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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膜第九（第1页）

1910年11月10日，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从自己的庄园秘密离家出走，躲在一个三等火车车厢里，他患有肺炎，最后客死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的站长室里。托尔斯泰弥留之际，全球各地的记者云集这个小车站，他的所有子女也都来到膝下，但托尔斯泰临死也不想见妻子一面，可谓悲惨至极。威廉·夏伊勒曾感叹道：“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天独厚，唯独不具备相互理解的能力。”

1913年，奥斯特瓦尔德组织起“退出教会者委员会”，并与其他反教会组织联合行动，就集体退出和与教会势力进行斗争的政治目标制定了行动方案。他说：“现在，教会不仅不是世纪的文化的责任承担者，而且是对文化的压抑。”“退出教会是20世纪文化的第一步，是顺理成章的一步。”

伯恩施坦变成修正主义后，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都批评他，考茨基则质问伯恩施坦：“你宣称价值理论、辩证法、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我们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资本关于原始积累的结论都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

有人如此说泰勒：一个由于视力被迫辍学的人；一个被工人称为野兽般残忍的人；一个与工会水火不容，被迫在国会上作证的人；一个被现代管理学者不断批判的人；一个在死后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人；一个影响了流水线生产方式产生的人；一个被社会主义伟大导师列宁推崇备至的人；一个影响了人类工业化进程的人。

数学家外尔刚去哥廷根的时候，被拒之“圈”外。所谓的圈，是指托伯利兹、施密特、赫克和哈尔等一群年轻人，大家一起谈论数学物理，很有贵族的感觉。一次，大家在等待希尔伯特来上课，托伯利兹指着远处的外尔说：“看那边的那个家伙，他就是外尔先生。他也是那种考虑数学的人。”

1918年5月，重新卧床的爱因斯坦患了黄疸病。不久，爱因斯坦在身体基本康复后，就决定与米列娃离婚，和艾尔莎结婚。离婚判决书于1919年2月14日取得，并且约定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金归属米列娃。多年之后，爱因斯坦曾谈到米列娃：“她从不原谅我们的分居和离婚，她的性情使人联想到古代的美狄亚。这使我和两个孩子的关系恶化，我对孩子向来是温情的。悲观的阴影一直继续到我的晚年。”

《吉檀迦利》的出版引起了轰动，人们被诗中崇高的思想和华丽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住了。1913年11月，当泰戈尔得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一群崇拜者从加尔各答乘专车来向他致敬。对这些崇拜者，他不无讽刺地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前从不赞扬他，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只是因为西方承认了他，他们才开始赞美起他来。他说：“对于他们奉上的荣誉之杯可以吻一下，但里面的酒我是不会喝一口的。”

1921年，当卢那察尔斯基为马雅可夫斯基辩护，称“未来派支持共产主义”时，列宁说：“他们那一套是流氓主义。”

在自杀前，马雅可夫斯基曾在普列汉诺夫学院举行诗歌朗诵会。他站在台上高声朗诵，朗诵得声带发疼，可台下毫无反应。“同志们，听懂了吗？”“我们听不懂！”他又朗诵另一首诗的片段。“现在听懂了吧？”“我们听不懂！”“怎么会听不懂呢，同志们，这不可能。听懂我的诗的人请把手举起来！”大厅里只有几个人举起手。

除了罗素外，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老师摩尔也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他的理由是：“我在讲课时他看上去很困惑，而其他人都不是这样的。”

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故事很多。维特根斯坦拿他的不朽著作《逻辑哲学论》到剑桥申请博士学位，答辩主持人是罗素和摩尔，随便聊了聊之后，罗素提问说，维特根斯坦一会儿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会儿又说有绝对真理，这是矛盾。维特根斯坦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别急，你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的。”这样答辩就算结束了，罗素和摩尔一致同意通过答辩。

苏联天才的物理学家朗道曾经把科学家们的智力用二分制来表示，他认为爱因斯坦的智力是2，其他人都是1，而他自己则是1.5。有人说，他故意忘了泡利。

西蒙娜·薇依跟波伏瓦谈话时说，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革命，它将让所有的人有饭吃。波伏瓦反驳说，问题不在于造就人的幸福，而是为人的生存找到某种意义。薇依以蔑视的神情打量了波伏瓦一下：“我清楚，您从来没有挨过饿。”

叶芝的神秘主义倾向受印度宗教的影响很显著，他晚年甚至亲自将印度教《奥义书》译成英文。一些批评家曾抨击叶芝诗作中的神秘主义倾向，认为其缺乏严谨和可信度。奥登就曾尖锐地批评晚年的叶芝为“一个被关于巫术和印度的胡言乱语侵占了大脑的可叹的成年人的展览品”。

