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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伤第十四（第1页）

高更自杀未遂后，突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他说：“我打算在我死前画一幅宏伟的作品，我空前狂热，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一个月。”他想把自己梦幻中的一切画成一幅画。当他梦醒时，他觉得面对画幅“看到”了他所要画的整个构思：“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托尔斯泰令人伤感之处，是他对自己民族怀有的矛盾情感，他说：“俄罗斯的母亲呀，你既贫穷又富饶，既伟大又渺小。”

托尔斯泰2岁丧母，9岁丧父，由他的姑姑塔蒂安娜抚养。姑姑对宗教的虔诚影响了托尔斯泰一生。孤寂的生活，使这位最具才智的作家时常陷入不可捉摸的玄思，沉湎于白日梦里。他跟朋友说：“你想不出我是多么孤独！”

罗丹的情人卡米尔在精神垮掉时，弟弟保罗是送她进疯人院的两个家属之一。保罗后来一直在反思：“我和我的家庭，是不是已经为我可怜的姐姐作了所有的努力？”终其一生，保罗都在质疑自己当初的决定，这个心结困扰着他，至死方休。

马克斯·韦伯对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政治评价说：“我觉得我们处在一群疯子的统治之下。”

在取缔立宪会议、对原来同“一战”壕的“孟什维克”动手以后，第二国际各派的考茨基、卢森堡等人都写了大量的文章反对布尔什维克。高尔基悲愤而又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东正教受到巨大冲击。吉洪诺夫大主教认为布尔什维克掌权只是暂时现象，他对这个政权公然表示蔑视。他后来被捕，写悔过书，反省自己的行为，被释放出来后他声明说：“教会承认并支持苏维埃政权，因为一切权力莫不是上帝所赋予的。教会为俄罗斯和苏维埃政权而祈祷。”

十月革命后，阿赫玛托娃感叹说：“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20世纪？”

1921年，古米廖夫在彼得堡被秘密警察逮捕，罪名是“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高尔基凭着自己的名望奔走营救，扎米亚京在《回忆高尔基》里说道：“据高尔基说，他已在莫斯科得到保留古米廖夫性命的承诺，但彼得堡当局不知怎么了解到这种情况，就急忙立刻执行了判决。”高尔基被骗已经不止一次，他曾为营救几个出身王族的历史学家，找到列宁并从列宁那里得到书面保证，等到他赶去救人时，人已被处决了。

卡夫卡在36岁时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最亲爱的父亲，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他算了一下与父亲接近的时刻：“这自然很少，但十分美妙。……在这种时刻，我便躺倒在床上，幸福地哭起来，现在，当重新写下这些的时候，止不住又哭起来了。”

音乐家马勒常说：“我是三重的无家之人。在奥地利作为一个波希米亚人，在日耳曼人中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世界上作为一个犹太人，到处我都是闯入者，永远不受欢迎。”

目睹科学界的争论和悲剧，普朗克发表了他那学术界熟知的“普朗克定律”。其表述如下：“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照例不能用说服对手、等他们表示意见说‘得益匪浅’这个办法来实行。恰恰相反，只能是等到对手们渐渐死亡，使得新的一代开始熟悉真理时才能贯彻。”对普朗克来说，学术争论没有多少诱惑力，他认为它们不能产生什么新东西。

十月革命后，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洛斯基、舍斯托夫、梅烈日科夫斯基，天才演员夏里亚宾、莫茹欣，芭蕾舞明星巴甫洛娃，音乐巨匠拉赫马尼诺夫、斯特拉夫斯基，巡回画派领袖列宾，现代主义先锋康定斯基、马列维奇……都离开了俄国。1922年，女诗人、梅烈日科夫斯基的妻子吉比乌斯在巴黎感叹道：“几乎整个俄国文学都流亡到国外去了！”

别尔嘉耶夫在异国他乡继续研究他的哲学，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一直没有忘怀自己的祖国，他说：“当我想到俄国时，心里渗出了血。”特别使他痛苦的是：“我在欧洲和美洲，甚至亚洲和澳洲都很知名，我的论著被译成很多种文字，很多人写了论述我的文章。只有一个国家不知道我——这就是我的祖国。”

