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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1页）

秋天到了。在巴黎，十月二日的各大报纸都登了犹太人必须到警察局登记的命令。一家之主可以替全家人申报。为了避免排长队，警察局要求相关人员根据姓氏的首字母，在指定日前来登记，日期和姓名首字母的列表如下……

字母B安排在十月四日登记。这一天，埃尔内斯特·布吕代来克里尼昂古尔区警察局填表。但他并没有把女儿报上去。每个人都领到一个号码，很快这个号码就出现在他的户口簿上。这个号码被称为“犹太人档案号”。

埃尔内斯特和塞西尔·布吕代的犹太人档案号是49091。不过多拉没有。

或许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以为她可以不受到牵连，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这个自由的地方，不要让她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对十四岁的多拉而言，“犹太人”这个分类没有任何意义。说到底，他们对“犹太人”这个词到底是怎么看的？对他而言，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他已经习惯了行政部门把他分在不同的类别里，他接受分类，从不争辩。操作工。前奥地利人。法国外籍军团士兵。没有嫌疑。伤残100%。外籍从业人员。犹太人。他妻子也一样。前奥地利人。没有嫌疑。加工毛皮的女工。犹太人。只有多拉逃脱了这种归类，没有被编入49091号档案。

谁知道呢？她原本可以一直逃脱这样的命运，直到最后。只要她待在寄宿学校黑黢黢的高墙里，和其他学生混在一起；谨守白天和晚上的节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寝室。礼拜堂。食堂。操场。教室。礼拜堂。寝室。

巧的是——不过真的是凑巧？——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距离她出生的地方仅几十米之遥，在街对面。桑泰尔路15号。罗斯柴尔德医院的妇产科。桑泰尔路是加尔德何伊路和寄宿学校围墙的延伸。

一个安静的街区，绿树成荫。二十五年前，一九七一年六月，我在那里逛了一天，街区没什么变化。夏天的阵雨时不时就下一阵，让我不得不躲在门廊下。那个午后，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我感觉自己是走在某个人曾经走过的路上。

从一九四二年夏开始，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周围的地区变得非常危险。对犹太人的大抓捕已经持续了两年，在罗斯柴尔德医院，在朗布拉尔迪路的同名孤儿院，在匹克普斯路76号的救济院，那个在多拉的出生证明上签字的加斯帕·梅耶就住在那里，在那里工作。罗斯柴尔德医院是个陷阱，德朗西集中营的病人被送到这里，之后监视桑泰尔路15号的德国人想什么时候把他们送回去就什么时候把他们送回去，一家名叫法拉里克的私人侦探社的探员们协助他们的工作。躲在罗斯柴尔德孤儿院的很多孩子，还有和多拉一样大的少年，都被捕了，孤儿院在朗布拉尔迪路，加尔德何伊路再过去右边的那条路。在加尔德何伊路，正对着48号乙寄宿学校的围墙，有九个跟多拉年纪相仿的男孩和女孩被捕，有几个比她年纪还小，还有他们的家人。是的，唯一一块没有遭殃的避难所就是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花园和院落。但条件是不能从那里出去，要默默地躲在黑色围墙的阴影里，被人遗忘，和学校一起隐没在宵禁的黑暗里。

这一页页的书稿是我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写的。常常下雨。明天我们就进入十二月了，自从多拉逃学出走也已经过去五十五年了。天黑得很早，不过这样更好：雨天的阴沉单调都看不见了，不用去想是不是真的是白天，是不是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期，某种冗长沉闷的日食，一直持续到傍晚。而天一黑，街灯、橱窗、咖啡馆就都亮了，夜晚的气氛更活跃，事物的轮廓更清晰，十字路口堵车，街上的路人行色匆匆。在各种光线和城市骚动中，我很难相信自己和当年的多拉·布吕代所生活的是同一个城市，还有她父母，当年比我现在的年龄小二十岁的我的父亲。我感觉自己是唯一一个把当初的巴黎和今天的巴黎联系在一起，唯一一个记得所有这些细节的人。有时候，两者之间的联系变得微乎其微，几乎要断了，另一些夜晚，昨天的城市在我看来就像是藏在今天的城市后面那个转瞬即逝的影子。

