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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得勒支的宁静（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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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已经住了三个礼拜了，这段经历并不成功。我和麦迪，尽管一直在开心地说这一趟亲密旅行能在一起待这么久很享受，不过要是真的结束，我们都会如释重负。沉默会让我们烦恼，我们总是笑得太过头。我担心，很可能是我们两人都担心，说再见的时候，除非我们飞快地吻吻对方，热情地、开玩笑地拍打对方的肩膀，否则我们只能直视进彼此之间的一片荒凉，我们不仅互不关心，内心深处还彼此排斥。这么久以来，我们所有的分享都并不是真正的分享，我们两人心里都在猜疑，都觉得对方已经变成了外人，没有了权利。

夜晚时分，我们常常坐在外头走廊的台阶上，喝杜松子酒，愉快地抽烟驱蚊，一直待到很晚才会上床睡觉。天气很热，要入夜很久，热气才能消散。高高的瓦房里，直到下午三点之前都颇为凉爽，然后天黑很久以后，白天的热气还是困在屋内。永远如此。麦迪和我回忆，我们当初是如何把床垫拖下楼，拖到走廊上，躺在上面数流星，试图挨到破晓时分。我们从来没能真的做到。每天夜晚，河面上的冷气流携带了河岸芦苇和软泥的味道吹过来的时候，我们便睡着了。十点半，有一辆穿行小镇的公交车路过，车子不会放慢速度，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经过我们这条路。以前从大学回家，我坐的就是这辆公交车。记得某些温暖的晚上，我经过朱比利镇，看见巨大的树根周围裸露的土地，一个个小小的水坑包围了街上的自动饮水机。蓝色的、红色的、橘色的光线编织出柔和的潦草字样：台球，咖啡馆。认出这些标牌上的字时，会有一种奇怪的压迫感和解放感，仿佛我用学校的假期，用我的朋友，还有，用我的爱情，换来的是阴沉的家庭世界，这里只有永不间断的灾难。四年前，麦迪有过同样的旅程，必然也是同样的感受。我想问问她，那些像我们一样长大的孩子，有没有可能失去了信任的能力，过不了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没法生活在宁静的现实中。但是我没有问她。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类似问题。念咒于事无补。我们就别互相破坏情绪了。麦迪会用她微弱的、机敏的声音这么说，还会用她喜欢的俚语，我已经忘记是什么了。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谈这些问题。

有一天晚上，麦迪带我去参加湖边的一个聚会，从家往西大约有三十英里路程。聚会在一座度假屋里举行，两个朱比利的女人租了这座度假屋，为时一星期。去的大部分女人似乎都是孀居、单身、分居或者离婚，男人则大部分都年轻、未婚。从朱比利来的男人实在太年轻，我记得他们似乎都只是低年级男生，有两三个年长的男人，都没带太太来。不过女人们出人意料地提醒我，有些女人自打我童年时就认识我，尽管我从来没有在聚会上见过她们，只见过她们在商店里，办公室里，有时候是在朱比利的周日学校里。她们和已婚女人的不同之处就是，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世界。她们稍许活泼一些，锐利一些，不得体一些—不过，我也觉得其中只有一两个会让人觉得是不是值得尊敬是个问题。

尽管她们穿着中年妇人的衣服，款式却很时髦，在她们坚挺的合成面料做成的紧身内衣上沙沙作响。她们在人造花上洒了很多香水。麦迪的朋友们就要现代许多了，头发染成紫铜色，眼睑涂成蓝色，喝起酒来个个精力充沛。

我想麦迪并没有注意这些人。她身材纤瘦，仍然披着漫不经心的黑发。她的脸变瘦了，皮肤变紧了，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少女般的傲慢神情。不过，她说话有刺耳的鼻音，就是当地口音。我们以前习惯取笑说，她调情和喝醉的时候，才能镇定自若地说话。在我看来，她似乎一直千方百计地融入这些人。没过一会儿，她得手了。在我看来，我觉得她想让我看看她是怎么成功的，看着她否认那种隐秘的，让人振奋的，真正可怕的势利。小时候我们一同培养了这种势利，当然，我们向自己许诺，要见识比朱比利更大的地方。

玩游戏的时候，每个女人要拿出一件衣物。开始大家很正派地拿出一只鞋放进篮子里，然后，男人们进来了，开始玩替鞋子找主人的游戏。我出了房间，坐在车里。我觉得孤独，我想到我的丈夫和我的朋友。我听着聚会的喧闹声，听着海浪拍打海滩，没一会儿就睡着了。麦迪很晚才出来，嘴里说着：“上天哪！”她笑着，快活地说话，态度像英国电影里的女人。“你觉得恶心？”我们俩都笑了。我觉得抱歉，我喝酒喝得不舒服，不过没喝醉。“他们说话并不怎么妙语如珠，不过心没长歪，就像俗话说的。”我没有说什么，一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我们从伊瓦休伦开回朱比利。然后，我们再也没参加过什么聚会。

