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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主权与边界——罗马德性与以色列使命的战争

古典共和政体建立在宗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名垂青史的伟大爱国者几乎都出身于源远流长的伟大氏族。共同体至少在最初阶段，政治权利依托于氏族。城邦在其萌芽和全盛时期，几乎没有游士和纵横家上下其手的空隙。个人的政治主张和宗族的政治传统很难区分，流放和荣耀同样不分彼此。阿尔克迈翁家族就是伯里克利，利用波斯反对斯巴达是他们的出生印刻和永恒使命。近代人丧失了许多历史理解力，在希波战争时期称他们为（希腊的）卖国贼，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称他们为（雅典的）爱国者，仿佛他们随着时代而改变了自己的德性。米太亚德家族恰好相反，将联合斯巴达反对波斯的传统维持到客蒙和修昔底德时代。近代人由于错误的代入感，同时赞美反对波斯的战争和反对斯巴达的战争，在希波战争时期称他们为（希腊的）爱国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称他们为（雅典的）保守反动派。其实两大家族都是始终不渝的雅典爱国者，不过只能以他们党派的方式爱国。

雅典民主以宗族党派的形式展开，正如英国民主以士绅党派的形式展开。出身是德行的保障，证明政治家是有根的地方共同体成员。有根政治家（相当于《宋史》所谓的土豪）不太容易作出不负责任的事情，因为兔子不吃窝边草，且谁都不愿意把粪便倒在自己卧室里。选民喜欢名门望族的候选人，因为后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如果中国读者不能理解有根土豪和无根游士的区别，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选民更信任张季直，还是梁任公？前者的决策如果损害地方利益，肯定会连累自己；后者身轻易遁，随时可以而且确实经常改变投机对象。雅典民主在其天真时代，基本上由老加图所谓“满口大蒜味的土鳖元老”包办。乡民只要看到政治家出面，就知道他的基本政纲，因为他爷爷早就见过政治家的爷爷。论证说服虽然不是多余的，但远没有雄辩家自以为的那么重要。无论修辞学教师多么善于自吹自擂，氏族的铁杆支持者都不会支持敌对氏族。这些顽固分子是雅典民主的压舱物，非常歧视知识分子和外来人。随着雅典日益强大、富裕和开明，知识分子和外来人越来越多，传统道德或偏见越来越动摇，公民的血统越来越混杂；雅典民主就越来越激荡，游士政治家就越来越多，土豪政治家就越来越少。

无根游士首先以诡辩家的形式进入雅典，很快就引起了民主传统派的警惕。他们正确地指出：共和国以民德为基础，禁不起纯粹理性的虚无主义侵蚀。审判苏格拉底是他们的反击，然而已经为时太晚。风气形成以后，不是个别打击能够扭转的。如果雅典民主还有挽救的余地，那也只能在伯里克利以前。孟德斯鸠赞美伯里克利深刻理解法的精神，因为共和国的主权就是公民权的总和。滥许缺乏雅典政治德性的外邦人入籍，无异于默认外邦对雅典共和国主权的无声颠覆。可惜这位伟大的文明收割者，一面限制移民和混血者归化雅典的资格，一面身体力行地奉养游士和外邦人。孕育智者派和苏格拉底的社会风气由他亲手造就，正如他和阿斯帕西娅的私生子开辟了破坏入籍限制政策的恶例。如果雅典人自己急欲放弃列祖列宗的政治德性，一味限制外邦人又有什么用处呢？哈德良皇帝精心保护和恢复古老的雅典宪法，寻访血统纯正的雅典公民后裔；但他除了制造一个依靠游客为生的杂技团，还可能有什么其他成就吗？

雅典人猜忌的外邦人大抵来自其他希腊城邦。他们并不全是共和政体的主权者，但多多少少总有一些自治政治经验和军事团体经历。军事自治团体对希腊人非常重要，即使政治上的君主在军队中也像民主领袖。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外邦人入籍雅典才是某种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埃及或波斯的散沙群众列为入籍对象，那就只能解释为僭主破坏公民德性的长期努力已经到了功德圆满的时候。恺撒和罗马诸帝毁灭共和国的主要武器，从高卢人入籍开始，到行省降虏的普遍入籍结束。恺撒的举动还可以解释为格拉古传统的扩大，以德性元气未衰的蛮族补充共和国腐败的公民。卡拉卡拉的恩泽就只能是撕去一切伪装的东方化，指望东部顺民的散沙性格淹没罗马公民残存的政治德性，给罗马城邦的自治传统钉上了最后一颗棺材钉。如果我们用古典时代的政治伦理衡量近代世界，就会认为穆加贝和曼德拉才是卡拉卡拉的真正继承人，因为他们将公民权交给缺乏政治德性的外邦人，淹没了具备民主经验的少数公民。根据孟德斯鸠的标准，这种行径就是外邦人对共和国主权的颠覆。雅典民主在其极盛时期，公民人数也不过总人口十分之一，伯里克利已经觉得有必要严加甄别了。

