纸看起来像是被摩挲过许多次，大概是从一本活页账簿上撕下来的，窄窄一条，被划分成窄窄的格子，左侧的小孔都裂开了，左上角是紫色橡皮图章盖下的监狱名称，右边则印着一个大大的黑色数字。这张信纸很薄，没打孔的一边还卷了起来，令他十分沮丧，没心思写信了。

接下来的两三天，他熟悉了监狱的日常作息。他把马上就能获释的念头置于脑后，开始适应新的生活，就像之前各个时期适应那些摆在面前的生活一样。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矗立在院子里的水塔，味同嚼蜡的三餐，枯燥沉闷的放风，每天晚上囚室关闭后躺在地上挨过的无聊长夜：他竭力想通过以前那套精神瑜伽来适应这一切，他回到印度这么久——或许在此之前，或许这一生——每当日常行动和要求突然变得令他痛苦不堪的时候，他都是用那套瑜伽来对付。他有意识地操练着这种瑜伽，直到新生活带来的种种艰难逐渐变成了习惯，变成了生活本身。

在入狱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他被带到监狱前面的一间屋子里。他喜欢的那个警司在屋里等他。他仍然很喜欢他，但在他们的谈话结束的时候——他们好像什么都谈了，却又好像什么都没谈——他开始觉得自己的案子不像原先料想的那么简单。爱因斯坦曾经提到威利的“国外关系”会给他带来些麻烦。所谓的“国外关系”只能是指萨洛姬妮和沃尔夫，那也正是他历险的起点。但是，警司和他的一位同事第二次找他谈话的时候，对他的“国外关系”只字未提。而有一件事是威利不得不忘掉的，也是爱因斯坦说他不想听的——他知道的显然比他声称的要多。事发当时有目击证人，他们可能已经报了警。但是，在监狱前面的那间屋子里，没人提起那件事。只是在第四次谈话时，威利意识到，警司和他的同事想了解那三名警察被杀时的情形。威利想起当时的情景，心里更多的是对罗摩占陀罗的怜悯和崇敬；而那三名警察，他既没见过，也从来不认识，他们的死已经离他很远了。

在前几次谈话中，他一直在和一些幽灵搏斗，说了些他其实并不知道的事。他现在发现警司掌握了罗摩占陀罗每一个部下的名字，也知道威利和罗摩占陀罗关系亲密。由于警司也知道当时警察那边的情况，那么他对事件的原委自然比威利了解得更全面。

威利不免心慌意乱。当他发现自己将作为谋杀那三个警察的从犯受到指控时，他的心沉了下去。

他想：“太不公平了。我参加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其实几乎是全部时间，都是在无所事事中度过。大部分时候我都感到极其无聊。我原想写一封半开玩笑的信——可惜最终没写成——告诉萨洛姬妮，我什么也没做成，我的革命生涯真是无可指责，最终无聊感促使我向警方投降。但是，警司可不这么理解我在游击队的日子。我的所作所为在他眼里要比在我自己眼里严重二十倍。他不会相信在那些事情中我不过是个旁观者。他只会数尸体。”

威利已经很久不曾一一回想他睡过的床了。他在印度度过的童年和少年岁月；在伦敦消磨掉的忧心忡忡的三年，他这个护照上的学生，实际上的流浪汉，一心要远离原来的自己，却不知该何去何从，不知将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模样；接下来是非洲的十八年，飞逝而过、漫无目的的十八年，过的全是别人的生活。他能一一记起那些年睡过的所有的床，这种回忆会给他一种奇怪的满足感，使他觉得，尽管他处世消极，他的人生还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就在他身边累积。

