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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脖子上的安娜（第1页）

一

婚礼以后，就连清淡的小吃也没有了。这对年轻人喝了一杯酒，便换上衣服，坐车到火车站去了。他们没有举行快乐的结婚舞会和晚宴，也没有音乐和跳舞，而是到二百俄里之外去参拜圣地。许多人都赞同这种做法。他们说，莫捷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已经身居要职，而且不年轻了，热闹的婚礼对他也许显得不大合适了，况且又是一位五十二岁的官员娶一位刚满十八岁的姑娘。音乐会令人感到乏味。他们还说，莫捷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个规矩人，他之所以要到修道院去旅行，只是要让自己年轻的妻子知道，在婚姻中他也把宗教和道德放在首要地位。

大家都来给新婚的年轻夫妇送行。一群同事和亲戚手捧酒杯站在那里等候着，火车一开便高喊“乌拉”。新娘的父亲彼得·列昂契奇戴一顶高筒礼帽，穿一身教师制服，已经喝醉了，脸色很白，老是端着酒杯向窗子旁边探过身去，央求说：

“安尼娅！安尼娅！安尼娅，我说一句话！”

安尼娅从窗口向他探出身来，他就小声对她说话，一股酒气袭来，吹向她的耳朵。什么也听不清楚。他在她脸上、胸口上、手上画十字。这时他的呼吸发颤，眼睛闪着泪花。安尼娅的弟弟彼嘉和安德留沙这两个中学生则在父亲的后面拉了拉他的制服，不好意思地小声说：

“爸爸，行了……爸爸，别说了……”

火车开动时，安尼娅看见父亲在车厢后面踉踉跄跄地跑了几步，杯子里的酒也洒了。他的脸容是多么可怜、善良而又愧侮啊。

“乌—拉—拉！”他喊道。

现在就只有新婚夫妇在一起了。莫捷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察看了一下车厢，把物件放在架子上，便在自己年轻妻子的对面坐下来，微微笑了笑。他是一位中等个头的官吏，相当丰满，很胖，保养得很好，鬓须很长却没有唇髭。他那剃光了的、轮廓分明的下巴活像脚后跟，他脸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唇髭。这块刚剃过的光秃秃的地方逐渐地延伸到胖得像果冻一样的发颤的脸颊上。他外表庄重，动作从容，态度温和。

“我现在不由得想起一件事，”他微笑着说，“五年前科索罗托夫获得二等圣安娜勋章去向大人道谢时，大人曾作下面的表示：‘那么你现在已经有三个安娜了：一个挂在你的纽扣孔上，两个挂在脖子上。’必须说明，当时科索罗托夫太太，一个特别爱挑眼的轻佻女人，刚刚回到科索罗托夫身边，她的名字就叫安娜。我希望，我获得二等安娜勋章时，大人没有理由再说这同样的话。”

他那双小眼睛微笑着。她也微笑着，可是当她想到，这个人随时都可以用其又厚又潮湿的嘴唇吻她，而她却没有权利拒绝他时，她便心慌意乱了。他那胖大的身体稍稍一动，她就会吓一跳，她觉得他又可怕又讨厌。他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从脖子上摘下勋章，脱掉上衣和坎肩，穿上长袍。

“这样就好了。”他说道，在安娜身边坐下来。

她想起了举行婚礼时的那种难受。当时她觉得，不论是牧师或宾客和教堂里的所有人都用忧郁的目光看着她：为什么，为什么她，一个可爱、漂亮的姑娘竟嫁给这么一个乏味的、岁数那么大的人呢？就在今天早晨，她还感到很高兴，觉得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可是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和现在坐在车厢里的时候，却觉得自己错了，受骗了，可笑了。瞧，她嫁给了一个有钱人，自己却仍旧没有钱，结婚礼服还是赊账缝制的，而且今天父亲和弟弟给她送别时，她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身上仍是分文无有！他们今天能吃上晚饭吗？明天呢？不知为什么她觉得，现在她不在家，而父亲和孩子们都正在家里挨饿，她感受到像母亲出葬后第一个晚上的那种忧伤。

“啊，我是多么的不幸！”她想道，“我为什么会这么不幸呢？”

莫捷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一个稳重的、不习惯于与人交往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扶了扶她的腰部，拍了拍她的肩膀，而她却还在想着钱，想着母亲，想着母亲的死。母亲死的时候，她的父亲彼得·列昂契奇，一个中学里的图画和习字教员，喝上了酒，从此家里就穷了。孩子们没有鞋穿，父亲被告到民事局那里，有个法官去他家查抄了家具……多么丢人啊！安尼娅只好去照料醉酒的父亲，给弟弟们缝补袜子，到市场上买东西。当有人夸她漂亮、年轻和妩媚时，她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她那顶廉价的帽子和用墨水染过的鞋上的窟窿。每到晚上她就哭，而且有一种摆脱不了的恐惧的思想。她认为，父亲由于有喝酒的毛病，很快就会被学校辞退，而他会受不了，从而也像母亲一样死去。后来相识的太太们出来张罗，要给安尼娅找个好人家。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这个莫捷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他既不年轻，也不漂亮，但是有钱。他在银行里有十万存款和一个租赁出去的地产。此人行为规矩，颇受上司的赏识。有人对安尼娅说，他可以求大人给中学校长，甚至督学写封信，让学校不要辞掉彼得·列昂契奇……

