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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第1页）

佛教

因为接下来要写很多佛教的人，给大家介绍一下，佛教。

一提起佛教，许多人下意识里会出现“消极”“悲观厌世”等词语，这实在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因为佛教公开提倡和追求的是智慧、和合、忍让、慈悲。佛教流传在中国的两千年里，对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与士大夫生活的关系，就非常值得关注和探讨。

佛教势力由三个层次构成：佛教僧团、居士群体、普通佛教信众。而古代居士佛教的主体成员是士大夫。中国本土文化重伦理道德建构而缺乏心性义理之学，佛教则填补了这个不足。在我国占据主流的大乘佛教又消泯了在家与出家、入世与出世的界限，《维摩经》中拥有至高佛学修养的维摩诘就是一位在家的居士，而中国佛教造像中的菩萨像也均为世俗装束。大乘佛教很符合士大夫的精神需求，它的般若学、心性论等观念逐渐获得士大夫们的喜爱，“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与下层佛教信众幻想借助他力、带有一定盲目性的功利性信仰不同，士大夫近佛、学佛更偏重于思想和智慧，更多一些文化使命感。

魏晋时期，“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政治环境的严酷、儒家哲学的衰败，遂使名士学佛蔚为风气，如王导、谢安、郗超、王羲之、谢灵运等人，都与僧侣交游，或执弟子之礼。特别在唐代南宗禅产生并壮大之后，禅宗顿悟成佛的低门槛，重智轻悲、任运自然的生活理想，愈加引发了士大夫们的兴趣。中唐王维是士大夫信奉佛教的典型，其《叹白发》诗曰：“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经历了丧妻、被安禄山叛军授予伪官等挫折之后，他依赖于佛教的慰藉，过着做官与坐禅两不误的生活。至宋代，伴随着禅宗的繁盛，士大夫参禅已是普遍现象，他们逞辩才、斗机锋，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唐代以降，士大夫鲜有不受佛禅影响者。以著名反佛斗士韩愈为例，他看到了佞佛行为给社会伦理、国家经济带来的危害，所以向唐宪宗上《论佛骨表》，建议将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他差点因此事被杀掉，但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却与大颠、秀禅师等至少十余位僧人交往，在《与大颠师书》中对大颠也颇多溢美之辞。所以北宋周敦颐曾讥讽说：“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释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按部至潮州题大颠堂壁》）作为一个官员身处公共角色，与作为一个文人身处闲适之境，心灵的需要自然不会相同。对于佛禅的心性之学、对禅家潇洒的生活方式，韩愈还是很难抗拒的。历代统治者大多对儒释道思想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不同的精神养料为我所用也是士大夫基本的生存理念。南齐士人张融临终要求入殓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苏轼《祭龙井辩才文》中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儒家的进取之志与道、禅的超然洒脱之心相融相洽，使他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能平和、乐观，所以才会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快意吟唱。有些士大夫痴迷佛教出世的一面，进而悲观颓废、逃避人生义务，如此就脱离了社会进步的方向。

佛教给予士大夫的不仅有超逸的处世态度，也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突出自性的禅宗激发人自立自强，以佛禅心性论为主导，就会促生不惜牺牲的精神、不畏强权的坚定信念。再加上禅家讲随缘任运、处处是禅，那么又何必逃避社会责任呢？所以宋代大慧宗杲禅师就提倡以“忠义之心”入世，欲激励人们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很多士大夫因此与之交游。明末黄端伯是崇祯年进士，平素精修禅学，在清兵破南京城后面对威逼利诱不降被杀，他曾作偈曰：“觌面绝商量，独露金刚王。若问安生处，刀山是道场。”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有深厚佛学修养，他也是怀着佛教舍身救世的无畏精神慷慨赴死的。

佛教使士大夫文艺生活的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文学艺术的各种体裁，如诗歌、小说、戏曲、绘画、书法、雕塑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佛禅的烙印。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丰富了文学语汇，汉语中慧眼、吉祥、功德、金刚、烦恼、菩提、清凉、智慧、悲观、因果、境界、未来、刹那等大量常用词语都是来自佛教的；丰富了文艺表现的内容，提供了人物传说、佛经故事等无数生动素材；丰富了文艺形式和文艺题材，如作为格律诗基础的诗歌音韵问题是沈约、周颙受佛经翻译的启示发现的，如王维的禅家情趣促成了水墨画的发展；丰富了文艺的价值观、开拓了文艺的表现境界，如士大夫们在作品中引入了浮世虚幻、因果报应等思想。

