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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1页）

俄罗斯有句苦涩的谚语：过去是难以捉摸的。每个历史学家都知道这是多么真实。什么是重要的历史事件，怎样的问题才值得进行学术研究，什么主题亟待探讨——这些问题都随着当今世界关注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只是一个巧合，比如过去和现在的某个相交时刻，就可以让历史学家找到正确的问题。这本书以一种巧合的方式开始，背景是关于内战意义的两场穿越时空的争论。

内战并不是我曾经期望的主题，更不是我想要花费时间钻研的主题。然而，在2006年末，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市的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Library）工作。这座图书馆在洛杉矶南部仅20英里，正是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的发生地，但你永远无法从那些低矮的新古典建筑，它的世界级花园，或它著名的英国艺术收藏品中猜出它。在最具破坏性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时期，我的研究主题就已经浮现。然而，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在2006年10月至2007年1月期间，平均每月有3000人——包括士兵和平民、伊拉克人和入侵者——在伊拉克的军事冲突中丧生。[1]

就在那期间，我从亨廷顿图书馆丰富的收藏品中发现了弗朗西斯·利伯的论文。至少在美国军事法律领域，利伯是最早系统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之一——敌方战斗人员的现状、俘虏的待遇，以及军事司法的规则。在小布什（GeorgeW.Bush）政府发动“全球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问题成为头条新闻。当我研究利伯的信件和草稿时，我发现在应对内战的挑战时，过去和现在的处理方式非常不一致。在美国、伊拉克以及其他地方，大家对于当前美索不达米亚的冲突性质的辩论开始白热化。19世纪中期利伯定义内战时的困惑，以及21世纪初将内战这个词应用在伊拉克的复杂性，我觉得两者就好像漫长的历史之旅的两个节点，连接着古罗马、近代和现在。

在亨廷顿图书馆顿悟的几周之后，又一次偶然的机会促使我去研究内战。2007年2月，我在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开始写作《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TheDeclarationofIndependence:AGlobalHistory）这部书。当时的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家和前总统演讲撰稿人泰德·威德默（TedWidmer）告诉我，他刚刚完成了一项关于美国向世界输出自由价值观的使命的工作。[2]弗朗西斯·利伯和伊拉克的辩论占据了我的脑海；我冷冷地告诉泰德，我们需要的不是美国输出自由的故事，而是一段更黑暗的历史，关于内战及其意义。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快速浏览完图书馆目录之后，我确信没有人重现过内战的故事。我决定，我必须为我的那部《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写一部续篇，在研究完国家的创建（statemaking）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国家分裂（statebreaking）的历史。多年后以及经历了多场内战后，我最终写成了这部书——《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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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本书都是协作的结果；协作的方式各有不同。本书是广泛对话、好运和多年来各个地方的友情馈赠的产物。我主要感谢的机构是亨廷顿图书馆，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和哈佛大学。如果没有我在2006—2007年在亨廷顿举办的梅隆研究项目，我就不会有写作本书的想法。因此，我首先要感谢罗伊·里奇（RoyRitchie），他当时是图书馆的研究主任，虽然我的课题改变了，但他并未过多干预。

在贝尔法斯特和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发生了两件令人振奋的事情，它们形成了本书的写作框架。2010年5月，我提出了一个非常早期版本的论点，作为女王大学的怀尔斯系列讲座（theWilesLectures）内容。这对怀尔斯讲座的演讲者是既令人兴奋又充满挑战的：因为要“将演讲者的研究与文明通史联系起来”，“把对详细历史研究的更广泛影响的思考结果发表出来”。我非常感激当时的怀尔斯理事会成员——西恩·康诺利（SeanConnolly）、罗伯特·埃文斯（RobertEvans）、大卫·海顿（DavidHayton），尤其是已故的克里斯·贝利（ChrisBayly），感谢他们的诚挚邀请，感谢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机会，将内战的思想置于“文明通史”中。我也非常感谢我的部门主任利兹·科恩（LizCohen），他让我得以从职务中脱身，以便我能在特别忙的时候也可以写作和讲课。