罗斯福的女儿艾丽丝是个远远超前于她的时代的“花花公主”。她独立又热情，不断寻求新鲜事物。艾丽丝不愿当父亲的陪衬。当她结婚时，拒绝举行传统的白宫婚礼。她穿蓝色婚礼长袍，用一把长剑戏剧性地劈开了结婚蛋糕。艾丽丝不允许父亲在自己的婚礼上抢风头，她说：“我父亲总想做每个葬礼的死者，每个婚礼上的新娘，每次洗礼中的新生儿。”

希尔伯特支持诺特去争取一个讲师的职位，并反驳另一位数学家朗道说：“我不认为候选人的性别是反对她成为讲师的理由，评议会毕竟不是澡堂。”尽管这样子，朗道还是拒绝给她讲师的职位：“当我们的士兵发现他们在一个女人脚下学习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有人问他诺特是否是一位伟大的女数学家的时候，朗道说：“我可以作证她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但是对她是一个女人这点，我不能发誓。”

丘吉尔多次慷慨激昂地反对英国放弃印度，他攻击甘地说：“昔日伦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今天衣不遮体的滋事生非的苦行僧，竟然踏上副王宫殿的台阶，平起平坐地与英王兼印度皇帝的代表谈判，这是多么令人作呕、令人感到耻辱的场面。”

物理学家朗道的生活坎坷。30年代初在列宁格勒物理研究所工作时，他撰文指出苏联物理学界权威人物阿布拉木·约飞在理论上的原则性错误，还有一次他当面讽刺约飞说：“理论物理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不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这大大伤害了约飞，朗道为此付出代价，不得不离开列宁格勒。

1934年6月，凯恩斯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凯恩斯把国民收入、公共和私人开支、购买力以及用公式推导的精细论点，通过数学方式进行表示。由于只“谈了些玄虚的经济理论”，罗斯福认为他“留下一整套废话”，“他应该是一位数学家，而不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见罗斯福对他的理论颇为茫然，也对罗斯福感到失望。

最初的计算机是由真空管和电子零配件装成的庞然大物，丑陋之极，而且由很多吱呀作响的机械构成，听起来像满满一屋子的人在织布一样。老沃森断言：“世界市场对计算机的需求大约只有5部。”他跟儿子为此等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有一次，小沃森对他大喊：“他妈的，你能永远不离开我吗？”

1940年，当大半个欧洲陷在法西斯的铁蹄之下时，达利辗转到美国，一直待到1948年。乔治·奥威尔曾这样评价他：“他利用在法兰西的期间中饱私囊，而在法兰西危在旦夕时脚底抹油，溜得像只老鼠。”

1944年9月18日，罗斯福发电报给史迪威，并请史迪威转交一封他给蒋介石的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蒋介石看了电文后，抱头号啕痛哭。蒋介石在9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1931年，哈耶克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此后哈耶克成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改变哈耶克命运的是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哈耶克写这种媚俗的通俗读物，无异于学术上的堕落。哈耶克在自传中也说到，写这本书“使得自己在同辈的经济学者中名誉尽失”。

“二战”结束后，海德格尔的弟子马尔库塞曾致信要求他发表一个公开的政治声明，向世人忏悔。这一要求遭到了海德格尔的断然拒绝，海氏为自己辩解，说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之类。这番言辞激怒了马尔库塞，他后来抛开师生之谊，直斥海德格尔“站到了逻各斯之外”，自绝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赖以进行的基本维度。从此师徒反目，老死不相往来。

戈林评价希特勒：“对于治理一个国家，使之强大，对他的能力来说只是小事一桩。”在纽伦堡的审判堂上，谢尔曼·戈林痛惜地说，“如果他在1939年死去，他将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可是他为什么不？为什么不知道满足呢？”

1952年9月，为参加欧洲各国举行的《舞台生涯》首映典礼，卓别林准备到欧洲旅行半年。他带着家眷，当轮船横渡大西洋时，收音机广播了美国政府司法部的声明，声明说政府将拒绝卓别林再入境。船在法国停泊时，卓别林向一百多名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我信仰自由，这是我全部政治见解……我为人人，这是我的天性。”又说，“我并不想制造革命，只是还要拍些电影。”

狄兰死于1953年11月9日，年仅39岁。由于他是外国人，死因特别，故需要办理认尸手续。在美国新方向出版社的老板劳夫林的帮助下，办手续的小姑娘勉强拼写出名字。问到职业一栏，劳夫林说：“诗人。”这一回答让她困惑：“什么是诗人？”劳夫林说：“他写过诗。”于是小姑娘在表格上写下：“狄兰·托马斯。他写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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