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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果我离开（第1页）

我不知道这次发作是怎么发生的。1983年年底，我晕倒了，仿佛脚下的玻璃地面开裂了。当我在德侬医院醒来时，我马上感觉到这次比以往严重。我完全记不得自己摔倒了，更糟糕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您叫什么名字？”医生们捏着我的胳膊和腿，问我。我能感觉到疼痛，我看得到，也能清楚地听见他们的话。但我无法做出反应。事实上，我刚刚经历了安定过敏，但他们和我都不知道。我嘴里很干，发软，无法思考，我看着周围惊慌失措的白大褂们，又睡着了。

几分钟后我又睁开了眼睛。周围的环境变了：墙又灰又脏，窗户上有栏杆，所有的家具都用螺丝钉在地面上。我又回到了精神病科的病床。我也没有时间观念了，不知道自己是饿是饱，是冷是热。我甚至记不清一件事情之前的事了，我的脑袋似乎只知道刚刚发生的情况，这真是白日噩梦。

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天。一个护士时不时地过来给我吃药。因为口干，我吞咽都有困难，很快陷入药物的作用中。最糟糕的是，这种嗜睡状态会被癫痫发作打断，这也是由于他们给我的安定药引起的。但没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早晨，医生来对我说我情况好转了，但我甚至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情况好转”，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可是减少了药量后却产生了点效果，第一个如闪电般出现在头脑中的想法就是：“我的女儿们，希望她们还好。”之后的日子，我沉重、无力的身体慢慢恢复了知觉。越来越多的想法在头脑中闪现。“我在这里干吗？我睡了多久了？今天星期几？”

进了我的房间后，医生的交谈总是一样的。“她今天怎么样了？有没有好好吃饭？她睡得好吗？”他们从来不跟我说话。我观察、聆听。我的想法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串联起来，终于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可以问问能不能回家了。可是白大褂们根本不同意。我一再坚持，提高声调。“为什么不行？我有孩子！我的女儿们！我得回去照顾她们！”可医生根本看都不看我一眼，转身对护士说：“她太焦躁了。加大药量。”我又陷入了绝望。

早晨，每天给我送早饭的护士被她的一位同事拦了下来。“不，不行！她今天早上不吃东西！”她说。过了一会，医生让我躺在了一个很奇怪、很窄、很硬的床上，没有枕头也没有围栏。我的周围是一堆从来没见过的仪器。一位护士俯身朝向我，把床每个边上的栏杆展开，有我肩膀那么高。之后，她抓起我的右手腕，用带子固定在栏杆上。另一只手也一样。最后，她在我的臂弯处输液。他们到底在对我做什么？我在这干吗，被钉在十字架上？“她准备好了吗？”一个刚进屋的医生问道。护士于是走向一个小柜子。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皮网放在我头上，在下巴处扎紧。“张开嘴！”她命令我。我的牙齿间于是多了一根缠了纱布的棍子。我一点都不懂他们准备干吗。但我的大脑已经无法反抗了。突然，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一片漆黑。

醒来时，我又回到了自己神经科的房间。我失去意识多久了？一小时？一天？一星期？我浑身酸痛，头晕眼花。我的大脑还在运转，但我觉得什么都丢了。“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儿？”“那我的女儿们，她们都叫什么？”

内心的空洞让我眩晕，很快又被可怕的焦躁感填补了。如果阿尔茨海默病也像这样，那可真是地狱一般，是永无止境地惊恐发作。我觉得自己真得快被逼疯了。突然，我听到了走廊里有护士询问我的消息：“那个接受电击疗法的病人怎么样了？”

***

之前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致使我又回到了医院？把我的小玛丽接回家后，我确实面对着复杂的情况。在医院时，为了避免她把导管拽下来，她的小手被绑在了病床上，这幅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发誓再也不把你绑起来了。我于是必须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监视着，如果她把管子拽下来，我就给放回去。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导管插到气管里，这样会引发窒息。为了避免任何危险，我夜里每半小时都定了闹钟，以确保没有问题。如果对此不管不顾我当然可以睡得更好。我也可以把闹钟间隔定得久一点。但我不想再让她去特鲁索医院的急诊室。这是出于自尊心。我想要向所有人证明我是个好母亲。结果就是我每天只能睡一小时。我怎么能受得了这个强度？不知道。在我小时候，那个疯女人让我做家务到零点，早上四点就叫醒我，在壁柜里待的那一会时间也没办法好好休息。打小开始，我的身体就已经习惯了不睡觉。这可能就是个解释。好在三个月后，玛丽增加了足够的重量，我也可以把她的饮食频率减少为每天十二个小时。我终于可以睡觉了。哎呀，我并不知道缺觉会对我的大脑造成如此可怕的损害。

