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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努力学习明治维新 袁世凯最终将大清引向立宪改革（第1页）

袁世凯用实干成为大清改革“第一人”

从事实上说，老袁的这张改革成绩单是很了不起的，他开创了一项项的改革纪录，以至于我们在接下来的讲述中，不得不出现很多个“创始人”“创办人”“鼻祖”“第一”之类的称号。而这些纪录实在是太长了，本人在这里尽量做一下精简，希望能够从五个方面来展示一下这张成绩单，它们是：法治建设、军队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经济领域改革和地方政治体制改革。

说到法治，离不开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公检法。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三大领域的近代化改革，竟然都与老袁有关。

先来说“公”。我们知道，在过去，军警是不分家的，上前线浴血杀敌的是士兵，到菜市场追着小偷到处跑的也是士兵，中华大地上一直没有“警察”这个分工明确的职业，是老袁第一次让它来到了大清，但其实他也是被逼的。

天津之前被八国联军占据，根据《辛丑条约》，八国联军从京津撤军，但山海关至京城铁路沿线要地由洋人驻军。洋人保留了这条从海上抵达京城的快速通道，在交还天津时，又规定朝廷不得在天津以及环天津20里内驻军。老袁觉得这很不是滋味，由于外贸的发展，自李鸿章时代起，天津就已经成为了直隶的新省城，是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老袁要去天津办公，还不能驻军，更重要的是天津是京城的门户，山海关经天津至京城战略要地都被占，洋人很快又能兵临北京城下，国防安全形同虚设，怎么办？

在仔细研究了日本等国的情况后，老袁终于对“警察”产生了兴趣，于是想出了一个“化兵为警”的办法，让一批新军集体转业为警察学员，接收天津时这批警察队伍就入驻了。洋人有意见了：不是说好不让驻军的吗？袁大人大方地告诉他们：我带来的不是军，是警，这还是从贵国学来的！请各位仔细想一想，在各地驻警是不是国际惯例？

洋人一想也是，这确实是国际惯例。在强大的国际惯例面前，洋人也就没脾气了。老袁在天津驻警成功，还派驻到北塘、山海关等地，以“警察”的名义保护天津和周围国防要地。

后来，国防无大事，老袁就开始认认真真地发展警察事业了，毕竟最初那支队伍只是拿来应急的，所谓“化兵为警”也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老袁才不会把辛辛苦苦练出来的新军都拿去当警察。他当时派人也在民间招募了一批警察学员，其中竟然包括之前在大闹的义和团。老袁派人半动员半强迫地让这些义和团员穿上警服，拿起警棍，从之前干打砸抢烧工作转变为维护秩序的警察。这就是说，老袁创立的我国第一支警察队伍里，不仅有军人，竟然还有曾经造成社会动乱的流氓和杀人犯！这自然是良莠不齐的，随着组建工作的深入，天津的巡警进行了专业的升级改造，发展出马巡（骑警）、河巡（水警）、暗巡（便衣）和消防队，和之前的“兵”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

到了1905年，趁着京城里发生出使五大臣被革命党人吴樾自杀性炸弹袭击事件，袁世凯上奏慈禧成立了大清巡警部，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公安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打击犯罪的中央部委，和以前的兵部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了，不出意外，巡警部既然是老袁发起成立的，这个部委里就被老袁安插了很多亲信，他们表面上负责大清公共安全，暗地里可能还有人替老袁收集朝廷的情报和通风报信，看来老袁创立我国史上第一个巡警部，比他创立的史上第一支警察队伍纯洁不了多少，因为里面还潜伏进了特务。

好吧，虽然队伍不怎么纯洁，但多个第一，老袁已经无愧于我国警察界的“鼻祖”这一光荣称号。

接下来就要说到“检”和“法”了。明治维新前，日本的情况和大清类似，洋人在日本犯案只能由洋人审理，享有治外法权，明治政府意识到，只有日本的司法体系先做出改革，与西方宪政国家接轨，才有可能通过谈判废除治外法权。于是明治政府开始了实实在在的司法改革，比如废除刑讯逼供，建立四级三审制，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等等，并于1899年彻底废除所有西方国家在日本的治外法权。

