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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外漂游十多年,总算回到美国,住在曾经熟悉的一个小镇上。窗外有开阔的天空,茂密的树林。环境无可挑剔,尤其在春天和秋天。但是,不过一两个月,我就感觉极不对头。
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究竟哪儿好,哪儿不好,是否真的适合人类居住?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细腻,很微妙,就像讨论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我们时代的经济专家们,大抵偏爱刚性的指标,比如人均收入、人均教育、居住面积、绿化面积,等等。这些数字排列,对于吸引投资、规划房地产开发、鼓励旅游,或许有推动作用。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在来去匆匆的日常生活里,能否找到真切的归属感、舒畅感?用貌似科学的系列指标去套,其实文不对题。
我离国25年,可算一名沧桑老侨。对于25年里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变化,由起初的陌生隔膜,到最后重新熟悉,也算经历了夹带甜酸苦辣的逐渐认识。有幸结交了一些新朋友,不敢忽视他们的经历智慧或生命追求。我理解,中国人在追赶一个目标。根据权威的推测,再过25年,确有可能达到那个目标。但我有句话,憋在心里多年,一直说不出口;不忍心浇灭别人的希望,更没力量面对自己的失败和痛苦。今天,不妨就说出来:美国是个顶糟糕的国家;不谈什么外交国防,那东西另说;我指的是作为普通人,不论是新移民还是本地人,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一生的感觉。中国人的万米赛跑,倘若以美国的彼岸作为目标,那真的不妨再想一想。现在退出竞赛,也不丢面子。我蹉跎大半辈子,当了一回美籍华人,得出这么个吃里爬外的丧气结论;因为意识到生命之渺小短暂,内心的幸福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鞋子合不合脚,确实只有自己才能知道。
美国的天比中国蓝,草比中国绿;总体而言,居住的面积,可能也宽敞一些。有些地区,既荒凉又土气;但也有更好的地方,繁茂而清新,宽阔而寂静,充溢着宁馨的生活气息。美国主要的问题,不是经济,或所谓“民主不民主”;虽说发生了金融危机,尚待复苏。平心而论,美国的政府官员、地方警察和各级法院还算通情达理,不常听说格外严重的舞弊情形。若是抱怨美国缺乏自由,未免吹毛求疵,钻牛角尖。
问题是,硬件一应俱全,而你却感觉非常不好,往往还说不出是为什么,这是最糟糕之处。压抑,乏味,没劲。城市没劲,乡村没劲;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郊外“新开发中产社区”,更是超级没劲。这不是笑话,那无以形容的憋闷、疏离、焦躁,还有麻木,能把好好的大人或小孩给活活逼疯。
你可能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但是忽然见到你的陌生邻居,还是会习惯性地高扬起手,运足丹田之气,做乐观向上、意气风发状,大叫一声:“Hi!——GREAT!”(嗨!——好极了!)不为别的,这是美国的大众风俗。当然,如今也会时时遭遇另一个极端:比如说,某一天早晨,你在空渺寂静的人行道上信步行走,忽然有一位身着紧身长跑服的金发妞,在离你还有20步远的地方,就怒吼一声:“EXCUSEME?!”(不好意思!让一让?!)这意味着,你居然在人行道的同一端出现,侵犯了她的视觉空间,破坏了她努力维持的好心情。
二
从我住的绿色郊外小镇,搭小火车进费城。从火车总站出口,小心迈过斜躺在地上、浑身发臭、喃喃自语的黑人流浪汉们,转个大弯,就是进纽约的福州大巴。等候大巴的乘客,与刚才小火车上的乘客们一比,如同白昼黑夜,差别明显。
30年前,闹完民权,美国英语里逐渐出现一堆礼貌的隐晦词,比如“内城青年”、“学习有障碍的孩童”、“当代城市文化”等等,其实一概是指黑人和有色人。同无数其他中国侨民一样,我向来惦记着怎样“融入主流”。于是,这一串主流人士们时时挂在嘴上的中性词汇,其真实含义,到最近我才充分领会。
大巴价格低廉,单程一两小时,日夜穿梭,不做清洁打扫,车内气味可想而知。一小半的乘客总归是福州大娘和打工仔们,各持手机,方言抑扬顿挫,震撼全车。又穿插着衣着落拓的大胖黑人,或矮小精瘦的墨西哥人;最后几位模样尚好,然而表情极不自然的,便是零零星星的白皮肤男女乘客。别人都没什么,唯独他们几位,那神色、做派,站起来怕磕着脑袋,坐下去怕脏了裤子。看那女孩,板着脸,绷着脖子:生怕谁碰了她的皮包,看她一眼,甚至要求与她并排坐。省那几十美元,不惜屈尊与“族裔人士”打成一片,真难为他们喽。在这臭烘烘的车上多坐几回,我亦不再感叹祖国何以尚未融入世界。
