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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万历皇帝猛回头 清算张居正（第1页）

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长达十年，在帝国历史上璀璨夺目的万历初政，竟然是在这种波诡云谲的重重黑暗中拉开的序幕。这实在算不上是个好的开头，其诡异乖戾之处，令人无法想象后面的结局会是皆大欢喜。

对于张居正来说，不幸的是：这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其丰采”的杰出政治家，只能以这种阴暗的开端，涂抹着自己的脸谱。仿佛挥舞了一支过于粗暴的墨笔，黑墨淋漓之际，使他后来那些对帝国真正伟大的贡献，也变成令人不忍卒睹的花脸。

这还不算，最大的不幸则是——

从张居正一生行状判断，他或许真的不在乎自己的生前身后名。然而，诚如帝国政治所一再展现的那样，此种作为，在多数情况下，伤害的常常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声，甚至主要不是名声。与二十五年前投身帝国官场的“储相”庶吉士相比，今年四十八岁、年届知命的张居正，已然是帝国首辅。当年那些无限的可能性，如今，已经明确而具体地铺展在他面前。然而，他却很有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置身其中的棋局，如今，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盘死棋。

就像没有人能够沿着错误的道路走到正确的目标一样，也没有人能够盘活这一局已经死透了的棋。从此以后，张居正真心实意、雄心勃勃地为帝国所做的一切，客观上，可能只是让这盘大棋死得更快而已。

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看，的确很难得出其他的结论。

除了与冯保之间的知音默契，小皇帝朱翊钧及其母亲慈圣李太后的“倾心委倚”，则是张居正能够大展拳脚的另一个必要条件。

按照《明史》所载，李太后出身于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漷县治所在今天北京通州东南的漷县镇。此地在元代为漷州，下辖今日河北省的武清、香河两县。明初太祖时漷州为县，到清代并入通州。太后家境贫寒，其父李伟为避兵祸，逃难来到北京。初进裕王府时，李太后只是一个低级侍女，后来受宠，生下皇长子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隆庆元年晋封为贵妃。而正宫陈皇后体弱多病，且没有生育，一度被“移居别宫”。种种迹象表明，她与李贵妃和做皇帝之前的皇太子相处融洽。

按照皇家制度，新天子即位，应尊先帝时的正宫皇后为皇太后，有亲生母亲须称为太后者，要另外再加徽号作为区别，就是地位略低于正宫皇太后的意思。这种情形，显然无法令万历皇帝和他的亲生母亲满意。另外无法满意的，则是冯保与张居正。于是，冯保以两宫太后并尊暗示张居正。最后，张居正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尊陈皇后曰仁圣皇太后，尊李贵妃曰慈圣皇太后，从此，两宫太后并驾齐驱，没有了区别，遂成帝国定制。有一次，小皇帝玩得高兴，对自己的首辅大臣说：“昨天，大内百花盛开，我奉陪母后赏花盛宴，开心极了。”他说的母后，指的当然是自己的生母李太后。张居正奏曰：“仁圣陈太后那儿长期寂寞，恭请皇上能够放在心里。”小皇帝颇以为然，回宫报告自己的母亲后，亲自驾往陈太后所居宫殿，将其接到鲜花盛开处，再设盛宴赏花，尽欢而散。

张居正心思细密，应该令两宫太后深感欣慰。

官修正史《明史》在谈到李太后时说：太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治理国家，臻于富强，太后“之力居多”。表明这位皇太后确实曾经给予了张居正相当大的支持。

许多年以后，在给帝国晚期政治带来重大影响的所谓“国本之争”中，万历皇帝对册立自己不喜欢的皇长子为太子一事迁延乖张，太后问他是什么理由，万历皇帝回答说：“因为他是都人之子。”太后大怒，曰：“你也是都人之子！”已年届中年的万历皇帝惶恐万状，跪俯在老太太面前不敢起来。“都人”是当时宫廷内对低级宫女的称呼。后来，几乎受到皇帝终身宠爱的郑贵妃，想以为太后祝寿的名义，让自己亲生并备受皇帝喜爱的福王留在北京，太后很不客气地反问：“我的儿子潞王是不是也要到北京来为我祝寿？”帝国制度，凡成年的皇家亲王，必须到各自的封地去，非皇帝宣召，不许在北京逗留。这位不好惹的老太太，可能是那位倒霉的皇长子，最终能够成为皇太子并登上皇位的重要原因。