但是，他回来之后已经被印度消解了。他看不到任何模式、任何思路。他回来是因为他想行动，想真正地在这世上拥有自己的位置。但他却成了一个流浪者，而世界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扑朔迷离。这种扑朔迷离所带来的不安，在可怜的拉贾像孩子般兴奋地骑着摩托车带他去见识“敌人”那天就有了——老树荫蔽下的地区警察总部，沙地阅兵场，预备警察部队的士兵荷枪把守的大门，门前那些挨过一轮季风的污迹斑斑的脏沙袋。威利认识那条路，也熟悉沿途的乏味景色。但是那天他所看到的一切有某种特殊的性质。一切都显得那么清爽而新鲜，就好像他在地下生活了许久之后来到了地面上。但是他不能留在那儿，不能留在那清爽和新鲜之中。他必须乘着拉贾的摩托车返回另一个世界。

那种扑朔迷离让人混乱。他一度回想不起来睡过的那些床。这么做不再有任何意义，他放弃了。而现在，谈话、出庭、从甲监狱转到乙监狱——监狱、监狱设施和罪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另类世界，他以前对此一无所知——当这些全新的体验降临到他头上，他重新开始回想睡过的床，但不再从头开始，而是从投降那天开始。

终于有一天，他认为他应该给萨洛姬妮写封信了。轻松的心境早已离他而去；最后当他脸朝下匍匐在鲜艳而粗糙的监狱地毯上，开始在被分隔成许多窄行的纸上写信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生出了悲哀之感。他想起自己在柚树林营地的第一夜，整个晚上树林里不断传来禽鸟拍打翅膀和鸣叫的声音，以及其他动物绝望的求救声。写字的姿势很不舒服，当他费力地在纸上细线隔出的窄行间写字的时候，他觉得手似乎被缚住了。最后他想没必要听命于这些线条。于是他开始跨行写。纸不够，他发现这不成问题，只要签名就可以领到纸。他原以为在监狱里写信只能用一张纸；他从来没有问过，他以为在监狱里世界整个儿缩小了。

如果狱卒不给他的信找麻烦，信应该在一个星期后送到柏林萨洛姬妮手中，如果她的地址没有变。如果她马上回信，如果狱卒不找什么麻烦，她的回信应该在又一个星期后送到他手中。那么，两个星期就够了。

但是两个星期过去了，然后三个星期、四个星期过去了。没有萨洛姬妮的回信。等待让人心力交瘁，而对付它的办法就是彻底放弃，接受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就是威利的办法。恰在此时，他的法庭生活和监狱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他被判监禁十年。他安慰自己说本来可能更糟。最后他被转到一所监狱，前门上方有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一行瘦瘦高高的字：“恨罪行，不恨罪犯。”他坐着囚车进入监狱的时候看见了这行字，后来经常想起它。它所表达的是一种难以做到的宽恕，究竟是甘地的思想，还是基督教的思想？也许两者都是，因为圣雄的很多思想也符合基督教的教义。他还常常想起前门处墙壁另一侧写的字。墙壁内侧写的是：“感谢您的光临”。这不是写给犯人的，是写给来访者的。

一天，他收到一封信。印度的邮票，印度的信封——绝对没错，寄信人的地址威利再熟悉不过：那是他度过童年的那个家，是他父亲那充满感伤的静修处。他原本不会展开那沓信纸——狱卒已经把信封裁开了——要不是他看见这封信并不是他父亲写的，而是萨洛姬妮写的，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信是从夏洛腾堡转来的。威利心想，她这么快就丧失了在柏林养成的气质。她回到了他面前，仍是二十八年前还没有认识沃尔夫、还没有出国、还没有脱胎换骨时的样子。在她写这封信的时候，早先的某些个性仿佛又占据了她。

亲爱的威利：

我早就离开夏洛腾堡的公寓了，你的信从一个地址转到另一个地址，最后终于送到了我手上。柏林人做起这类事情来非常拿手。很抱歉让你等了这么久。你肯定很难受。而实际上我一直离你很近，不到一天的路程。但你不要以为，我会不经过你允许就来看你。你在伦敦上大学的时候我去看你，你就不太乐意。我还记得这些事。而我只不过是想对你好。这就是我烦恼的根源。你的事情那么快就变得那么糟。我又能说什么呢？我永远不会宽恕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么说也无法安慰你。我们不该把你送到那些人中间去，而事实上，另外那一方也好不了多少。无论送你去哪一方，你都会有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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