20年代中期，量子力学创立起来了。爱因斯坦认为，量子统计力学并非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我们长期以来还不能“完整地描述事物”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他指责玻恩，说他信仰的是“掷骰子的上帝”。这使玻恩、玻尔这样的老朋友感到遗憾。玻恩说：“……这无论对爱因斯坦本人，还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悲剧，因为他在孤独地探索他的道路，而我们则失去了领袖和旗手。”

1933年冬，安德烈·普宁因“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而获得诺贝尔奖，在该奖最沉闷的一次颁奖仪式上，普宁以法国公民身份对着话筒说：“自诺贝尔奖成立以来，你们终于把这份奖颁给了一名流亡者。”

列宁去世后，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主张让列宁入土为安。但党作出决定，将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后，放进水晶棺里，供人参观。克鲁普斯卡娅最后一次走进列宁陵墓，孤身一人在水晶棺旁伫立良久，叹了一口气：“他一直是这个样子，可我已经老了……”

朋霍费尔同马丁·路德·金一样，也是甘地的追随者。“登山宝训”作为基督教原始团契的基本原则，不但为甘地所崇奉，也被朋霍费尔当做座右铭，在生活中努力践行的。1934年，在丹麦召开的普世教会会议上，有一个瑞典人问他：“如果战争爆发，你将怎么办？”他回答是：“我将祈求基督给我力量不拿起武器。”

1934年，霍克海默发表《黄昏》，表达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凄惶心境：“谁看到帝国主义的不公正，谁就会把苏联视为克服非正义的尝试。即便出现失利，他仍怀抱希望。”

1934年，爱伦堡在巴黎的街道上遇到诗人巴尔蒙特，看到他独自一人走着，老态龙钟，穿一件破旧的外衣。诗人和先前一样披散着满头长发，但头发已经不是火红色，而是白色的。诗人认出了爱伦堡，向他问好。爱伦堡回答说，他不久以前才从莫斯科来。诗人活跃起来：“请问，那里还有人记得我，还有人读我的诗吗？”爱伦堡撒谎说：“当然记得。”诗人微微一笑，然后昂首阔步地向前走去。爱伦堡心里不是滋味：“这个可怜的、被贬黜了的帝王。”

军人约瑟夫·毕苏斯基凭借他的精明强干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用他的铁腕加固国家机器，对外打败了强大的苏联红军，对内强化了波兰经济和工业实力。他被人称为“波兰的克伦威尔”。在他的统治下，波兰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国。1935年毕苏斯基病死，希特勒私下对亲信说：“波兰最可怕的人死了，从此这个国家不足为患了。”

西蒙娜·薇依曾坚定地认为：“历尽了数月的黑夜，我蓦然醒悟，并且永远相信，不管什么人，即使天资等于零，只要他渴望真理并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就会进入这个天才所有的真理王国。”面对现实，她又伤感地说：“只有真理对于我们来说变得遥不可及时，我们才热爱它。”

布哈林《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说：内务人民委员部变成了“一部使用的大概是中世纪方法的恶魔的机器”，它干着自己的卑鄙龌龊的勾当，“以满足至少是斯大林病态的多疑”。同时，布哈林也向“党的未来领导人”保证，他在最后的七年“与党没有丝毫的分歧”，他也“没有任何反对斯大林的企图”。

戈培尔说过：“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他的名言是：“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1937年，英国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分治的想法，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本－古里安凭借自己的政治嗅觉，捕捉到“国家”这个词所包含的重大意义，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立刻对分治的想法表示支持。本－古里安感叹：“犹太复国主义不是走在一根结实的绳子上，而是在一根头发丝上。”

1941年6月22日，在得知德国进攻苏联后，斯大林命令手下打电话给德国使馆。德国使馆回答，舒伦堡大使正紧急求见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于是莫洛托夫便忙着赶到外交部去。莫洛托夫在外交部接见了舒伦堡大使，后者生硬地向他宣布，德国与苏联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莫洛托夫愤慨地结结巴巴地（他是个结巴）质问对方：“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活该受此惩罚？”

1941年8月，茨维塔耶娃带着她16岁的儿子到处流浪，她无依无靠又重病缠身。为了活命，她向当地作家协会的食堂要求当一名洗碗工，遭到拒绝。绝望之中，她自缢身亡。她给儿子留下了遗言：“小穆尔，请原谅我……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她的女儿）——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绝境。”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本雅明造成致命一击。他悲叹：“何以是这种结果？我们这一代人本该看到人类最重大问题的解决！”希望破灭后，他仍不愿直接批评苏联，便把罪名归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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