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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周小川之所以从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响，据报道，周小川自己曾表示：“我的父母长期都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

部长之子，先天经济背景。

社会里摸爬滚打

周小川高中毕业后，正值“*”开始。1968年，20岁的周小川“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受锻炼。1972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小川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系统研究室工作。两年后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周小川考上了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专业的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界的老前辈严筱均教授。

1978年，周小川开始参与两个涉及国民经济的大工程—“川汉输气工程”与“30万吨乙烯工程”。据报道，周小川回忆这段经历时表示，“20世纪70年代初，很多人以为四川的天然气储量非常大，不仅每年可向武汉输送150亿立方米，甚至还有150亿立方米可送往上海。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输气管线办公室’，决定上马这一特大能源工程。接下来，办公室就从全国调集了一大批技术人员。我也被列选其中，去搞管线压气站方面的自动化设计”。周小川说，后来才发现，原先上报的数据水分很大，实际上四川的天然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这样，‘川汉输气工程’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所有进口的设备、材料，连同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另一个是‘30万吨乙烯工程’。据考察比较，这样的工程，我国的设计制造能力与国际的差距并不太大。于是，有关部门决定准备将整个工程实现设备国产化。可是，国内的石油价格太低，乙烯行业毫不费力就能赚取到高额利润，它们根本就不想购买国产设备。同样，设计部门和制造部门，也不怎么考虑经济选择原则，关起门来一门心思搞‘国产化’。结果费时多年，‘国产化’计划中途夭折。”于是，参与了成套设备中央控制系统工程设计的周小川，同样也是无功而退。

两次“劳而无功”的经历对周小川触动很大。他开始意识到，这些项目之所以半途而废，与中国的经济体制密不可分。恰巧当时，在钱学森等一批系统工程学者的倡导下，学界有意运用系统工程解释社会发展问题、人口问题以及经济问题。在前辈们的指导下，周小川从那个时期开始从事经济方面的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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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水平突出（1）

1981年年初，周小川研究出一个关于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模型。当时，正值中央提出在20世纪末经济翻两番的宏伟蓝图，这一模型配合中央的构想，对发展、人口、环境以及部分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定量化、系统化论证。这一做法后来被证明，是国内用系统动力学和计量经济学在计算机上建立较大规模经济发展模型最早的一次尝试。

同一年，周小川与合作者研究出一套研究中国货币流通规律的模型，采用定量的方法，借助网络来描述货币流通的途径以及货币在每个环节滞留的时间，并表明其流向。以通过数量化的模型来描述金融问题，这在当时国内也是没有过的。

1985年，周小川于清华大学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博士毕业，毕业论文是《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毕业后，担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此后，周小川先后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前文已有论述，在此期间，周小川对创设中国股市提出过众多建议，并参与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1991年，尚福林40岁。尚福林出生于泉城济南，18岁参军服役，22岁转业到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樱桃园分理处。

5年后，尚福林27岁，重新回到学校，在北京财贸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主攻金融专业，1982年，毕业后的尚福林由于品学兼优，成为仅有的两名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学生之一。据知情人介绍，在其后漫长的工作中，尚福林一直保持着年轻时代的钻研精神，而他在上学期间就表现出来的稳健、务实，也成为他工作中一贯突出的特点。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期间，尚福林从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到行长助理和副行长，一个台阶都没有落下。

1991年，王石40岁，该年1月29日，万科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代码0002，万科的资本大戏开始进入全新阶段。

老王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其母是锡伯族人。以前曾有人问，王石是不是王震将军的孩子？唉，当然不是，联想过于丰富了。其后，还有人问国内一知名女主持人是不是嫁给了老王的儿子？也不是了，老王只有个女儿。人一出名，传言四起。不过相比一般人，王石的家庭背景还是相当不错的，父亲、岳父都是干部。老王毕业于兰州铁道学院（现为兰州交通大学）。

理论水平突出（2）

1991年，阚治东39岁。

1985年左右，阚治东被团中央选派，赴日研修一年证券。回到上海后，当时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正在办一个信托公司发展证券，阚治东当了副总经理，分管证券和投资。时值1986年，工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有两个营业部—静安营业部和虹口营业部。

那时候信托公司每年5　000万元利润，两个营业部才20多万元利润，是最没有油水的部门，不过是个对外的窗口部门，但阚治东来了之后，手笔惊人，如前文所述，阚治东让手下黄贵显牵头，建了工商银行证券业务信息网，做国债买卖。工行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收集信息的时候阚治东发现，外地国债价格比上海价格低，于是就从全国各地买进，然后再卖出，全国国债市场被阚治东做得风生水起。

这些国债有的就存放在当地，有的运往上海，从银行开出来有价证券货币免检证，由工行的经警大队武装押运，火车、飞机、汽车都运过。这个规模和气势，自然是杨百万难以与之相比的。

1986年万国证券和海通证券相继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相继出台很多政策，规定一些业务只能由专业的证券公司做，起初觉得自己有信托公司就够了的工行只好开始筹备成立证券公司。

这事让中国人民银行知道了，中国人民银行说，我们自己这里就有一个申银证券没用，我们与民争利干什么，你们拿过去吧。

于是，工行原来信托公司的证券投资业务注入之后，申银第一步注册资本金3　000万元，实际运营资金1亿多元。阚治东出任当家人，成为我国第一代证券大佬之一。

第一年申银净利润500万元，第二年盈利2　500万元，第三年1亿多元，每年利润都翻番，实际利润还远远大于账面利润。

1991年，王益35岁。王益1956年4月生于云南龙陵一个普通家庭，学习优异。1978年9月到1984年2月，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5年11月起，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曾任薄一波秘书。

1991年，王亚伟、赵丹阳不过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此时还都在学校里呢。

1991年，苏宁的张近东、国美的黄光裕事业上都取得巨大的成功。那个年月，正是家电爆炸式增长的黄金岁月，黄光裕在这个黄金时代的背景下，创立了新的商业模式，甩开中间商，直接从厂家进货，压缩了家电的流通成本，并开始在报纸上刊登商品的报价广告，当时国营商店对于广告的认识还停留在“卖不动的商品才需要广告”的层面，即使后来也有人想学习国美的广告策略，但黄光裕已经以每次800元的低价包下了报纸中缝。很少的广告投入为国美吸引来了大量顾客，电器店生意“火得不行”，“所有存货一卖而光”。黄光裕随后陆续开了多家门店，“国豪”、“亚华”、“恒基”，店名不一而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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