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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第三十二（第1页）

尼采说：“听我说啊！我是这样独特而又这样杰出的一个人。不要把我与任何其他人混淆。”

尼采发疯前在致发疯前的斯特林堡的一封信中说，个性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标志，没有个性的人等于零。他俩共同的朋友勃兰兑斯则说，无数个没有个性的人加在一起还是等于零。斯特林堡自承：“我是瑞典最炽烈的火焰。”

20世纪初波兰元帅米格莱·雷诺说：“同德国人在一起，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而同俄国人在一起，我们有丧失灵魂的危险。”

伯恩施坦承认修正主义“是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他对于自己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修正主义者这个思想变化的过程，曾借用德国农业化学创始人尤斯图斯·李比希的学术用语，称为政治上的“脱毛”。

莫奈是阳光和空气的歌者，他对朋友这样说：“我像小鸟鸣啭一样作画。”

小毛奇有“战争狂人”之称，他急于发动战争，他说过：“我们已经准备就绪，战争对我们是越快越好！”但他又有自知之明，当德皇提出要他接任参谋总长一职时，他说：“一旦发生战争，我不知道将如何是好。我对自己很不满意。”

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有“老虎”之称，他曾伸出胳膊搂住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脖子说：“一切伟大人物都是伟大的骗子。”

1919年，爱因斯坦9岁的儿子爱德华问父亲：“爸爸，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出名？”爱因斯坦对儿子解释说：“你看见没有，当瞎眼的甲虫沿着球面爬行的时候，它没有发现它爬过的路径是弯的，而我有幸地发现了这一点。”

齐美尔对《货币哲学》的评价高于自己其他的著作。他跟朋友说，写完这本书后，他发现之前写的作品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以至于他觉得唯一一本能够代表他而立于世间，使他区别于其他人的作品就是《货币哲学》。

莫洛托夫是一个谨慎、拘泥的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托洛茨基咒骂说：“无情的党内办事人员用石头般的屁股扼杀了劳动群众自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莫洛托夫一边扶正夹鼻眼镜，一边结结巴巴地说：“并非人人皆是豪杰，托洛茨基同志。”

早在1912年8月22日，刚届而立之年的乔伊斯就在致妻子诺拉的信中写道：“我是也许终于在这个不幸的民族的灵魂中铸造了一颗良心的这一代作家之一。”1936年，乔伊斯边读着英国版《尤利西斯》的校样边对弗里斯·莫勒说：他为了这一天，“已奋斗了20年”。

茨维塔耶娃的父亲是莫斯科大学的艺术史教授，普希金国家造型艺术馆的创建人之一；母亲极具音乐天赋，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茨维塔耶娃与妹妹常常听着母亲美妙的钢琴声入睡，她后来说：“有了这样一位母亲，我就只能做一件事了：成为一名诗人。”

莎乐美一生阅人多矣，但在其回忆录《生命的回顾》中宣称：“我是里尔克的妻子。”这一告白说明莎乐美对这段爱情格外看重。

萨缪尔森开始学习生涯的1931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求解现实世界问题的好奇心成就了其学术生涯。当然，萨缪尔森的确是个天才，他说：“如果说经济学是为我而设的，也可以说我是为经济学而出现的。”

赫斯特的《纽约日报》曾参与战争宣传而获得巨大利益，其他报纸也尾随其后，参与了战争宣传。普利策曾十分后悔参与了这种为不义战争营造气氛的运动，但他又说：“尽管我认为《新闻早报》有错——我不愿去学它，但报纸总不免言过其实，毕竟它是一份报纸。”他甚至佩服赫斯特制造舆论的本领，说：“这正是我们的报纸需要的一种脑筋。”

1935年，帕斯捷尔纳克参加了巴黎的反法西斯大会。德莱塞、纪德、阿拉贡、奥登、福斯特……著名作家都参加了。帕斯捷尔纳克发言说：“我明白这是作家们组织起来反抗法西斯的大会。我只有一件事要对你们说：不要组织起来！组织是艺术的死亡。只有个人的独立才重要。在1789、1848和1917年，作家们没有组织起来支持或反对任何事。不要，我恳求你们，不要组织起来。”

洛尔迦返回祖国后碰见一个自大学时代就认识的牧师。牧师为他外表的变化大吃一惊，问纽约是否也改变了他的个性。“没有，”洛尔迦快活地回答，“我还是我。纽约的沥青和石油改变不了我。”