在这段时间，我没有一点经济来源。继续去养老院工作也不可能了。不然我就得把孩子托付给别人。她需要如此多的照顾，我根本没想过自己放手。好在莫瑞斯特在这段困难时期为我们提供了经济支援。在这段时期，我的小宝贝每天都有进步。十八个月时，我第一次拿掉导管给她喂饭。50克的马肉和50克的绿豆角，全放进搅拌机里。当我把第一勺没有黄油、没有盐、什么都没有的菜糊伸向她时，我对自己说她还没尝过这种东西呢。我非常害怕她不会吞咽或是被噎住。无论如何，我的小玛丽还从来没有咽过东西，就连一小口母乳都没有喝过。然而，和我预期完全相反，她一口气吃完了最后一口。桑德里娜，艾曼纽和莫瑞斯特当然都在场。我们四个在那天都高兴地哭了出来。这又是一次胜利。

1980年春天，我开始照看孩子。我想办法照顾两个和玛丽同岁的小孩：塔里克和莉蒂希娅，他们分别比玛丽大四个月、三个月。在他们父母工作时，我会照看他们一整天，我也借机衡量自己女儿的进步。每次大孩子有了进步，我就会注意，这些孩子比玛丽大三个月，我会关注三个月后玛丽是不是也会做相同的事。我会鼓励她。“来，看看塔里克是怎么做的。你把勺子放在小手里，然后放到嘴里。”同其他小孩一样，她开始把餐具扔到地上了。之后的一天，她终于可以像大人一样自己吃饭了。医生曾对我说她肯定会有残疾，但我的小玛丽是个坚强的孩子。

开始时，把这些小宝宝养在家里对我来说是个真正开心的事。我终于感觉自己有了“一堆孩子”。仅仅看护他们还远远不够，每天，我都会组织一些活动：画画，甜点，唱歌，跳舞，拼图，积木。在那段快乐的日子里，我甚至还在楼下的广场给他们放了一个充气游泳池。我们一起拿着铲子、小桶在池子里走。这简直像做梦一般，孩子们开始到处翻跟头。玛丽也在那儿，躺在躺椅上，带着营养泵。我又看到她放声大笑，虽然鼻子里还插着管子。她看着周围，瞪大了双眼。她的发育完全正常，我因此感受到很大的自豪。

看到我给孩子们准备了这么多的活动，很多家长过来把孩子托付给我。几周时间，我已经拥有了很多孩子。杰娜，塔里克的小妹妹；纳西母，塔里克的小弟弟。双胞胎马克西姆和莉蒂希娅，克里斯泰勒，哈罗德。我还接待了小维吉妮，她是孩子们中年龄最大的。维吉妮是个来自于社会健康指导机构的小女孩儿，她的经历与我相似。是她的教母乔西——我以前在圣西蒙十字医院工作时的同事，把她托付给我的。从此以后，我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晚上，附近的爸爸妈妈来接他们的孩子，维吉妮就要回到社会健康中心。她几乎每个周末和假期都会来我家。事实上，如果乔西不能照顾她，她就会来我家。但原则上讲，这种情况下她是需要待在社会健康中心的，因为她无权来我这。但稍稍违反规定也比盯着孤儿院天花板漫漫度日要强。我对此深有体会。

几个月时间，我的两居室套房成了从早到晚充斥着孩子叫声的庇护所，这让我开心极了。客厅里各色的玩具就像是地板上的镶嵌画。我女儿们的卧室成了所有孩子睡午觉的地方。将近十六点三十，孩子们走了之后，我快速收拾房间迎接两个放学的大女儿。每日如此。

三岁时，玛丽就已经赶上来了。她不仅仅活了下来，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她与塔里克和莉蒂希娅同时被幼儿园接受。太骄傲了！第一学年结束后，莫瑞斯特甚至带着她和桑德里娜、艾曼纽一同去度假。这也是我第一次和她分开。我的小虾米长大了。她甚至可以独自一人在大床上睡觉了。她们离家期间，我改造了卧室，这样女孩们就可以一起睡了。我用从街上捡来的板子和管架，给她们做了带布帘的三层上下床。

夏天，我总是想办法让她们去乡下。但出于经济原因，我不能停止工作。于是我想到了一个既实用又惬意的主意：带上几个家长因为无法休假而不能照顾的孩子，跟三个女儿一起去度假。在度假时，我会继续照看孩子。我被孩子们包围着，简直就像是跟天使们在一起。在这段时期，我感觉不到自己需要休息。照看所有这些孩子让我露出了笑容，我很幸福。我甚至不再在意自己的病情。可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

电击疗法后的几天，我终于可以出院了。我瘦得厉害，感觉到自己状态不正常，甚至不能直着走路，话也说不清楚了，结结巴巴地就像我父亲从酒馆里回家时一样。我觉得自己又脏又丑。我不能回家。我可能会吓到女儿们。我需要帮助。在圣西蒙十字医院时，我跟萨拉玛尼夫人提到过我的发病，她建议我去见拉里博瓦西埃尔医院的神经科医生沃依芒博士。我去过一次。她要求我做了一些之前没空做的检查。但刚刚经历的事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疯了。我觉得自己疯了。我长久以来否定的事实似乎正在侵袭着我。我想要摆脱这种状态。可惜沃依芒博士不在。女秘书建议我预约，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脑袋里的恐惧感让我发抖。“我疯了。我甚至忘了我女儿们的名字。我怎么能忘记女儿的名字？如果在他们面前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不能让她们看到这些。不，我不能。没有我她们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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