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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命第五（第1页）

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被人称为“美国的穆勒”。他说：“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发现就是，人类可以经由改变态度而改变生命。”

1900年8月8日，数学家希尔伯特给出了著名的23个数学问题，推动了一个世纪数学的发展，那年他才38岁。当时他踌躇满志地说：“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也终将能够知晓！”31年后这个理想被哥德尔推翻了，令他很是震惊了一下。不过这句话还是被刻在他的墓碑上。

法国象征派大师瓦雷里毕业前后，就有了一种柏拉图式的清心寡欲情绪。后来他同家人前往热那亚度假，遭遇了一个暴风雨交加的“可怕的夜晚”，为此他决定放弃诗歌和爱情，献身于“纯粹的和无私的知识”。

画家马蒂斯有着非凡的绘画热情，偶然的绘画机缘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好像被召唤着，从此以后我不再主宰我的生活，而是它主宰我。”

法国军方曾以“诬陷罪”起诉作家左拉，接着判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的罚金，左拉被迫流亡英国。马克·吐温为此说：“一些教会和军事法庭多由懦夫、伪君子和趋炎附势之徒所组成；这样的人一年之中就可以造出一百万个，而造就出一个贞德或者一个左拉，却需要五百年！”

约翰·洛克菲勒继承了母亲勤俭的美德，他把母亲关于勤俭的信念视为“商业训练”，一生中恪守“不俭则匮”的准则；从中他还引申出自己的结论：“只有数字作数。”

波尔兹曼是伟大的统计物理学家，他对现代的统计物理理论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不幸的是他一生在与自己的学术对手作斗争，被迫不停地宣传原子论；更不幸的是学术上的斗争竟然引入了人身攻击，攻击他的人就包括爱因斯坦很佩服的马赫；不幸的波尔兹曼最终死于自杀，最大的不幸是他刚死，他的对手就都承认了原子论。

诗人勃洛克说：“在俄罗斯这种人很多……他们在追求火，想赤手空拳抓住它，因而自己化为灰烬。”

有一年“愚人节”，纽约的一家报纸跟马克·吐温开了个玩笑，报道说：“马克·吐温某月某日辞世了。”当马克·吐温亲自迎来那些个吊唁的朋友时，许多人又惊讶，又气愤，大家纷纷谴责那家不负责任的报纸，马克·吐温说：“报纸报道我死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把日期提前了一些。”

爱迪生一生发明不断，有一年，他申请专利立案的发明就有141种，平均每三天就有一种新发明。当有人称爱迪生是个“天才”时，他却解释说：“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

在苏联内战最激烈的时刻，列宁曾作过最坏的设想。他对托洛茨基说过：“如果白卫军把我们俩打死的话，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担当得起来吗？”

早于1923年，凯恩斯就在他的《货币改革理论》中对单纯的市场调节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调节的过程可能会过于缓慢，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他反对古典学派的不干预，因为：“从长期看来，我们都会死。”

1925年，诗人叶赛宁自缢身亡。他的最后遗言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死并不新鲜，而活着当然更不是奇迹。”

有一位客人去拜访甘地。他看见一位门徒正苦练瑜伽，双脚朝天，头部着地，全身保持平衡状态；另一门徒双腿盘坐；第三位躺在地上；至于圣雄，他安坐在便桶椅上，目光远视，茫然若失。来访者难以抑制住自己，不禁放声大笑。“你为何发笑？”甘地愕然地质问道。客人回答道：“请您看看这房间里的人。他们一个倒立，一个与彼世对话，另一个正在酣睡，而您作为他们的首领，正坐在宝座上大便。您想想看，您带领这帮人马能解放印度吗？”

德国著名犹太人物理学家豪特曼斯对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从不感到自卑和苦恼，他常常对人说：“当你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森林里的时候，我的祖先已经在制造假支票了！”

劳厄在科学家中以正直著称。就在纳粹掌权的当年，他作为德国物理学会会长，在全德物理学家年会上致开幕辞。他引用伽利略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遭到教会迫害这一历史事件，间接指责纳粹党徒对爱因斯坦等犹太科学家的攻击。“地球仍在转动。”在发言结尾时，他用意大利语重复了伽利略临终时的话。

