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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黄苗子说黄永玉是笑话大王，席间跟朋友谈天可以连讲100个笑话。黄永玉的一句人生箴言让人深思：“对人生要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时更不要嚣张。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

他也是用散淡之笔，从容之心，如数家珍如拉家常般，细数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黄苗子等一拨老友。故人已逝往事如烟，而那种随时间而来的智慧，永久地凝固在那些智者的音容之中，并轻轻的启迪我们。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多可爱的钱家人！黄永玉与各位老人之间的友谊，是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喜悦，保持一种不相扰的距离，潜心各做学问，隔门相望，相忘江湖。相见了，却是最亲善的眼睛相对，惺惺相惜。钱家人一般是这样拒客的：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谢谢！谢谢！”而林风眠家的门扉被扣响，一个笑容可掬的9岁孩童开门出来，先鞠一个躬，　背书似的把每个字念出来：“嘿！林，先，生，出，去，了！——下，次，来，玩啊！”又鞠了一个躬，慢慢关上了门。他们拒的都是无聊者、权势者、志不同者。等自己一帮人聚在一起了，就海阔天空聊兴极酣，一直到深夜家人催归，意犹未尽，李可染与吴作人老人便划拳，谁输了谁先离开。他们越到老年，越是一群天真顽童，至情至性。此为可亲。

李可染带黄永玉到齐白石老人家，路上，李可染说起白石老人家那份著名的“待客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花生。老人见到黄永玉，果然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后，黄永玉远远注视着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居然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象征，倒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黄永玉给老人带去了40来个螃蟹。老人高兴，吩咐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门不久又提了回来说：“你数！是44只啊！”老人“嗯”了一声表示认可。阿姨转身嘀咕：“到时说我吃了他的……”在艺术上已臻至境的大师，在生活上却有某种让人一哂的怪癖，不拘小节或偏执某小节，如玉上一瑕，脸上一痣。此为可爱。

而他们全是在时间里修炼得运斤成风的智慧大师。优游于艺的境界与做人的通透，可敬。我想，所谓大师，除了天才所赋，他们对时间，都是一种近乎虔诚的膜拜态度，静心，勤奋，耕耘。然后，时间回报给他们奇异果实。住于大雅宝胡同时，黄永玉家的画室正对着李可染的画室，只见对面楼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拂晓，探出窗相望，可清晰看到对方在埋头伏案，要么作画，要么书法。天道酬勤。李可染向齐白石老人请教运笔奥妙，老人沉吟许久，只是回答：抓住了，别让它掉了……

他们一群人，都是遭遇“*”创伤的知识分子。作为苦苦探索传统文化并承担传承创新使命的画家知识分子，却被文化革命的残酷游戏所摧残，这是历史的荒谬。事实上，他们大多是文化上的赤子，政治上的无知——这是好话。面对那场磨难，沈从文见了亲友，无语，流着赤子的清泪。李可染一被红卫兵叱呵，就会全身发抖。这些善良的人。而黄苗子、郁风夫妇，非常的浪漫骑士精神，连坐牢也要跟着一起去坐。他们一辈子乐观，大声说话大声笑。天作之合的老头老太。

宋代王观有《红芍药》词：“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是一种浓郁的光阴喟叹。这也是黄永玉老头在时间里的喟叹。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了。而他与他所怀念的那些比他还老的老头老太，都配得上叶芝写的那首《随时间而来的真理》：虽然枝条很多　根却只有一条；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沈从文的湘西

我的心很静，温柔。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大的影响。

——沈从文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认识人。”这是在长篙船上顺着沱江漂流而下，你可以看到的刻在沈从文墓地碑石上的字。往者已往，这16个字里，依然是一种透心的凉意与参悟。跟他的文字，跟这两岸之间的长河水汩汩相应，同样有着一种逸落在喧嚣之外的清冷之美。或者说是少有知己的落寞。我断定沈从文生前是寂寞的，除了被他亲昵地唤作“三三”的妻子张兆和，除了在书房里奋笔疾书从事创作，就剩下他的湘西乡愁了——他常年漂泊居住的城市，其实多半是他的异乡，他始终把自己排除在都市人之外，终生称自己为“乡下人”。