我们一定要首先了解古典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背景，撇开当代种族、殖民理论的政治正确概念，才能真正理解南方社会对黑人问题和奴隶制问题的担忧。托克维尔早已指出，黑人奴隶制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因为它不仅仅是奴隶制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最难解决的问题其实是自由黑人的共同体身份问题。许多人之所以维护奴隶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有正当性，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很难找到其他现实可行的途径，将为数众多的外邦人排斥在共同体之外。集体行动需要高度的默契，政治德性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只要相当比例的共同体成员缺乏默契或状态不佳，就会导致城邦本身的灭亡。如果色诺芬的万人远征军当中掺入一千名“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东林党人，全军覆没就是自然的命运。任何一支专业足球队当中掺入十分之一的外行，今后就不要指望联赛了。这是共和政体独有的麻烦，专制政体从来不怕没有政治责任的消极居民太多，因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越多越好。雅典人和卡罗来纳人之所以沦为种族主义者，主要因为他们是共和主义者。大宋臣民和大明臣民能够同化犹太人和黑人，主要因为他们是政治低能的顺民。巴西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徒实现了多种族混融的威权社会，南非和荷兰的新教徒却形成了种族隔离的共和政权，主要因为后者是更好的民主主义者。即使在欧洲人和非洲人都没有出场的情况下，同样的规律依然适用。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力主巴基斯坦独立，因为强制一亿心怀不满的穆斯林留在共同体内，只会产生两种后果：要么维持民主而无法统治，要么维持统治而无法民主。所以，印巴分治乃是印度共同体塑造的必要条件。

黑人重返利比里亚运动，其实就是美国版本的印巴分治。托克维尔曾经指望，由于气候、环境和天赋的自然作用，白人会向北方集中，黑人会向南方和加勒比地区集中，最终形成天然边界。废奴派通常并不主张黑白平等，更不要说吸纳黑人进入共同体了。他们恨奴隶制，因为这违背了他们的宗教感情和抽象原则；但他们不想要黑人公民，又提不出任何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案。南方人嘲笑他们是假冒伪善的狂热分子，犹如保王党人嘲笑清教徒。确实，林肯的内战理由必须诉诸以色列的上帝和忌邪的神：“我们诚挚盼望，我们热切地祈祷，希望这场天谴的战争迅速结束。然而，即使上帝定意让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直到两百五十年来奴隶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直到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被战争中的流血所偿还，我们也应相信三千年前《圣经》所说的：‘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相反，南方人只要继续以罗马元老自居就行了。恺撒想把高卢人送进元老院，这是毁灭自由的第一步。鸡兔同笼的邦国无法形成有效自治，结局不外乎三种：其一，鸡兔分别建立自己的共同体；其二，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政；其三，消弭冲突的必要性成为长期武断统治的理由。重建时期，北军在南方实施了第三种统治。海斯和解后，白人对黑人实施了第二种统治。民权运动后，社区自治实现了第一种模式。今天美国政治正确的实质就是调和政治德性不同的各共同体，因此以共同体而非个人为基本单元。这种演化给美国宪制增添了早期罗马帝国的马赛克色彩，跟南方政治家主张的罗马共和国式狭隘、排外形成了鲜明对照。

美国的元老院和新教徒都有自己的天命观。19世纪50年代，前者似乎比后者更有机会。然而，这种优势是表面和脆弱的。弗吉尼亚王朝、辉格党的反恺撒主义联盟、卡尔霍恩叛乱有一项共同特点：头牌歌女太多，观众太少。林肯早年的辉格党经历已经教会他，寡头式内耗竞争对大党的形成多么不利。候选人为了在初选中保证同侪的支持，往往必须接受两年轮替制。辉格党像一块种植过密的麦田，所有的麦穗都没有长大的机会。俱乐部交易在初选前就已经作出了大部分决定，以致选民基本盘丧失了活力和斗志。人事安排的重要性上升，使纲领和原则退居次要地位。民主党对辉格党的优势建立在草根群众的力量之上，然而，奴隶制和基督教原旨的冲突削弱了他们的力量。精密的理论可以证明二者完全没有矛盾，但精密的理论对群众是不起作用的。任何人只要将民众的道德直觉和原教旨主义结合起来，就能在二者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南方版本的昭昭天命体现于波尔克（JamesKnoxPolk）的大美洲计划。美国将会兼并古巴、墨西哥和中美洲，从而使蓄奴州在合众国内占据压倒性优势，将南方政治传统变成美国政治传统，最终消弭分裂国家的危险争论。美国将延续华盛顿家族的也就是古典的爱国主义原则，将合众国变成亚加亚同盟、埃托利亚同盟和罗马－意大利同盟的现代版本。任何政治家都清楚：无论中间步骤多么复杂，一切权力终归源于国民有机体的习惯性忠诚。各州的权力属于各州国民，因此各州是强大的。联盟的权力属于各州政治家、外交家和掮客，因此联邦是软弱的。联邦的软弱有助于联邦的扩大，因为它不易威胁新邦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精英。联邦的扩大有助于联邦的软弱，因为过于复杂的多元博弈体系不容易形成阵线分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只能形成一大群边界模糊、翻云覆雨的机会主义派阀。只有旗帜鲜明的大党和目标明确的领袖才能越过同侪的牵制，直接诉诸国民的仲裁；只有高度同质化、共同价值观稳固的国民有机体才能维护大党和领袖。这样的可能性将会随着拉丁各州的增加而不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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