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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第二十七（第1页）

罗丹是一个独行者。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他沉潜于但丁和波德莱尔创造的世界，沉潜于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创造的世界，沉潜于石头和青铜的世界，沉潜于自然之中。做过他秘书的诗人里尔克说：“没有人跟他对话，只有石头与他交谈。”

易卜生所写的大量揭露现实的戏剧，总是提出问题以激发观众去思考。在《玩偶之家》的结尾，娜拉出走之后向何处去？是个问号。《人民公敌》的结尾，坚持真理的斯多克芒医生成为孤独的少数派，不但自己失去了工作，连同情他的女儿、朋友也都失去了工作。他今后怎么办？是个问号……他因此被称为“伟大的问号”。

苏利·普吕多姆获得1901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当他知道自己所获得的奖金是他写了35年诗的总收入的4倍以上时，异常惊喜，激动之下他表示要拿出其中一部分资助那些苦于出第一本诗集的青年作者。他的应诺一出，请求资助的信件纷至沓来，以至于使普吕多姆惊叹：“如果我全部答应的话，足可将我的奖金吞得一文不剩。”

乔伊斯的文学生涯始于1904年，那年他开始创作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在写给出版商理查德兹的一封信中，他明确地表述了这本书的创作原则：“我的宗旨是要为我国的道德和精神史写下自己的一章。”这实际上也成了他一生文学追求的目标。

1905年，巴黎秋季沙龙美术作品展揭幕时，一位名叫路易·沃塞尔的批评家被一幅幅用纯色随意涂抹成的油画惊得目瞪口呆。展室中间有一尊多那太罗的雕像，批评家指着雕像惊呼：“多那太罗被野兽包围了！”这一句话给西方美术史上的崭新流派命名了“野兽派”，作为这个潮流的灵魂人物，马蒂斯的大名也不胫而走，蜚声世界。

安德鲁·莱西特说吉卜林：“对比所享有的荣誉，他其实是一个很低级下流的作家。”但马克·吐温热情洋溢地赞美吉卜林说：“我了解吉卜林的书……它们对于我从来不会变得苍白，它们保持着缤纷的色彩；它们永远是新鲜的。”由于吉卜林“观察的能力、新颖的想象、雄浑的思想和杰出的叙事才能”，于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英国第一位获此奖的作家。

谷崎润一郎的创作倾向颓废，追求强烈的刺激、自我虐待的快感和变态的官能享受，自称为“恶魔主义”。

以希尔伯特命名的数学名词多如牛毛，有些连希尔伯特本人都不知道。有一次希尔伯特曾问系里的同事：“请问什么叫做希尔伯特空间？”一次在希尔伯特的讨论班上，一个年轻人报告，其中用了一个很漂亮的定理，希尔伯特说：“这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定理呀，是谁发现的？”那个年轻人茫然地站了很久，对希尔伯特说：“是您……”

1908年，在巴黎秋季沙龙的展览上，当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看到毕加索和布拉克的那些风格新奇独特的作品时，不由得惊叹道：“这不过是一些立方体呀！”后来，作为对毕加索和布拉克所创的画风及画派的指称，“立体主义”的名字便约定俗成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边境上，一个士兵要求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申报职业，他回答说：“音乐创作者。”

20世纪初，罗曼·罗兰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罗兰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连续写了几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和《托尔斯泰传》。1915年，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罗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毛姆说他自己：“我只不过是二流作家中排在前面的一个。”

有一次，三位记者不约而同去访问博格森。博格森正要外出，于是说：“请把诸位的来意和问题全都说出来。”他一面倾听，一面握笔疾书。当三位记者的话音刚落，博格森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面作出送客的姿态，一面向三位记者递去一张张纸，微笑着说：“你们所说的，以及所要的答案，我都写在纸上了。”

乔治·费多是法国著名的戏剧家，他成功地创作了许多滑稽剧，《马克西姆家的姑娘》一剧曾轰动一时。在他开始创作时，他很坦然地接受观众的冷遇。有一次，费多混在观众当中，同他们一起喝倒彩。“你是发疯了吧！”他的朋友拉住他说。“这样我才听不见别人的骂声，”他解释说，“也不会太伤心。”

1920年秋天，曼德尔施塔姆在乌克兰海滨城市费奥多西亚被白军抓获，白军认定他是布尔什维克间谍，把他关入牢房。曼德尔施塔姆大声喊道：“快放我出去，我天生不是坐牢的。”