慈圣李太后对儿子的管教之严，在历代帝后中是有名的。长时间罚跪是她惩处万历皇帝错误的常用手段。经常是小皇帝哭泣着保证改过，才被允许站起来。每次小皇帝读书下课回宫，太后都会让他模仿讲官，在自己面前复述讲习内容，以考查并巩固其学习成果。每临早朝，太后则必会在五更时分，大约是早晨四点多钟，亲自去叫醒小皇帝，命宦官们将睡意正浓的皇帝强制扶起来，洗漱装束，看着他登轿而去。对于十几岁十分贪睡的孩子来说，其痛苦可以想见。

丈夫死后，这位来自平民家庭、如今富贵已极的皇太后，一个最大的心愿，可能就是儿子能够成为名垂青史的圣贤之君。驱逐高拱之后，她对张居正寄托了无限希望与信任，“大柄悉以委之”，就是将军国大政全部委托给张居正处理，称得上全心全意。据说，她训斥万历皇帝时特别喜欢用的一句话是：“要是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这种情形，很像那些拿“狼来了”制止小孩子啼哭的民间妇女。可以看出，其间并无恶意，充满敬意。

后来，甚至到小皇帝已经长到十八岁，娶妻生子，按照帝国惯例早已到了亲政——主持国家大政的年龄，张居正“乞休”、“归政”，就是请求退休，将大政归还皇帝时，皇太后仍然命皇帝传达了自己的断然回答：“请张先生辅导皇帝到三十岁，那时再商量由人接班也不迟。”这位皇太后一口气活到了万历四十二年，仅仅比自己的儿子万历皇帝早死六年。假如张居正能够像严嵩或徐阶那样，寿命足够长的话，后来的情势发展可能会变得特别有意思。

从人的心理发育规律看，假如真的用狼吓唬孩子的话，大概可以在这孩子的心中有效地培养出对狼的终生恐惧；而若不是狼而是人的话，那么，这种恫吓一遍遍重复的结果，则可能会在小皇帝心中，既培养起对张居正的敬畏之心，却也完全有可能为皇帝未来的逆反心理，埋下意味深长的伏笔。

不幸的是，情形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以国人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力，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正值盛年守寡的李太后信任与支持张居正，有着其他方面的微妙考虑，譬如男女之情一类。

公元1572年，即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驱逐高拱的第四天，小皇帝单独召见了张居正。这次平台召见很有名，是张居正位居帝国首辅之后，与皇帝之间的第一次奏对，大体确定了十年万历初政的基调——

小皇帝对张居正慰劳备至，说：“先帝活着时多次告诉我，先生您是忠臣。今后，所有的事情都要先生尽心尽力地辅佐。”

张居正泪流满面，跪俯在地上，顿首泣谢，曰：“臣承蒙先帝厚恩，不敢不竭忠尽力，以图报效。方今国家大事，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讲学亲贤，节用爱民，是为君之道所最首要的，恳请皇帝圣明留意。”

小皇帝回答道：“善。”第二天，张居正于心潮难平之中，向小皇帝呈献了十年辅政生涯中的第一份奏疏。其中谈道：

“为臣之道，必须出以公心，不谋私利，才能称得上一个忠字。臣子我从小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对这个字烂熟于心。走上官场之后，兢兢业业，没有做过什么堕落、从而玷污这个字的事情。”

“如今，承蒙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人非草木，我怎能不激励自己奋发有为！”

“我要谨守祖宗旧制，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心好恶取舍。”

“我要以区区之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居正希望皇帝“念念不忘祖宗缔造国家的艰难，念念不忘先帝托付的重任，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悠悠之治”。从中，不难看出张居正心潮激荡，必欲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以至于四百多年后读来，仍令人不免感慨万千。

从纷纭驳杂、汗牛充栋的各种记载中，很难得出张居正与王安石一样，进行过大规模变法的结论。尽管后来——直到今天的人们时常把这两个人的作为，并称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变法”，认为此二人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伟大改革家。甚至在张居正如日中天、大权在握时，就曾经有人将张居正类比为王安石，而对其进行猛烈抨击。

这种说法十分可疑。

姑且不论成败，王安石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其财政、金融等经济思想与观念，系统、高明而且超前，并确实曾经在大宋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里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制度变革。

张居正则在帝国官场长期熏陶下，缺少深入系统的思想理念，他更多凭借的是申不害韩非子古老术家与法家那一套权谋智术。因此，在制度层面上，我们找不到或很少能够找到张居正进行或试图进行变法的证据；在理论层面上，也很难看出他有什么富有创意的贡献。他所做的一切，大体是在现有制度、体制框架内进行的。诚如张居正自己所说，他要做的，“惟在遵守祖制”，“为祖宗谨守成宪”。

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张居正所追求的目标，可能就是用谋略、强力手段，恢复祖宗——朱元璋时代的帝国制度活力，从而，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达到民富国强。举凡张居正十年施政举措，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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