小镇生活乏味,只得频繁乘大巴上纽约找朋友散心。慢慢地,我亦不能不注意到由大巴转入郊区小火车时,整个人群格局发生的明显跳跃。简而言之,小火车的乘客基本上是白人,因为“绿色郊区”大抵是“白人”的同义词。出于环境的考虑,也许还出于潜藏内心的遗留自卑和攀爬心理,我选择与当今美国中产阶级白人比邻而居。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不智的决定。在我住所的周围,极少见到行人,除了歪歪斜斜的老者和放学的孩子。但每次踏上小火车,从各个角落射来的极力掩饰但明显戒备和异样的眼神,使我不能不怀疑自己患了妄想症。直到有一两回无端陷于与检票员的微小争执,立时又感受到数对尖利的眼神直直朝我射来;这时我才意识到,对那些眼神背后的无声信息,并不是我做了过分夸张的想象。
现在是2010年,不是1910年,我不断提醒自己这一点。莫非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难道“融”来“融”去,“融入”了半天,这颗果子的深处与内核,竟是这么一团东西。这些年,我不在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20年前进步热情的小姑娘,如今成了愤愤不平的老婆娘。随“冷战”胜利而来的全民优胜感,90年代的扩张狂、物欲狂,全都成了遥远的记忆。阳光下五彩缤纷的水泡气泡散去了。从搁浅的船上,看清了一潭死水下亘古不变的黑色礁石。我坐在回家的小火车上,无法想象出是谁把选票投给了一位能言善辩却碌碌无为的黑总统。美国白种人的心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尤其是在社会中层和下层。
三
我也须得上班,出差,常去别的城市。浮光掠影,在不认识的地方泡个三五天,享受一点新奇和未知,感觉好些,特别是当繁忙的事务占满了每天的时间。不过,随便登上一列火车或一班飞机,只要是互不相识的公众临时聚集场所,还是时时察觉到人群中隐约的相互戒备、排斥,甚至畏惧。这种阴暗能量,超乎我的想象。25年前,我刚到美国时,似乎尚未如此。我那个小镇上原来两家书店,都已关门大吉,也找不到几家像样的咖啡厅、餐馆。人们显然大部分时间坐在家里,不和陌生人分享公共的空间。
有时我凝神回忆在其他国家旅行时的一些细节,试图找出某种答案。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之间,真有那样大的不同?或是我,一个敏感的异乡人,自己杜撰出来太多的错觉?在许多国家,我语言不通,谁也不认识,算是彻彻底底孤家寡人了。若要说种族文化的疏离性,岂不比美国更严重百倍?然而我每天出门,看看灰蓝的天空,沉寂的人群,在晨风中抖动的树叶,却感到漫无边际的从容、欢欣、自由自在。
绝大多数的欧洲和亚洲城市,都为闲散遛弯的行人,提供了多多少少参差层叠的细节感和环绕感:怪异的招牌,弯曲的小道,褪色的旧门,巷里的酒香。按中国人的通俗话,这叫“人气”。酸一些的文化人,可以添上“情趣”、“底蕴”、“厚重感”或别的什么形容词。平凡人参与不了帝国兴盛的大事业,只是柴米油盐、生老病死而已;所有那些无聊细节,便是生活的见证、家园的记忆。美国的城市,除了两三个特例之外,更像超大停车场和高层写字楼的雄壮汇合,为远程驾车上下班者提供了充足的泊车空间。几个刻意“打造”的生活区,也只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品牌店、礼品店,还有不远处清晰可见的加油站。
并非所有的欧洲城市都是博物馆、咖啡馆、街心花园,特别是那些转型中的斯拉夫东欧地区,横逆与艰辛的历史痕迹处处可见。离开欧洲前,我又去了乌克兰。按照国际媒体的例行描述,那真该算是一个悲惨国家了:橙色革命了又反革命,经济衰退,国家欠债。然而我见到的基辅,多处有细微的改善。走出艳俗单调的市中心,处处可见设计别致的新建筑,山坡上茂密的树丛看不出遭到过明显的破坏。普通居民闲散宁静,谦和友善,尽管他们过得拮据。
除了西北海岸的波特兰市之外,美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同十几年前相比,都看不出有明显的改进。不论是纽约、费城,还是芝加哥,看不出有朝向更加丰富、更加优美努力的痕迹。在一些小报和网站上,看到零星的另类言论,比如节能生活、重建社区、反省单纯经济发展主义等。当然,还注意到黑总统热情推介的“改变”。我的童年记忆里,依稀记得“改革”的气氛。1980年的中国,整个社会,上上下下;苏醒,振作,饥渴求知,另辟蹊径。在今日我所见到的美国基层,丝毫感觉不到相似的急迫、动力和对外界未知事物的好奇。在我的小镇上,那些邻居们还是驾着巨型越野车走三个街区去买邮票。只有一次,似乎是退休教授模样的老人和我搭话,问我是不是电脑工程师,楼里可爱的亚裔小孩是不是我的儿子。我说不是,刚从欧洲和亚洲游历回来。他困窘地笑笑,对这个信息未表示出任何兴趣,然后点头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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