也许作为怀尔斯演讲者的最大乐趣和特权就是有机会邀请一个学者小组，组织晚间研讨会，喝着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就一个论点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感谢邓肯·贝尔（DuncanBell）、理查德·伯克（RichardBourke）、迈克·布莱迪克（MikeBraddick）、迈克尔·霍普金森（MichaelHopkinson）、科林·基德（ColinKidd）、简·奥米尔（JaneOhlmeyer）、约西亚·奥斯本（JosiahOsborn）、珍妮弗·皮特（JenniferPitts）和亚当·史密斯（AdamSmith），谢谢他们来贝尔法斯特并提供他们的建议，还有理查德·英格利什（RichardEnglish）、彼得·格雷（PeterGray）、已故的基思·杰弗瑞（KeithJeffery）、大卫·利文斯顿（DavidLivingstone）和克里斯·马什（ChrisMarsh），他们来自女王大学的主队。大卫·海顿（DavidHayton）作为历史和人类学学院的院长，在那个令人难忘的一周，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东道主。

5年后，在2015年4月，我向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CenterforAmericanPoliticalStudies）主办的研讨会提交了一份手稿。衷心感谢加布里埃拉·布朗姆（GabriellaBlum）、达林·麦克马洪（DarrinMcMahon）、山姆·莫恩（SamMoyn）、埃里克·尼尔森（EricNelson）、约翰·斯托弗（JohnStauffer）、理查德·托马斯（RichardThomas）、彼得·戈登（PeterGordon）、詹姆斯·汉金斯（JamesHankins）和吉姆·克洛彭伯格（JimKloppenberg），感谢他们无情的批评和友好的建议，并感谢约书亚·埃尔利希（JoshuaEhrlich）记录了讨论的内容。丹·卡彭特（DanCarpenter）的慷慨支持和劳拉·唐纳森（LauraDonaldson）的组织能力对于研讨会的成功至关重要。几周后，在芝加哥大学的文化与社会学院举行了一场同样令人振奋的研讨会，对会上米歇尔·洛瑞（MichèleLowrie）和约翰·麦考密克（JohnMcCormick）提供的反馈我也衷心表示感谢，还要感谢2016年6月在比勒菲尔德大学（Universit?tBielefeld）讨论最终手稿的团队。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际事务中心（WeatherheadCenterforInternationalAffairs）给予我的假期同样是完成这本书必不可少的。

我也有幸将我的部分论点介绍给世界各地的敏锐和有兴趣的听众。感谢邀请我讨论内战问题的诸位：克里斯·贝利（ChrisBayly，剑桥大学）、阿拉斯泰尔·贝拉尼（AlastairBellany，罗格斯大学）、肯齐·博克（KenzieBok，剑桥大学）、伊娃·博泰拉·奥迪纳斯（EvaBotellaOrdinas，哈佛——康普顿斯皇家学院）、理查德·伯克（RichardBourke，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尼古拉·鲁宾斯坦讲座成员）、奈杰尔·鲍尔斯（NigelBowles，牛津大学约翰·艾略特爵士讲座成员）、查尔斯·克劳奇（CharlesCrouch，萨凡纳州立大学）、唐·道尔（DonDoyle，查尔斯顿大学）、丹·埃德尔斯坦（DanEdelstein，斯坦福大学）、远藤泰生（YasuoEndo，东京大学）、劳拉·富登（LauraFrader，东北大学）、艾莉森·盖姆斯（AlisonGames，乔治城大学）、瑞贝卡·戈茨（RebeccaGoetz，莱斯大学欧文·弗雷德里克·卡尔布讲座成员）、伊娃·马琳尼·奥斯坦纳和史蒂芬·施雷莱（EvaMarleneHausteiner，StefanSchlelein，柏林洪堡大学）、威尔·海（WillHay，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拉斯·赫勒（RussHeller，博伊西州立大学）、雅各布·胡贝尔和尼姆罗德·科夫纳（JakobHuber，NimrodKovner，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岩井润（圣学院大学）、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耶鲁大学）、克里斯蒂娜·克罗里（ChristinaKoulouri，雅典派迪昂政治经济大学）、艾莉森·拉克鲁瓦（AlisonLaCroix，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莫里斯与缪丽尔·富尔顿讲座成员）、乔纳森·里尔（JonathanLear，芝加哥大学）、桑迪·列文森（SandyLevinson，德州大学法学院汤姆·西利讲座成员）、马泰斯·洛克（MatthijsLok，阿姆斯特丹大学）、德克·摩西（DirkMoses，欧洲大学学院）、帕纳约蒂斯·罗伊罗斯（PanagiotisRoilos，哈佛大学）、海伦娜·罗森布拉特（HelenaRosenblatt，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纪念约翰·帕特里克·迪金斯讲座成员）、琼——保尔·茹比斯和尼尔·萨菲尔（Joan-PauRubiésandNeilSafier，亨廷顿图书馆）、凯瑟琳·索耶（KatherineSawyer，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布莱恩·舍恩（BrianSchoen，俄亥俄大学科斯塔讲座成员）、哈维尔·费尔南德斯·塞巴斯蒂安（JavierFernándezSebastián，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亚历克斯·谢苗诺夫（AlexSemyonov，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埃里克·施劳特（EricSlauter，芝加哥大学）、格伦达·斯卢伽（GlendaSluga，悉尼大学）、考特尼·韦斯·史密斯（CourtneyWeissSmith，卫斯理大学）、彼得·斯泰西（PeterStacey，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西蒙·斯特恩和安娜·苏（SimonSternandAnnaSu，多伦多大学法学院纪念凯瑟琳·贝克讲座成员）、迈尔斯·泰勒（MilesTaylor，约克大学）、斯皮里宗·特格斯（SpyridonTegos，克里特大学，雷西姆诺）、布鲁诺·特里布（BrunoTribout，伦敦大学）、卢恰那·维勒斯·博阿斯（LucianaVillasB?as，里约热内卢大学）、克里斯·沃特斯（ChrisWaters，普罗维登斯学院和威廉姆斯学院）、托马斯·威尔斯科伯（ThomasWelskopp，比勒菲尔德大学）、理查德·沃特莫尔（RichardWhatmore，萨塞克斯大学），卡罗琳·温特尔（CarolineWinterer，斯坦福大学）以及安吉拉·泽维尔（?ngelaXavier，里斯本大学）。