在学习借鉴日本经验后，1907年，老袁治下的天津先后成立了天津府高等审判分厅、天津地方审判厅和乡谳局，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地方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再加上朝廷的大理院（全国最高法院），已经在大清建立了完备的四级三审制，同时还在天津设立了检事局，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检察院。不过，机构是学来了，但相关的原则在大清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比如刑讯逼供并没有被彻底废除，司法也没有真正独立，审案子的虽然有了专门的人员，不再是知县老爷，但知县老爷仍然有门道去干预审案的结果。不得不说，老袁的手里虽然诞生了我国第一套近代地方司法、检察系统，但他也没有斗得过传统。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老袁的老本行——军队改革。这方面他比较有经验，所以整个大清的军队改革实际上都是他负责的，他也兼任了朝廷练兵处会办大臣。老袁参照德、日等国的做法，把大清的军队编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个序列，规定常备军服3年兵役后退为续备兵，又三年为后备兵，再三年退伍为民，但遇有战事，这些人又可以征调入伍。这是我国军队史上第一次有如此科学的梯队化设置，但更加科学的是具体到每一支军队的改革。

大清之前的军队都是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的，每营为500人左右，若干个营再组成规模再大一点的军队，编为前路军、后路军、左路军、右路军、中路军之类，而且在兵种上基本都为步兵。这在拿着长矛大刀对砍的时代还可以，但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以步枪大炮为武器的大规模战争需求了。于是，袁世凯负责编练的新军开始把基本建制扩充为——“镇”（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师），人激增到12500人左右，镇下面依次设有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每镇以步兵为主，同时设置炮兵、骑兵、工兵和辎重兵，很显然，在扩大基本建制的同时还考虑了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

到1905年，袁世凯练成新军6镇，这已经是大清最重要的一支国防力量。当然，不出意外，老袁又在这些军队里培养了大批嫡系军官，他们就是后来的“北洋军阀”。

在教育领域，没有中过举的袁大人最重要的改革，自然是在1905年联合张之洞等人奏请朝廷废除科举了，不过袁大人并不是仇视高等教育，他也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总督直隶期间创办的各类新式学校简直数不胜数，比如南开学校，这是今天南开大学（著名校友周恩来）的前身；陆军大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军事类大学；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这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著名校友蒋介石）；北洋法政学堂，这是我国第一所法政专科学院（著名校友李大钊）。更加难得的是，老袁还热心女子教育，比如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著名校友邓颖超），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北洋女子医学校，等等。

经济领域的改革应该是老袁花费心血最多的地方，他规定，直隶新官员上任之前一律先去日本学习考察3个月，回来后通过考核才能上任。这确实很有效果。直隶工艺局、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等等，都是这些官员考察学习回来后办起来的，其他著名的工厂还有造纸公司、煤矿公司、洋灰（水泥）公司、玻璃厂等等。实业的发展带动了金融业的兴起和发展，在学习日本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1902年袁世凯命人在天津开办北洋银元局。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机械化大规模造币，便于流通的银币替代了银两之后，带来了工商业的繁荣。

在多种改革举措并举的情况之下，渐渐地，大清涌现了一个著名的大城市，一个新的改革中心和窗口，它就是天津。史料有载：

1901年，天津有了自来水，而北京直到1908年还认为自来水是“洋水”，怀疑有毒而不敢使用；

1902年，天津有了电灯，又领先于北京；

1906年，天津城内建起了环城有轨电车并通车，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拥有轨道公共交通的城市，领先于京沪。

所有这些“西洋景”，不仅给天津这座城市带来了繁华，更培育了天津的人们遵守公共秩序和交通、讲究公共卫生等初步的公民意识。正是在得大清改革风气之先的基础上，老袁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大动作——地方自治试验。

所谓地方自治，不是不要中央，而是用法律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更重要的是，自治是指“民治”而非传统的“官治”。公共事务由人民通过并监督当地官府去治理，而不是依赖官府，这就难免要搞搞选举、参政议政之类的事情。总之，地方自治可以看作实现宪政的基础和根本途径。

对这个破天荒的事情，老袁十分重视，在1906年正式启动之后，他先是派人专程到日本学习取经，等他们学习回来后，再派到各个县乡村落，把选举的好处和办法编成白话文，在村头张贴小广告，还要编成顺口溜和戏文在庙会上唱大戏，挨家挨户宣讲，告诉百姓们选举于国于民于己有什么好处，动员他们参与选举。老袁还特意交代这些宣传人员：你们要向老乡们讲清楚搞选举原本就是他们手中的权利，不是朝廷又一次摊派下来的某个任务。看来老袁也很清楚，大清的老百姓们实在是被摊派怕了。

一年之后的1907年，天津首先开始选举。40多万人的天津府先推举了2500多名议员候选人，再正式选出30名议员，包括正副议长各1名，组成“民选”的天津议会。这个从民间选举出来的机构，和天津府是平级的，根据规章，它可以监督天津府行使权力的状况，与天津府共同管理天津的地方事务。也就是说，老袁的选举已经搞到了府这一级，袁世凯专门派人祝贺：“可为天津贺，并可为直隶全省贺，不但为直隶一省贺，可为我国前途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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