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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御史与一枝梅（第1页）

《虞美人寄公度》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独向小楼东畔、倚阑看。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什么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这也是一位老兄在谪居中写的。

是一个秋水长天的时刻，黄昏渐渐苍茫，深深地把人笼罩，风光早已不再明媚，却别具花朝月夕所不能有的寥阔。这个人独自凭阑，手握酒杯，看寒气中低飞的双燕，心里面有一些忧伤，有一些对命运的不甘，但他伫望的身姿，并没有因此而显出一点点颓唐。

这样的时刻，面对湖山暮色，烟波浩渺，有灵魂的人，谁能不生出浮世中的虚妄感：“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是极尽沧桑的句子。回望长安，他的来路，只看见寒冷洁白的积雪，那是他意象里的京城，雪有多厚，那里的冰冷与残酷就有多深。但雪，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又是孤高而坚贞的，一如他对自己的期许——一个肝胆如冰雪的孤臣，被放逐的屈子。

然后，他仰望天空的眼眸里，就有了慢慢坚定下来的笑意。他希望，他相信，这首词的读者，那位亲切的故人，早晚会去那高台之上，折下最早开放的一枝梅花，把那江南的春色，寄来。

那枝傲雪开放的梅花，是故人的友情，是寒意里不灭的温暖，是终将到来的春天的讯息，更是他自己的信心。

你会由衷地觉得：这样一首词，多么豪迈清远，写下这首词的人，也该是多么高洁坦荡吧？千年之前，那个独自凭栏的人，传给后世读者们的信息，就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一个人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要么，源于对时局胸有成竹，要么，是他无愧于心，可以坦然面对所有磨折。“小人常戚戚”，小人是很少有开心时刻的，到了情况不妙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地咬牙切齿，哭天怨地。对于在北宋官场中打滚的人们，这个规律比较靠谱。虽然现在的我们，都打心眼里清楚，官场黑暗，好人珍稀如华南虎。可在那个特别重视名誉，特别在乎义与利、君子小人之别的朝代，于良知、于士大夫的责任，有执著与敬畏的人，还是存在一些的。

那么，这位胸襟不凡的仁兄是谁呢？他的大名叫舒亶。在群星璀璨的宋代词坛，他没什么名气。事实上，在历史中，他也只是个小人物。而能够得到被后世偶然关注的机会，也完全是因为，在某次著名事件中，他的名字，和名人牵连在一起，而且，是以极其不光彩的形象。

他就是在“乌台诗案”中，害得东坡先生差点一命呜呼的的家伙。他是这起文字狱的制造者之一，因为整人的手段最恶毒，攻击的姿态最无耻，而跃然抢镜，成功当上“当朝小人排行版”的头牌。

收集东坡的诗文，夙夜不息埋首其中，寻找每一处可以深文密织，穿凿附会的地方，然后，一顶顶的帽子扣过来，交结朋党，讥谤朝政，欺君罔上……在宽待文人的北宋，也快够杀头灭族了。他来势如此凶猛，几页纸就弄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连宰相们，都小心地闭上了嘴。

这是他生平最斗志昂扬的时刻，每一步都走得急切而干脆，谁都看得出，与其说为维护皇帝的尊严，还不如说，这位御史大人，是在为进行中的“变法”运动扫除障碍，清除所有挡在路上的人，不管对方来头有多大，名声有多显赫。

他选择了拿苏轼开刀。为什么呢？首先，苏轼这个人大嘴巴，他当时远离中央，在地方上做太守。新法推行中的许多弊端，他亲眼看到，不敢明说，背地里和亲朋好友可真发了不少牢骚。他又擅长诗文，提笔一首一首，字里行间，少不得含沙射影。这一点尤其讨厌，因为他是名人，而名人说话的影响力，总是巨大的。

然后，在朝在野，苏轼都有极好的人脉，连新党中都有他很多好友。尤其，他和蛰伏于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交情深，明里暗里，为司马光被罢免鸣了好多不平。所以，在新党眼里，苏轼这块拦路石，简直比司马光还碍事。

舒亶并不是单独跳出来的，他的同伴，还有他御史台的一批同仁：李定，何正臣等等，大都是变法运动中，经王安石选拔而倔起的政坛新秀——苏轼曾在诗文中讽刺地称他们为“新进”，深示不屑。作为大宋第一才子，偶像级人物，苏轼这种态度，对“新进”们来说，还真是挺伤人的。好在，现在他们不用再忍气吞声了。