多年来，在许多其他信息交流方面，我很感激：克利夫·安多（CliffAndo）、查尔斯·巴特利特（CharlesBartlett）、加里·贝斯（GaryBass）、大卫·贝尔（DavidBell）、皮特·博尔（PeterBol）、汉娜·卡拉韦（HannahCallaway）、伊丽莎白·克罗斯（ElizabethCross）、爱玛·登奇（EmmaDench）、伊恩·唐纳森（IanDonaldson）、丹·埃德尔斯坦（DanEdelstein）、约翰·艾略特（JohnElliott）、菲利普·菲莱利（PhilipFileri）、胡安·弗朗西斯科·富恩特斯（JuanFranciscoFuentes）、迈克尔·盖耶（MichaelGeyer）、尼农·格朗热（NinonGrangé）、乔·古利（JoGuldi）、伯纳德·哈考特（BernardHarcourt）、乔·英尼斯（JoInnes）、玛雅·杰森诺夫（MayaJasanoff）、小若昂·费雷斯（Jo?oFeresJúnior）、丹尼尔·尤特（DanielJütte）、施卢蒂·卡佩拉（ShrutiKapila）、威利·卡里（VilleKari）、罗宾·基拉（RobinKiera）、克里什·库尔玛（KrishanKumar）、卡斯滕·约尔克·（CarstenHjortLange）、尼古拉斯·麦克道尔（NicholasMcDowell）、亚当·麦斯蒂安（AdamMestyan）、桑卡尔·穆特（SankarMuthu）、路易莎·奥德修斯（LouizaOdysseos）、安东尼·帕登（AnthonyPagden）、艾瑞卡·巴尼（ErikaPani）、约翰·波科克（JohnPocock）、英格里德·珀内尔（IngridPurnell）、索菲·罗森菲尔德（SophieRosenfeld）、琼——保尔·茹比斯（Joan-PauRubiés）、尼克·萨科（NickSacco）、伊莱恩·斯卡里（ElaineScarry）、鲍勃·施奈德（RobSchneider）、米拉·西格博格（MiraSiegelberg）、佐尔坦·西蒙（ZoltanSimon）、埃米尔·辛普森（EmileSimpson）、朱莉亚·西撒（GiuliaSissa）、劳里·塔提汗（LauriT?htinen）、乔治斯·瓦罗萨基斯（GeorgiosVarouxakis）、特德·威德默（TedWidmer）、约翰·维特（JohnWitt）、苏珊·伍德沃（SusanWoodward）、菲利普·韦恩（PhilipWynn）、约翰·扎米托（JohnZammito），还有安德鲁·齐默曼（AndrewZimmerman）。我也要感谢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在关键时刻的鼓励，约书亚·伊顿（JoshuaEaton）仔细地阅读初稿，特别要感谢哈佛历史系无比优秀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珍妮特·哈奇（JanetHatch）、安·考夫曼（AnnKaufman）、埃琳娜·帕拉迪诺（ElenaPalladino），还有金伯利·奥黑根（KimberlyO’Hagan），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才能够在担任系主任的时候支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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