沈从文惯于构建美丽人生，然而看梁实秋给沈从文写的悼文《忆沈从文》，看到了沈从文的另一个真实画像：“我记忆中沈从文瘦小而弱，身体很坏，脸色苍白，常常流鼻血，一流鼻血脸就更苍白了……印象中他是很孤独的，不与人来往，就是在房屋里拼命写东西。”“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了人总是低着头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当时他很穷，来要稿费，书店的人说要梁先生盖章才行。沈从文就找到我家来了，他人很奇怪，不走前门按铃，走后门，家里的佣人把收据给我，我看是‘沈从文’，盖了章。后来我想下来看看他，但是他已经走远了。”这样一位在人生场里未免弱势的人，避开都市转而啜取湘西天地之灵，如同陶渊明缔造桃花源一样，去重寻湘西人情。末了，在晚年里还得躲到“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里借研究民俗来逃避文化之罪，他的人生实在是一场逃向审美的苦旅。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喧嚣俗世里的我们，能怎样理解他呢？这次旅途，为了打发耗在火车上的漫长时间，重新拿他的《湘行散记》来看。他的文字留给我的是一种氛围与人生理想：关于人情和美，人性的自为状态，水手、*都流露出一种淳朴天性。这次重新翻阅，仿佛重逢两颗清亮如初的眼睛，在字里散发清澈光芒，字下藏着赤子之心。先是看到他在阔别15年后回家看病危母亲的途中，经由沅水、桃源迢迢水路，在船上一边写作、一边给妻子张兆和写的信。“橹歌太好听了，我的人，为什么你不同我在一个船上呢？三三，我的……”他内心的细腻、温柔，在跟自己最亲爱的人的对话中，没有保留地流露出来，很让人惊讶。沈应该是一个有双向性格的人。缺少辨识耐心的外人，更多的看到他不善交际的迂讷，这其实只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他的内心却是跟他故乡的水一样，是异常的灵动深情。“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大的关系。”

“照我思索，能认识人。”一本《湘行散记》与一次凤凰之行，终于让我设身处地知道了沈从文文字的节奏是从何而来——他文字的节奏，就是长河流水的节奏，舒缓、和悦、流转。再也没有比这更“若合一契”的天人呼应了。而正如水流的方向总是逝者如斯，湘西的人情实际上也是颓败日远，哪里还有翠翠这样的自然之女？哪里还有天保与傩送的谦让无私？当年沈从文重回故里后，看到的多半是带着墨镜玩摩登的青年。所以，他的湘西，是人文意义上的人性审美，与陶源明的桃花源一样，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心理补偿。或者说，他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希冀：关于淳朴民风的消失与重建。

于是，夭夭，三三，翠翠，柏子，这些水边吊脚楼里的多情女人，一个个俊逸灵动地跳脱而出。水手，船夫，戴瓜皮帽的朋友，爱惜鼻子的朋友，骂野话的，睡婊子的，当官的，统统是可爱的，存善去恶的，粗鄙与雅俗，都是天性里浑然天成的一部分，都来得淳朴合理。这就是沈从文带领我们去认识的人性。看《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煞是妩媚流动，纯乎是一种“水含珠川媚”的阅读感受。他写水手的对话，十分地逼真生动，乡野粗话，流动直白。他写的女人，长腿白脸大*，跟观音似的美丽。而他写的人情，是富有流韵的，宛如桃花流水。没见过比他笔下更多情的带着湿润气息的女人。

我说，水边的故事，总有许多“*”在其中的。又比如秦淮河边的*韵事。同行的老C说，那又不是。秦淮水边多的是达人书生与艳伎之间的金粉韵事，而湘西水边的故事是乡里野夫与女人的，要自然得多。我很同意这个说法。这个边城的气韵，又是可以颐养几个不凡之人的文气与墨韵的。迂回的回龙阁边上，是一座青山绿水重叠包围的“夺翠楼”，里边的主人便是画家黄永玉。在我看来，同样是描绘故乡的记忆，黄永玉的笔墨与胸怀，要比陈逸飞的双桥记忆晚清格调之类的油画来得天真自然。坐在边客酒吧的天台上，看山是山，水是水，回龙阁下有一种回肠荡气的余韵，我居然难免矫情地在翠色水印处，眼里心间，浮现出傍晚里坐在水边发呆、默想着少女情怀的翠翠。避开人群喧哗，凤凰这座边城，确实是流荡着一种沈从文气质的，只要你贴近它，慢慢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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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四个女性（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是个禁欲主义者。他把自己默守成一棵仙人球，肉身苦涩，紧紧收拢；满身长刺，攻击人生。引用弗洛伊德创作论来说，“力比多苦闷”是文艺创作的原驱动力。鲁迅的苦闷，粗略地说是源自社会苦闷与个人苦闷。我在揣想，如果没有朱安与那桩增添无限苦恼的旧式婚姻，如果许广平早20年在鲁迅生涯中出场，鲁迅的人生底色是不是要温暖许多，他的“刀笔吏”生涯会不会少去许多桀骜？但丁在《神曲》中唱：伟大的女性，将引领着我上升……