不过，坐在外面台阶上的不总是我们两个人。经常有个叫弗雷德·鲍威尔的男人和我们在一起。他也参加了那个聚会，默默无闻地充当背景人物，记住都是谁的酒，友好地帮人撑住走廊上摇摇晃晃的横梁，不让它碰到谁的脑袋。他和我们一样，在朱比利长大，不过我不记得他了，我估计是因为他比我们早几年毕业，然后就去参战了。我回来的第一天晚上，麦迪就让我吃惊，把他带回家来吃晚饭，然后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个晚上，如同我们之前消磨过的许多个夜晚。这个陌生男人成了给我的童年礼物，或者说我们的童年安全地存在于种种掌故轶事中，仿佛裹在脑子里某种玻璃纸里。而我们为童年脆弱的自己建构的种种白日梦，会让我们的童年面目全非地出现—不可救药而快乐。我们一起讲故事。“你们女孩子就是记性好。”弗雷德·鲍威尔说，以一种赞叹的神情，或者还有其他，克制、窘迫，不以为然，就像性格温和、深思熟虑的人看到逗乐的人夸张的洋相时脸上的表情。

这会儿，想到弗雷德·鲍威尔，我承认，我的反应—我称之为情境，比我自己预料的远为保守；甚至感觉荒唐。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我知道他已经结婚了。麦迪是这么告诉我的，第一天晚上就说了。她说的时候不过是提供信息的态度。他的太太是残疾人。他带她来湖边消暑，麦迪说，他对她非常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麦迪的情人，麦迪也不会告诉我。和我又有什么关系？麦迪都三十多了。但是，我始终在想他坐在我家台阶上的样子，手摊平，放在伸展开的双膝上，麦迪说话的时候，他温和的脸转过去看着她，几乎是溺爱的表情。他有温柔的男子气的外表，被她逗乐了，仍然不动声色。麦迪取笑说他太胖了，不能再抽烟了。这话题把他拖入一场私密的、紧张的、温情的争执。这样的争议毫无意义，也永远不会有结束的时候。而他乐意。他乐意，这句话吓我一跳，我现在是知道了，他乐意，而她需要。她微有醉意的时候，便用半祈求的玩笑口吻说，他是她唯一的真朋友。她说，他也会这么说的。没有别人会这么说。我不清楚。

后来我又在想：他和她真的只是朋友吗？朱比利的一些清规戒律，我已经忘了。有一条，所有的口袋小说谈到小镇的说法，肯定都是对的。还有就是，多么强烈的、值得尊敬的、没有公然的两性关系的友情，才能在这种清规戒律下繁盛起来，并且从中得到滋养，乃至于维持大半生啊。这个想法让我沮丧。不现实的关系，相比局内人，反倒是局外人更加沮丧。我如此难过，发现自己希望他们是公开的情人。

朱比利的生活节奏是以天然季节为周期的。死亡发生在冬天；婚礼则在夏天举行。有一个好理由可以解释这一切，冬日漫长而艰难，老年人和身体孱弱的人并不是永远都过得去。去年冬天是一场悲剧。这样的灾年每逢十年，或者十二年，就会有一个。你能看见街上的人行道开裂，仿佛小镇遭受过轰炸。在这样的艰难中，人们处理了一起死亡事件。现在，到了夏天，便是想起来再谈一谈的时候了。我发现人们会在路上拦住我，聊我妈妈。我从他们的口中听说了她的葬礼，她戴了什么花，那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的。现在，她已经死了，当他们说“你妈妈”时，我不再觉得这是针对我的骄傲，一个双方都心知肚明的狡猾的打击。我以前一直这么觉得。这些词语让我感觉，我完整的身份和狂妄的青春期历程都开始土崩瓦解。

现在，我听着他们谈她，如此温和，如此隆重，我明白她成了小镇的共有财产，成了大家都知道的奇人怪事。这是她的成就，因为我们一再试图把她困在家里，不管残酷的还是狡猾的手段我们都用过。我们让她远离可悲的声名狼藉，并不是为了她的缘故，而是为了我们。我们看着她的眼部肌肉瘫痪发作时眼珠翻白；听到她恐怖的声音，还有她让人尴尬的发音。她和别人说话，要我们帮她翻译，这一切都让我们忍受毫无必要的羞辱感。她的病那么古怪，以至于我们如同陪同一场极度庸俗的杂耍表演，几乎想要大声地道歉。我们的骄傲日渐被磨灭，我们一起画讽刺漫画以发泄狂暴的情绪，哦，不是，不是讽刺漫画，讽刺漫画不是这样的，那只是拙劣的仿制品。我们早该把她送给小镇，小镇对她会好一点。

至于麦迪，至于她十年来的看护，他们说得很少，也许因为他们想到我早已远走高飞，顾及我的感受。我的两个孩子就证明了这一点。而麦迪孤身一人，除了这座让人沮丧的房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不过，我想不是因为这个。这不是朱比利分担他人感受的方式。他们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没有回来参加葬礼；我很高兴那个星期有延误航班的暴风雪当借口。反正我也不知道如果天气合适我会不会回来。麦迪那么激烈地给我写信，力劝我不要来。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如果她这么希望的话，她有权利自己来处理这一切，至少这一回，她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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