1932年总统竞选是在严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主张实行“新政”，政敌们常用他的残疾来攻击他，这是罗斯福终生都不得不与之搏斗的事情。罗斯福说：“一个州长不一定是一个杂技演员。我们选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做前滚翻或后滚翻。他干的是脑力劳动，是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依靠这样的坚忍和乐观，罗斯福终于在1933年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

1933年5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是“禁书”，并焚烧了所有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为此回应说：“这是人做的事吗？在中世纪的话，他们肯定会烧死我；而现在，他们只好满足于烧毁我的书！”

小说家毛姆晚年时这样解释自己的性倾向：“我是四分之一正常，四分之三同性恋。不过我尽力想说服自己是四分之三正常，四分之一同性恋。那是我最大的错误。”

1934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为姓，意为“土耳其之父”。凯末尔说：“我的微小的躯体总有一天要埋于地下，但土耳其共和国要永远屹立于世。”“军事胜利对真正解放来说是不够的，在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在民族的思想教育中，我们的指南将是科学和技术，这对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身患重病时，法西斯当局通知他，只要向墨索里尼亲自递交宽恕申请书，就可获释。葛兰西的回答是：“这是建议我自杀，然而我没有任何自杀的念头。”

本雅明说：“我们生活在灾难时代，这并非特殊现象，而是永恒规律。”他又说：“史学家仅从进步中发现变化。”

1937年，数学家艾肯写了一个关于庞大的计算机器的建议。他说：“为了节省在算术计算上的时间和精力，避免人们发生错误的倾向，这种期望就同算法科学本身那样是完全可能的。”但在当时，有关计算机的设想被认为是“懒汉的思想”而遭到嘲笑。

恐怖时期，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上过黑名单，据说是斯大林的一句话救了他：“不要触动这个天上的人……”

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的几个小时，希特勒对部下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推开一扇门，里面一片漆黑，以前从未见过，一点儿都不知道门后会出现什么。”

在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恐怖时期，许多人已经习惯在一个手提箱里放些随身之物，回到家里发呆，等着克格勃随时在某个夜晚将自己带走，连肖斯塔科维奇本人也时刻等待着不需任何理由的枪决：“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

有一次法国作家贝尔纳说了句俏皮话，把他的朋友们逗得捧腹大笑。一位非常佩服他才华和为人的人恭维他说：“只有你才能说得出如此妙不可言的话来。”可是，贝尔纳坦率地告诉他，这句俏皮话是他刚刚从报纸上看来的。“是吗？可你说得那么自然，就像是发自你的内心一样。”“这一点算你说对了，”贝尔纳得意地说，“不同的是，我把它权威化了。”

在世界各地的弗洛伊德展览中，不可或缺一张弗洛伊德的照片和他的一句题词。这句题词既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事业的表白，也是他对于捍卫人类文明的呼吁：“战斗没有结束！”

苏联最高法院曾在贝利亚的办公室审讯叶若夫。叶若夫语无伦次，并像他的前任雅戈达一样，到最后都保持着对斯大林的忠心，拒不接受所谓密谋杀害斯大林的罪名，他说：“我想作为一个光荣的人被从地球上抹掉。”叶若夫跪在贝利亚膝前，祈求贝利亚给他几分钟时间向斯大林澄清一切，但他被拒绝了。他发誓说：“我将喊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当宣布他被判处死刑时，他昏了过去，不得不被人抬出办公室。

“二战”开始，国王召见丘吉尔，令其组阁；一小时后丘吉尔会见工党领袖艾德礼，邀请工党加入内阁并获得支持。三天后丘吉尔首次以首相身份出席下议院会议，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

指挥家瓦尔特在谈及马勒音乐时认为：“音乐不是白昼的艺术，它的秘密根基或者说它的深刻内涵都产生于受伤害的灵魂中。”他还说过：“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音乐是连接天国的纽带。”

在与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菲的最后一顿午宴上，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对墨菲说：“你知道吗？至少有四种力量在图谋刺杀我。”有人说：“如果我们能够联合起来成功打败德国，达尔朗将军将进入法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名人堂。”但达尔朗最终被称为“卖国贼”。

1942年，艺术家弗利德接到被遣送的通知。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又暖和又耐穿，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张画。弗利德曾说：“这里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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