于公于私，苏轼都必须被除掉。这是新旧两党关键一战。

王安石此时正隐退金陵，接过变法大旗的是吕惠卿，野心勃勃、深沉精明的“福建子”。吕惠卿的风格比其导师可强悍多了。他一上台，新党党众都干劲十足了。

舒亶身在御史台，这是攻击政敌的天然好位置。御史台的人，理论上严禁参与党争，严禁与大臣们私交，但，会被严禁的事，就说明永远不会禁得住。何况，御史也是人，也有思想自由的好不，谁能管得住一个小小御史，在私下里，在内心深处，是个坚定的新法拥戴者呢？

舒亶就此被推上了前台，于聚光灯下兴风作浪。他干得很好，瞬间弄倒苏轼，司马光以下的旧党主力，几乎一网打尽。

用现代语言来形容，舒亶就是一根矫健的“棍子”，这样的棍子手，在中国的政治斗争史中从来不缺，他们的伎俩谈不上多高明，可以倚仗的，是当权者对下属的警惕，是大人们的互相倾轧，而最重要的，他们很懂得人的私欲是怎么回事，并且擅长利用它，所以出手往往稳准狠，令人很难招架。

“乌台诗案”，在文祸稀少的北宋政坛上，可谓一朵奇葩，诱人之处，连向来八面玲珑的副相王珪，都忍不住抛下了他的赌注。他受舒亶的启发，拿着苏轼的一首诗，跑到皇帝面前告状。诗是咏桧树的：“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个话太毒了，陛下您看，苏轼他根本不认您当皇上，他这是谋逆啊！

不幸，皇帝没上这个套，宋神宗冷冷地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本来苏轼的事已经够烦了，朝堂乱成一团，后宫内，曹太后抱病求情，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也驰书进谏……焦头烂额之际，突然跳出个蹩脚的马屁精，企图侮辱皇帝的智商，宋神宗气不打一处来。

王珪身为副相，三朝元老，在北宋政坛上也算很有特色。其为官宗旨就是明哲保身，无过即为有功。新旧两党打得炮火满天，他一直作岿然无视状。此刻竟亲自来打小报告，实在有失相公体统，碰一鼻子灰也是活该。由此也可见，能让这等老奸巨滑出手，可见“乌台诗案”，于东坡和旧党，形势多么恶劣。

“乌台诗案”，最终有了一个两党都不太满意的结局，但于苏轼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他只是被贬到黄州，由地方看管。相关涉案人员，驸马王诜身为皇亲，第一时间给犯人报信，被免官。王定国，老爱跟在苏轼后面喝酒鬼混，被发配岭南宾州。弟弟苏辙降职外调。其他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人，都被重金罚款。

舒亶很不满意，连上奏章，痛加陈词，要求将司马光、苏轼等人处死——读史至此，也不禁愤怒了，你有完没完啊！用得着赶尽杀绝么？

舒亶后来名列《宋史》“奸臣传”，同时代名臣大儒，在纸页里光芒四射，越发显得他这个小角色，像苍蝇一样可厌了。

不过，若平心静气，从事件背后潜下去，把这“小人”的一生摊开来，从头阅读，也许会发现，事情还有更多看点。

舒亶来自浙江慈溪的普通农家，求学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于英宗时代考中进士，礼部考试中名列第一，此时年仅二十四岁。那是北宋英才竞出的时代，能够脱颖而出，可见其才华绝非泛泛。据说是：博闻强记，挥笔成文，加上身材高大，眼神坚定，一眼望去，毫无疑问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

年轻人初入仕途，任临海县尉，主管地方治安。上任不久，去抓一个喝多了殴打后妈的犯人，醉鬼嘛，看见官兵来了还耍横，县尉大人大怒，亲身上前，一刀斩之。

往好里说，这叫嫉恶如仇，往坏里想，是草菅人命。舒亶自己也情知不像话，写了请罪表，主动辞职滚回家了。王安石听说后，很赏识他，变法正需此等猛人，遂调来京城。不久被派出使西夏，谈判疆界事宜。西夏跟宋朝刚打完战呢，这家伙单枪匹马就去了，被人家拿刀架在脖子上，仍大模大样，慷慨陈词，把人家弄得没办法。

这些日子里，舒亶成了新党的坚定拥护者——先别管出于投机，还是真诚的理想，总之，为了维护变法，他连干了几件得意事，包括郑侠“流民图”一案，相应的，官职越来越高。

他办事的特点，是严苛冷酷，板着脸坐在堂上，一副铁面无情的样子，俨然正义女神的仆人。所以后来，他就被派到御史台去了。

在御史台，除了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舒亶还有件被人戳脊梁骨的事。同属新党，并曾对舒亶有举荐之恩的张商英大人，有次写信来，附寄女婿的文章，说请指点一二。舒亶倒好，把信和文章都送到皇帝那去了，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工作，这个罪名不小，正好踩到皇帝痛脚上，张商英立刻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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