玻尔是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他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的物理学家。曾经有人问玻尔：“你是怎么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身边的？”他回答说：“因为我不怕在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知识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

奥威尔有一种平等精神。他写《缅甸岁月》，背景是殖民地社会，对英国人和缅甸人都一视同仁，无分轩轾。这使人想起了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福斯特说过：“大多数印度人，就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都是狗屎。”

凯恩斯曾跟马克斯·普朗克教授一同进餐。普朗克是一位在数学方面具有天才的人物，量子力学就是在他手里发展起来的，这门学问是人类智力比较惊人的成就之一。普朗克对凯恩斯说，他曾一度考虑要从事研究经济学，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它太难了。凯恩斯把这句话转告了一个朋友，谁知朋友说：“啊，这就奇怪了，伯特兰·罗素有一次告诉我，他也想研究经济学。但是因为它太简易，决定作罢了。”

当卡夫卡的第一本书《观察》出版时，卡夫卡告诉朋友：“安德烈书店售出了11本。10本是我自己买的。我只想知道，是谁得到了那第11本。”说这话时他满意地微笑着。

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曾写过一首长达30行的诗作——《在一个地铁车站》，写完以后，感到很不满意，一年之中逼着自己改了两次，最后只剩下2行：“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苏联导演爱森斯坦执导了电影《战舰波将金》，卢那察尔斯基承认：“在俄国，人们不是一下子就懂得这部光辉灿烂的片子所蕴有的全部革命力量和它所运用的新技巧。我们是从德国人的反响中才明白我们的电影艺术所取得的进步。”戈培尔说：“世界观不坚定的人，看了这部片子就会成为布尔什维克。”

庞德曾经想阻止艾略特发表一篇东西，告诉他说那是垃圾。结果，艾略特还是发表了，只是附上一篇前言，注明“庞德说这是垃圾”。

曾有人问马蒂斯和卢奥，如果你们流落在荒岛上，失去了一切，包括与人交流的希望，你们会继续画画吗？马蒂斯没有直接回答，却机巧地说：“没有一个艺术家会没有观众，艺术家总希望被人理解。”卢奥则说：“我会继续画画，即使一个观众也没有。”

1936年，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第十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这届大会的亮点是颁发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章。加拿大数学家菲尔兹把2500加元作为基金交给大会，用以奖励世界上最杰出的数学成就。这一奖章用14K金制成，正面文字是“超越一个人的个性限制并把握宇宙”，反面是：“全世界数学家一起向知识的杰出贡献者致敬。”

弗吉尼亚·伍尔芙每写出一部作品，首先关注的是朋友们的反应，尤其是被她称之为摩根的福斯特。她有阅读报纸的习惯，有关她作品的评论文字她一篇也不放过。她抽着烟，焦灼地搜寻着一个名字，喃喃地说：“摩根在哪里？摩根为什么不说话？”在她看来，如果摩根不发表观点，那么就意味着她的作品——尽管她呕心沥血——是失败的。

沃尔芙29岁发表了《天使，望故乡》，宛如“骤然间光芒四射的一场爆发”，震惊了西方文坛。他的故乡以他为荣，连他父亲的石匠大锤都特地造了纪念碑，镇中心的雕像正是他的天使，微张着翅膀庇护的样子。他死在巴尔的摩。在他生命后期，他向大学辞职，与情人断绝往来，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公寓里住了下来，经过了十年井喷一样的写作后，撒手而去，死时只有38岁。在他逝世前，他反复重复一句话：“你不能再回家。”

巴甫洛夫是专心投入学术研究的典型学者，只专心研究，不注意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70岁以后，巴甫洛夫每天仍乘电车上班，有次电车尚未停稳，就从车上跳下来，跌倒在地，路旁一位老妇人惊叫说：“天啊！看这位天才科学家连电车都不会搭！”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问罗素：“你是否认为我是个十足的白痴？”罗素不解：“为什么你想要知道这个问题？”“如果我是，我就去当飞艇驾驶员；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名哲学家。”罗素说：“这个我不太清楚，但如果假期里你给我写一篇哲学文章，我读了后就告诉你。”一个月后文章送到了罗素手里，罗素刚读完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一个天才，并向他担保：“你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一名飞艇驾驶员。”

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使聂鲁达重新确定行动主义和政治诗的方向。他说：“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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