我重读了《悲惨世界》的第五卷和第六卷。维克多·雨果在这两卷里描写了珂赛特和冉·阿让被沙威追捕，在黑黢黢的夜里从圣雅克区的栅栏门一路跑到小匹克普斯。可以在地图上看到他们走过的一段路线。他们离塞纳河越来越近。珂赛特开始感到累了。冉·阿让抱着她走。他们沿着植物园的围墙，穿过几条低矮的街道，到了塞纳河边。他们穿过奥斯特里兹桥。冉·阿让刚踏上右岸，他就感觉到幽灵般的影子已经上了桥。摆脱他们唯一方法——他想——就是走圣安托瓦绿道小巷。

突然，我们感到一阵眩晕，好像珂赛特和冉·阿让，为了摆脱沙威和警察的追捕，跳到了一个真空地带：在那之前，他们穿过的都是现实中的巴黎真实的街道，但突然，他们走进了巴黎一个由维克多·雨果虚构的叫小匹克普斯的街区。这种奇怪的感觉就跟你在梦中走在一个陌生的街区是一样的。醒来的时候，你才慢慢意识到，那个街区的街道其实是根据你白天所熟悉的街道描画出来的。

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关于他们的逃跑，珂赛特和冉·阿让穿过雨果虚构了地形和一条条街道名称的街区，恰好躲到一堵墙的后面，逃脱了一帮警察的追捕。他们走进了一个“很大的花园，样子有些奇怪：萧条，仿佛专门是让人在冬天和夜里欣赏的花园”。这是一个修道院的花园，他们就藏身在这里，维克多·雨果为它设计的地址正好就在小匹克普斯路62号。和多拉·布吕代曾经待过的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在同一个地方。

“在故事发生的时候，”雨果写道，“修道院附属的还有一个寄宿学校[……]这些少女[……]穿着蓝色的校服，戴着白色的帽子[……]在小匹克普斯围墙圈起来的区域里有三幢标志性的建筑，大修道院里住着修女，寄宿学校里住着女学生，还有那个被叫作‘小修道院’的楼房。”

在仔细描写过这些地方之后，他又写道：“我们经过这个奇特、陌生、阴暗的建筑时，不能不走进去看看，不能不让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或许出于某些目的听我们讲过冉·阿让悲惨故事的幽灵进去看看。”

和很多前人一样，我相信宿命，有时候也相信小说家有通灵的天赋——“天赋”一词并不确切，因为它暗示了一种天才。不，这是作家这个职业磨炼出来的：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在一些细节上倾注心血——几乎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不能迷失线索，不能放任自己懒散——这种紧张，这种脑力训练久而久之或许会对“过去或将来发生的事件”有一种灵光一闪的直觉，就像拉鲁斯词典里“通灵人”的词条里所写的一样。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读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巴黎晚报》上刊登的多拉·布吕代的寻人启事后，我接连几个月都没办法不去想这件事。几个精确的细节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奥尔纳诺大街41号，一米五五，鹅蛋脸，灰栗色眼睛，灰色运动服，酒红色套头衫，藏青色半身裙和帽子，栗色运动鞋。还有围绕在这一切周围的黑夜、陌生人、遗忘和虚无。我感觉自己永远都无法找到多拉·布吕代的一丝踪迹。而这种缺失感促使我写了一本小说《蜜月旅行》，好像是另一个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多拉·布吕代身上的方式，或许，我对自己说，为了弄清楚或揣测和她有关的一些事情，某个她曾经待过的地方，她生活的某个细节。我对她的父母一无所知，对她出走的前因后果也一无所知。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被送往奥斯维辛的人员名单上读到了她的名字，布吕代·多拉——没有别的说明，没有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在她的名字上面是她父亲的名字，布吕代·埃尔内斯特，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维也纳，无国籍。

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想起六十年代我认识的几个女人：安娜·B、贝拉·D——和多拉年纪相仿，她们当中有一个跟她的出生日期只相隔一个月——她们在占领时期的遭遇也和她一样，可能有过同样的命运，或许跟她有过类似的境遇。今天我才明白，我必须写上两百页才能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一点真实的影子。

就在那几行字里：“列车停在纳雄站。里格和英格丽已经错过了巴士底站，他们原本应该在那里换乘去金门的列车。走出地铁站，他们踏上一片雪原（……）。雪橇穿过几条小巷，来到苏尔特大街。”

那些小巷跟匹克普斯路和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离得很近，多拉·布吕代就是从那里出走的，十二月的某个晚上，或许那天巴黎也下着雪。

这是书上唯一一个地方，我在无意识中，在时间和空间上靠近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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