甘地曾说：“让恨者有爱最为困难。”这首先意味着战胜自己，战胜自己身上的种种偏见和嫉恨。他认为：“我的非暴力是更为积极的力量。它不容纳怯懦甚至优柔寡断。暴力的人有希望变成非暴力。懦夫却不然。”

米塞斯说：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研讨会始于1920年，从当年10月到次年6月间，有一群年轻人每两周聚集一次。在这个研讨会中，有米塞斯、哈耶克、哈贝尔勒、马赫卢普、莫尔根斯泰因等著名的经济学家外，还有一批杰出的哲学家，如考夫曼、舒茨、弗格林等。

1932年3月，扎米亚京谈起自己的小说时说：“人们给我讲过波斯的一个关于公鸡的寓言。一只公鸡有一个坏习惯，总爱比别的鸡早叫一小时。主人陷入尴尬的处境，最终砍下了这只公鸡的头。小说《我们》看来也是这只波斯公鸡：问题以这种形式提得太早。”

去西班牙参加内战是自觉的行动，奥威尔曾向一位朋友说：“我要到西班牙去了。”那人问：“为什么？”他答道：“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去制止它。”

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了不少信，他对斯大林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毛的狼也罢，怎么也像不了一只鬈毛狗。”

托马斯·曼一直在德国慕尼黑生活和写作，希特勒当政之后，托马斯·曼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承认纳粹政权。他因此受到迫害，他知道在德国已没有生存的地盘，他自己将不得不离开德国，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与其说我是生就的殉难者，不如说我是命定的体现者。”

曾经有人认为本雅明是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口，本雅明这样回答：“不，我并不是站在新时代的门口，我是站在最后审判的门口。”

德国对波兰宣战，意味着德国同欧洲世界的宣战。希特勒的秘书们注意到，希特勒并无那份信心，他很平静，脸色苍白，沉默不语。有一人听见他对赫斯说：“现在，我的一切工作都崩溃了。我的书算白写了。”

丘吉尔表示应当全力帮助俄国，他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问他，对他这位头号反共人物来说，这是否是同流合污。丘吉尔回答：“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我的一生这样一来就变得简单多了。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

伍尔芙年轻时受到过精神创伤，她成人后非常厌恶甚至弃绝性生活，更不愿生儿育女。她的丈夫尊重她的意愿，和她保持着没有性爱的夫妻关系。她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性格多变的她经常在脸上看出她内心的痛苦，她的丈夫对她体贴入微，使她深受感动：“要不是为了他，我早开枪自杀了。”

海明威总是埋怨、嘲笑他的父母，他的母亲葛莱丝为此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很长时间后葛莱丝才把信的抄件寄给丈夫，海明威医生读后称赞说，她的那封信是一个杰作。他将为这封信永远感到骄傲和自豪：“家庭生活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必须勇敢面对现实。要是你停止抱怨，为家人祈祷祝福，那么，生活海洋里的风暴比之我们所知道的风暴来就会少得多。”

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时说：“危险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枪膛里装满一触即发的子弹，经济的和军事的子弹都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最后，他推出一个广为传诵的著名论断：“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1946年，指挥家瓦尔特想起他年轻时第一次到维也纳并得到认可的事，瓦尔特说：“我觉得我属于维也纳，我从前没有发觉这一点，现在知道了。从精神上说，我是维也纳人。”

蒙巴顿到印度时，首先接见尼赫鲁，他对尼赫鲁说：“尼赫鲁先生，我希望您不要把我看做结束英国统治的最后一任副王，而是前来为新印度开辟航道的首任副王。”尼赫鲁笑着回答老朋友说：“他们说您富有危险魅力，现在我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卡冈诺维奇是犹太人，1949年斯大林反犹期间，他的一位近亲被捕，近亲的妻子想方设法求见他。足足过了9个月，卡冈诺维奇才接见了她，没等她开口，就对她说：“您千万别以为，如果我能帮什么忙的话，我还会袖手旁观9个月；您必须懂得：太阳只有一个，剩下的不过是些可怜巴巴的小星星。”

面对人民的欢呼，年轻的艾薇塔回答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女人，一个协助庇隆拯救黎民的女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将庇隆与人民拉近到心连心的距离。”

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说过：“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不愿待在家里，宁愿将自己生活中的孩子及家庭置于不顾，她生来就需要更多别的东西，她无法脱离更大的社会生活，她不会因为孩子而缩小自己的视野，这样的女人永远不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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