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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革命时代的内战（第1页）

18世纪

区分内战和革命，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础前提。传统的观点认为，革命有着崇高的理想，抱有变革的希望，而内战却是带着卑鄙动机的无意义暴力。这种观点起源于18世纪晚期，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代，此时革命的概念刚刚出现。即使是在1989年东欧剧变，以及阿拉伯之春（ArabSpring）以后，这种观念也依然在持续，一直到我们如今的时代。比如，2013年11月，《卫报》发表了一篇访谈，采访的对象是一位叙利亚商人，他因为自己的祖国正在发生危机，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了土耳其。他沉痛地说起，那些反对叙利亚总统巴尔沙·阿萨德（Basharal-Assad）者所抱持的崇高理想——自由、一定的平等，还有保护伊斯兰，都已经被教派间的暴力，各种民兵组织、圣战组织（jihadis），以及与外国人的斗争所取代了。“这已经不再是反抗当权政府的革命了，这是一场内战。”[1]

表面上看，将革命和内战的概念相区分，理由确实很充分。内战通常被视为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带来的只有痛苦和灾难；而革命则被认为是创新和进步的肥沃土壤。内战让人联想到古老的怨恨和彻底的分歧，而革命则指向一个开放、发展的未来。以此类推，内战通常受到时代和地域的局限，它一般发生在特定时期内的某个国家或团体中。[2]与之形成对比，革命似乎具有蔓延性，当它发生时会遍布世界各地，至少在现代世界是如此。因此，在不断进步的人类自由过程中，某种意义上，革命定义了现代世界。但是，至少从共产主义事业在东欧和苏联受挫之后开始，当我们看待革命的时候，越来越无法忽视与之相随的巨大暴力和灾难。因此，在1989年之后，对于高尚革命的研究急剧下降，而关于野蛮内战的研究却呈现繁荣之势。这揭开了一个被掩盖的真相：伟大的现代革命的核心是内战。

这让人难以接受。传统观点认为内战代表着人类精神的枯萎和坍塌，而革命则是人类精神的实现和进步。一股如此现代的、创新的以及进步的力量，居然来自那股古老的、传统的、退步的力量，这的确令人沮丧。这并不代表，革命没有产生新的事物。正如1963年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1975）写道：“准确地说，在现代之前，革命是不存在的。革命是最新近的重大现代政治题材之一。”她将革命与其他类型的战争——包括内战——进行了对比，而她认为“内战是历史记载中最古老的现象之一”。[3]

革命和内战之间的对立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根据德国杰出的政治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Koselleck，1923—2006）的观点，革命“作为和内战对立的概念”出现于18世纪。在18世纪初，这两种表达是“不可互换的，但并不互相排斥”。在16、17世纪，欧洲各种具有破坏性的宗教冲突都与内战相联系，所以，启蒙运动时期的人们期望在未来能够避免内战这种灾难。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几乎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教育、道德、法律、政治、科学，还有宗教领域——革命都是最先进、最有益的转变的代名词。而启蒙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让非理性的、原始的、具有破坏性的内战之野草无法再找到生存的土壤，最终枯萎消亡。德尼·狄德罗（DenisDiderot）和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leRondd’Alembert）所编辑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1751—1765），是对启蒙哲学的伟大汇总，但其中没有收录“内战”（guerrecivile）这一词条，这个虽小但是非常重要的信号，告诉我们这两位启蒙运动者认为，他们的时代已经成功地根除了内战的问题。[4]这种对消除内战的渴望，同时也流露出深谋远虑的革命鼓吹计划。于是，在18世纪晚期，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相对尖锐的二元对立局面。如科塞雷克所总结的：“在很多方面，‘内战’的含义变成了无意义的循环反复，而革命开创了新局面。”[5]

但是一切都需要时间。到此，我们也应该清楚，现代革命者自认为所书写的是政治改革篇章——呈现了全新的面貌，而事实上很明显只是历史学家笔下的罗马内战的重写。这个新的脚本，与旧的一样，是意志的表现。它也会在主权问题上产生争议，也会被历史重演的恐惧所笼罩。同样的，在17、18世纪，对罗马内乱的概述催生了新的欧洲历史写作门派。这种新的写作方式，将具体某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描述成一种“革命”，即他们的侵略经历，君主制下王位继承权的争夺，以及内战。[6]

罗马人及其继承者将具体的内部斗争与宏大的叙事联系起来，认定内战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一系列毁灭性性事件。君主派和支持帝国的学者，都会将独裁统治描写成缓解日益增加的恐惧的良方。暴力动乱导致国家权力更替的故事，一直都是欧洲历史学家的写作主题，只是历史学家对这些故事进行了改造。作为革命历史，跨越了几个世纪，然后，一点一点地抹去内战的阴影。最终，革命的现代身份被重新创造出来，而内战只是它不受待见的前史，必须将其极力掩埋，但却无法真正摆脱掉。