一、鲁迅与朱安

1906年，鲁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亲催归完婚的电报。鲁迅回说，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母亲电报的内容改为：母病速归。孝子鲁迅匆匆回国，等待他的当然是一场婚礼。这位生性开朗、喜读小说的母亲鲁瑞，一生与鲁迅情感极好，唯独在儿子婚姻这件事上，做了她应该做又万不该做的强迫。

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　桀骜不驯的青年鲁迅，被装了一条假辫子，头戴礼帽，身着礼袍，一套新郎行头，木然迎亲。新娘朱安的脚怯生生从轿帘中伸出来，中等大小，半天悬空，急欲着地。而绣花鞋终于不慎掉地，鞋头塞有一大团棉花。她旧式女人的小脚露馅了。

揭开盖头，鲁迅看到一张狭长的脸，脸色萎黄，颧骨凸出，前额高而近秃，发育未足，似有病容。当夜，鲁迅坐了一宿，彻夜未眠。此后几天皆在母亲房中看书、入睡。4天后，鲁迅便借口“不能荒废学业”，与二弟周作人启程回日本，一走3年。传统婚制把他请进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当成“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我自当好好供养。但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从此，两人分别陷身婚姻的坟墓，一人在里头，一人在外头，只有荒原与冷雨，两人都吞噬了无尽的苦涩。

1909年8月，鲁迅回国。1910年7月，回绍兴，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虽身在绍兴，鲁迅却以公务缠身为由，回家次数寥寥，实则有意回避朱安。彼时鲁迅刚刚30岁，当为一个男人的猛虎之年。但他心境寂寥，形容枯槁，时时“囚发蓝衫”，抽烟买醉，貌若其《酒楼上》伶仃溺饮的回乡青年，陷于苦闷的人生、灰暗的命运。他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荒落殆尽……又翻类书，荟集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自嘲中道出肺腑之言。话中可见逃避婚姻的禁欲者鲁迅对待女人的态度——女人如醇酒，可解万古愁，欲求之，却禁之。他如同一个苦行僧，承担着存在与禁欲的绝望，而把“力比多”转移到整理故纸堆，郁郁心事，寄托青灯黄卷，后编成《古小说钩沉》。而朱安在周家年复一年独守空房，无望地等待又等待，身体与青春一起枯萎埋没，一直到心如枯灯，命若苦瓜。

1912年，鲁迅受蔡元培之邀，由南京转北平*任职。前几年，他住在“S”会馆的“补树书屋”里，据《呐喊自序》说，“那里吊死过一个女人……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可见际遇寂寥。鲁迅在漫长的沉寂中潜入历史，抄古碑，拓片……他的枕下，一度藏有一把匕首，寻思“去自己死掉……”到1919年钱玄同等人来找他，他终于呼啸而出，为新文艺呐喊助威，写出《狂人日记》等篇章。　txt小说上传分享

鲁迅与四个女性（2）

1919年11月，鲁迅用卖掉绍兴老屋的钱，购置了北京八道湾的一座三进式四合院。作为周家长子，鲁迅有大家庭理想。他把母亲与朱安接到北京，安排在中院。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周建人一家，分住在大且宜于儿童游戏的后院。这时，鲁迅与朱安徒有其名的婚姻已经维持了13年。鲁迅年近40，朱安年已43，蹉跎难以言表。

鲁迅继续坚决地抵制着朱安。据郁达夫说，此时正当壮年的鲁迅为压抑*，特意穿单裤睡硬板床。鲁迅自己也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果不得已过单身生活，不合常态，生理变化不免导致心理变化，变得偏执，变得世事无味，人物可憎。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割席，愤而出走，搬到砖塔胡同。搬家之前，鲁迅问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湾我不能住，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这些事我可以做……”言语十分自卑凄苦。

1924年5月，鲁迅借债重新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即“我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之居所。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常见面，形同陌路，日日无话。饭间对话，也无非问菜味咸淡如何，答应者或点头，或曰“是”与“不是”。朱安为鲁迅做了棉裤，鲁迅弃之不穿，后来周母叫孙伏园劝说，他依然不穿——鲁迅之禁欲，居然禁欲到一条胯下之棉裤！母亲问他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摇摇头回答：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自作聪明。鲁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点心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点心不但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她怎能吃到？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曾一度与朱安同住的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激动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又打了一个比方：“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又说：“看来我这辈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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