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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中央密电摸底“87股灾”（2）

后来我问领事馆的人为什么对美国股票的这次大跌这么重视。他们告诉我，美国股市暴跌以后，中央当天就来了密电，希望他们马上了解这个事情的影响。经过这次在领事馆的讲解之后，后来又去讲过一次。大概是10月还是11月，我们组织了一次比较大的研讨会，有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在那边的机构，好几百人，在一个集体教室里听，大家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后来王东明，就是王波明的哥哥，给我们讲了一些国内情况，说国内有人也在考虑这些事，已经开始发行股票了，但没有交易所。结果王波明突作惊人之想，说，咱们是不是也在中国弄一个股票交易所。他刚说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就笑了，我说那可能还要很长时间。他说不一定。那天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结果越谈越兴奋，越谈越觉得还真的有可能，我说那也可以试试，最后就决定多召集一些人，讨论这个事。（有删节）

仔细看这段历史，很有趣，是谁对87股灾投以了如此关注的目光，又是谁在国内考虑这些事呢？20年来始终成谜，但就是通过这封密电，高西庆、王波明、刘二飞这些中国股市的设计者，走到了一起。

尽管事后各界纷纷确认高西庆、王波明这些人是中国股市的创始人，但请记住他们的际会，不是偶然的巧合。国内早已有成立股市的需求和呼声了。

早在1984年，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执行董事的经叔平就已经公开发表意见，建议开放股票市场。经叔平在经济界威名赫赫，解放前就在上海滩成名立万，1993年10月，年届75岁的经叔平在全国工商联“七大”上当选为执委会主席，成为继陈叔通、胡子昂、荣毅仁之后的第四位主席。1995年筹建我国第一家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要入股对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董事长，民生银行当时的大股东有万通集团的冯仑、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泛海集团的卢志强、东方集团的张宏伟等，个个都是商界的一方霸主，而经叔平本人在民生银行里不持股，却能坐上中国首家民营银行的头把交椅，并享有投票权，这在中国股份制改革的进程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商界大腕能在经老的旗号下团结起来，经老的号召力是不容置疑的。2009年，经老去了。

也是在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81级、82级的研究生吴晓灵、胡晓炼（现在经济界的人士对这两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等20多人共同执笔撰写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研讨》，其中也提到了要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

产、学、研，海内外，大家都想到一起了。

从柿子树下到中南海内

1988年，36岁的华尔街马基罗斯律师所合伙律师高西庆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王波明相约从纽约回到北京。他们回国的目标是：筹建中国的股票交易所。两人相约，回国后干5年，如果干不成事，一个去修自行车，一个去卖包子。

那个夏天，一群30岁出头、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常常聚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司女处长李青原的家里热烈地讨论，李家在北京城西的灵镜胡同，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大家常常在树下讨论建立证券交易所的细节。据记载，当时高西庆开玩笑说，以后交易所建起来了，这棵树就和美国那棵树一样有名了。

美国的那棵树在曼哈顿，1792年，纽约24个股票经纪人聚在一棵梧桐树下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股票市场，至今纽约证券交易所楼前还立着一块铜牌：“这个买卖证券的中心市场，1792年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树下的商人所建。”

1988年3月，由王波明、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8人共同写成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1988年5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到中国拜访了*。*对他说：“你们有个纽约证券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1988年7月9日，北京万寿宾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会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王波明、高西庆参与，历时近1个月，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主要内容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和《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中国证券业的整体框架朦胧出世，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周小川是这个整体框架的设计者之一，是《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

1988年11月9日，王波明、周小川等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内容，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

关于新中国股市的建议终于进入了中南海。

20年前的讨论

此次汇报会上，高手云集，这些20年前说的话，到现在思量都很有意思，而中国股市很多基因性的东西，在此次会议中也初现端倪，比如交易秩序、企业质量等。

在此次会议上，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项怀诚谈的问题很有前瞻性，他谈到了中国情况特殊，规范化的市场应该是好的企业上市，但我国则是买卖亏损企业，这正是中国能走的一步。在设计、创立之初，“价值投资”理念在中国股市似乎就被贴上了“血型不吻合”的标签。

在当时的会议上，与会者对股市的监管机制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周小川当时表示：市场管理与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要分开，中央银行是市场的操作者，作为管理，中国人民银行本身出面不合适。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则疑问：以哪个交易所为中心？如北京。要不要成立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是由体改委牵头还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

项怀诚则表示：目前还是体改委牵头为好！财政部一定参加。

这种关于监管机制的讨论，实际上牵扯到市场监管、企业发行、上市、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对股市方向具有真正的决定性。

讨论归讨论，汇报归汇报，此次汇报会最终并没有拿出具体的操作方案。

1989年3月，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简称“联办”，后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

“联办”成立之后没多久，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工作实际陷入暂停。但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联办”工作的暂停，并没有阻碍中国股市的孕育、分娩，上海起锚了。

上海起锚

1989年2月，“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召集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等单位开会研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方案。

1989年12月，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基在会上表示，他来上海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在此次会议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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