正当她在回想这些琐事时，突然从窗口传来了音乐，还夹杂着人们的喧哗。这是一列火车在小站停下来了。在月台后面的人群中，人们正热闹地玩手风琴和廉价的声音刺耳的小提琴，从高耸的桦树和白杨树后面，从沐浴在月光里的别墅后面，则传来了军乐队的音乐，想必是别墅里在举办舞会。避暑客和城市居民都在月台上散步，他们是趁好天气到这里来呼吸新鲜空气的。这中间有一个又高又胖的黑发男子，叫阿尔狄诺夫，他是个富翁，是这里所有别墅地产的业主。他长着一双暴眼，脸形很像亚美尼亚人，穿一身古怪的服装：他穿着衬衣，胸前却完全敞开，脚上穿一双带马刺的高筒鞋，黑色斗篷耷拉在肩膀上，像长后襟一样直拖到地上。两条猎狗用尖尖的嘴脸探着地面，跟在他后面走着。

安尼娅眼睛里仍闪着泪花，但她现在已经不回想母亲，也不想钱、不想自己的婚礼了。她握了握她认识的中学生和军官们的手，欢快地笑着，快速地说：

“你们好，生活得怎么样？”

她走到车站的月台上，站在月光下，让大家都能看见穿着漂亮衣裳、戴着帽子的整个的她。

“我们的火车为什么在这里停下来呢？”她问道。

“这里是会让站，”人们回答她说，“大家在等邮车开过来。”

她发现，阿尔狄诺夫在看她，便卖弄风情地眯缝着眼睛，大声地说法国话。因为她的声音是那么好听，因为她听到了音乐，因为月亮映在水池里，因为阿尔狄诺夫这个出名的好色的淘气鬼如此贪婪地看着她，还因为大家都兴高采烈，她突然快活起来。当火车开动，她所认识的军官们向她行军礼告别时，她索性哼起了波尔卡舞曲，这个曲子是从树林后面的军乐队传来的。她带着下面一种感觉回到了自己的车厢，就好像这个小车站的人们已向她保证：她将来无论如何都一定会幸福的。

这对新婚夫妇在修道院里逗留了两天，然后回到城里。他们住在公家的住所里。莫捷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去上班的时候，安尼娅就在家里弹弹钢琴，或者因为无聊而哭哭鼻子，要不就躺在躺椅上看看小说，翻阅时装杂志。午饭时莫捷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吃得非常多，并且谈论政治，谈论任命、调职和奖励，谈论人必须劳动，家庭生活不是享乐，而是尽义务，还说卢布是由每一个戈比节省来的；他把宗教和道德看得比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要高。他用拳头握着一把餐刀，就像握着一把剑似的说：

“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责任！”

安尼娅听着他说话，很害怕，无法吃饭，常常是饿着肚子从桌边站起来。午饭后丈夫就去休息了，并且鼾声如雷。她便回家去看自己的家人。父亲和孩子们用一种特殊的眼神看着她，似乎在她进门之前，他们还在指责她不该为钱而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令人厌烦的、枯燥乏味的人。她那窸窣作响的连衣裙、手镯、全身的太太气派都使他们感到不舒服，感到受了侮辱。他们在她面前有点发怵，不知道对她说些什么好。不过他们都像从前那样爱她，吃饭时她不在，他们会觉得不习惯。现在她坐下来与他们一起吃饭、喝汤，吃带有蜡烛味的羊油煎的土豆。彼得·列昂契奇用发颤的手拿起小酒瓶，斟了一杯酒，令人难堪地迅速而又贪婪地喝了下去，接着又是第二杯，第三杯……彼嘉和安德留沙这两个又瘦又苍白、眼睛很大的孩子夺过小酒杯，张皇失措地说：

“别喝了，爸爸……够了，爸爸……”

安尼娅也不安起来，恳求他别再喝了。他却突然冒火了，用拳头捶打桌子。

“任何人也不许来管我！”他喊道，“顽皮的小男孩，小姑娘！我把你们全都赶出去！”

不过，在他的声音里却流露出软弱和善良，所以谁也不怕他。平时午饭后，他总是要打扮一下自己。他脸色苍白，下巴上有一块刮胡子时留下的割伤的刀痕，他伸长脖子要在镜子面前足足站上半小时，修饰着自己，时而梳头，时而捋捋自己的黑胡须，洒上一点香水，领带扎成花结，然后戴上手套和圆筒高帽，到私人家教馆去了。如果碰上假日，他就待在家里。画画或弹奏小风琴，琴声吱吱响、嗡嗡叫，他极力想弹出匀称、和谐的声音来，并且伴着唱；要不就对孩子们生气：

“恶棍！坏蛋！你们把乐器弄坏了！”

每天晚上，安尼娅的丈夫都跟住在公家房子里的他的同事们一块儿打牌。打牌时，那些官太太也聚在一起，在住所里开始说人家的各种坏话。这都是些其貌不扬、装束不雅，跟厨娘一样粗俗的女人。她们说的话也跟这些太太本人一样丑陋和乏味。有时候莫捷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带安尼娅去看戏。幕间休息时，他也不让她离开自己半步，挽住她的胳膊，就在走廊和休息室里走一走。每当跟人打招呼时，他都立即小声对安尼娅说：“这是五品文官……大人接见过他……”或者说：“此人有家产……有房子……”他们经过小卖部时，安尼娅很想吃点儿甜食，她喜欢吃巧克力和苹果点心，但自己又囊中羞涩，也不好意思向丈夫开口。他呢，有时拿起一个梨，用手指捏了捏，犹豫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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