17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重新构建了一系列颠覆性的“革命”，他们还将这种革命范式运用到罗马历史的叙述中——从早期王政时代，到共和国时期再到罗马帝国，包括了几个世纪的罗马历史。[7]例如，英国神职人员劳伦斯·埃查德（LaurenceEchard，1672—1730）所著的《罗马史》（TheRomanHistoryfromtheBuildingoftheCitytothePerfectSettlementoftheEmpirebyAugustusC?sar，1695及以后）就是遵循了这种思路，并且他还运用同样的思路翻译了法国学者皮埃尔·约瑟夫·德奥尔良（PierreJosephd’Orléans）的著作《斯图尔特王朝的英格兰革命史，1603—1699》（TheHistoryoftheRevolutionsinEnglandUndertheFamilyoftheStuarts，fromtheYear1603to1690，1722）。与此同时，历史学家维托（Vertot）在完成他的畅销作品《罗马共和国的革命史》（Histoiredesrévolutionsarrivéesdanslegouvernementdelarépubliqueromaine，1719及以后）之后，延续这一风格创作了之后的葡萄牙和瑞典的“革命”史。[8]其他效仿者则会仔细剖析欧洲历史中以及更广阔的欧亚历史中的所有革命。综观这一流派的写作，内战始终被列入革命的篇章中，但是革命在概念上却没有和内战相区分。并且，在欧洲，“革命”成了对亚洲暴力动乱的标准称呼，包括1644年中国明朝的灭亡。直到18世纪末期，欧洲人不再将亚洲的动乱称为“革命”。他们小心翼翼地保留这个词，因为他们要把“革命”一词用在自己的政治变革上。[9]

那时，当代欧洲思想家至少可以区分三种形式的内战：大概可以被称为“继承者”“超分裂主义”和“分裂主义”。“继承者”内战是君主制政体中更容易发生的罪恶。阿尔杰农·西德尼以及其他许多人就曾毫不留情地指出，自中世纪起，“继承者”内战就像瘟疫一样一直笼罩着君权，其源头就是对欧洲王位继承权的争夺。在1680年——当时，在不列颠和爱尔兰，两个斯图尔特家族正在争夺三个王国的王位继承权——西德尼写道，这种继承权的斗争就像罗马内战一样。它们是重复发生的，并且可能永远不会结束，因为他们是源于君主制的本质：“君主的暴政，和其他人渴望掌权的野心”，就意味着“一场内战的结束，就是另一场内战的开始”。[10]这是罗马内战的循环模式，转移到了后罗马时代的世界中，既包括君主制政体，也包括共和制政体。

“超分裂主义”的内战，是指对立的党派争夺同一片领地的主权。这正如罗马隐喻中所描绘的，同一个国家分裂成两派，而他们都试图取代对方。罗马人及其继承者都十分清楚，分歧本身并不是这一类型内战的主要特点。内战中的双方——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下国家统治者和反抗者——“至少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两套分裂的体系，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才是这一类型的主要特点。[11]这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而非事实。然而，起源于18世纪中期的内战的法律构建，将会对法国和美国革命期间的争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于19世纪的国际法领域也会有积极的作用，但这是后话了。

“分裂主义”内战，产生于18世纪后期，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现象。分裂，诚然也曾是罗马时期的一个内战类别。但当时的含义与后来截然不同。分别在公元前494年、前449年和前287年，罗马的底层阶级——平民——发起了暴动并且撤退到了城外。这被称为“平民撤离运动”，但最后并没有发展成为内战，而且这些运动的发生时间，远远早于罗马人将公民内部冲突称为战争的时期。“分裂”在现代的含义，更多是指一个政治团体试图脱离本来的政治权威的控制，以获得独立身份。或者用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话来说，就是“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联系，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林”。[12]18世纪晚期之前有过几个这样的先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16世纪80年代荷兰对西班牙君主的反抗；只有在1776年，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成功地从帝国独立出去之后，这种类型才变得更常见，并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因此，美国人民为内战提供了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概念，并且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被全世界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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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学者艾莫尔·德·瓦特尔（EmerdeVattel，1714—1767）是阐释内战的现代含义的伟大开创者。现在的人们多半不知道，他除了是一名学者以外，更是整整100年中最具影响力的法学思想家。他出生于瑞士的纳沙泰尔，立志要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他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用当代的语言来说，是国家和自然法则，即起源于罗马法律和哲学的知识传统，研究如何用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性来统治国家和个人的行为。瓦特尔的主要作品《万民法》（TheLawofNations，1758）[1]是一部全面而简明的著作，总结了适用于国家行为的自然法则。这部著作让他在德雷斯顿的萨克森获得公职，也确立了他作为伟大法学权威的地位。更不用说托马斯·杰斐逊及其他人在1776年起草美国《独立宣言》时，正是参考了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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