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是一个渗入生活深层的哲学问题和文化问题。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一直是与士大夫联系在一起的。早在魏晋时代，士大夫们以练达的老庄之学的修养，促进了早期汉地佛教教义的形成，佛教般若学的兴盛也与士大夫的兴趣爱好直接相关；初唐时宗室子弟李通玄著《新华严论》，提倡个体的自觉、自信，对禅宗理论体系颇有贡献；安史之乱后，众多士大夫的参与为南宗禅增添了文人的气质，他们越来越多地将儒、道等传统文化带进禅林，加速了佛教的本土化……伴随着佛教中国化同时进行的，是中国本土信仰在佛禅助力下的改造和提升，一个突出的标志是程朱理学的出现。虽然理学家们对佛教多有批评之语，但理学中佛教的影子是极为明显的，如理学的核心命题“理一分殊”就源自华严宗，朱熹论“心”也深受佛教“如来藏自性清静心”的启示。佛教的精华被理学吸纳，说明它已经融入了中国主流文化。明代王守仁“致良知”的心学更是全面引入了禅家思维方式，突出主体的作用，所以其后学刘宗周说：“阳明子，人或以为近乎禅。”

佛教改变了士大夫的生活，士大夫也改变了佛教的性质与命运。回首佛教与士大夫相互影响的历程，反思其经验教训，对今天的民族文化建设，对增加大众文化修养、提高国民素质，都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佛教（英buddhism）：最早的世界性宗教，距今三千多年由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参考佛诞）。不脱离实际的、发展的、辩证的思维，是佛教的思维。所以，佛教的特点是：既自由思想，又理性科学。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10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名悉达多·乔达摩。20岁时离家成道，此后被尊称“佛陀”，意为觉悟者，简称“佛”，所传宗教被称为“佛教”。

佛陀示现涅槃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传遍印度次大陆。原始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发生分裂，进入部派佛教时期，主要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南传佛教主要是上座部诸派，盛行于斯里兰卡，并传遍东南亚地区，后传入中国云南。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大体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主要有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三大派别。

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如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今南京）有佛寺数百座。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之时。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对佛教等其它诸多宗教都采取宽容、保护政策。中国佛学逐步发展成熟。

封建社会后期，汉地佛教衰落，戒律废驰，丛林破败，僧人无知，迷信盛行。近代以来，在杨文会等一批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带动下，佛教在各个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僧人如著名佛教社会活动家太虚大师积极支持抗战，为争取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广为宣传，佛教界还在战地组织了僧侣救护队，为争取祖国自由独立做出了应有贡献。

智度论二曰：“父母名字悉达多（s.siddhartha，p.siddhattha），秦言成利；得道时知一切诸法，是名为佛。”佛姓新称乔答摩（s.gautama，p.gotama），旧称瞿昙；因为他属于释迦（sa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寂默故不住生死；能仁故不住涅槃。

翻译名义集：“佛陀（浮屠）。大论云。秦言知者。知未来众生非众生数。有常无常等一切诸法。菩提树下了了觉知。故名佛陀。后汉郊祀志云。汉言觉也。觉具三义。一者自觉，悟性真常，了惑虚妄。二者觉他，运无缘慈度有情界。三者觉行圆满，穷原极底，行满果圆故。华严云：一切诸法性无生。亦无灭。奇哉大导师。自觉能觉他。肇师云。生死长寝莫能自觉。自觉觉彼者。其唯佛也。妙乐记云。此云知者觉者。对迷名知。对愚说觉。佛地论云。具一切智一切种智。离烦恼障及所知障。于一切法一切种相。能自开觉。亦能开觉一切有情。如睡梦觉。如莲华开。故名为佛。”

正如季羡林所说：“不知道”的对立面，就是“知道”。知道了，就是“大觉”，就是“佛”。

五明即科学

佛教相信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佛教其实并不推崇科学的敌人——迷信，相反，佛教是推崇理性、反对迷信、注重因果的，它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内容，并一向支持科学技术发展。

“佛教是无神论和理性的宗教。在很多方面，佛教与科学精神具有一致性。”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蒋劲松说，“佛陀反对盲目崇拜权威，反对不加思考地接受任何理论。”宗教学专家也指出，历史上佛教从来没有反对过科学，不仅如此，历代僧人中有不少本身就是著名科学家或技术人才，如唐代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与他人共同制造了观测天象的浑天铜仪、黄道游仪，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测量子午线的人。

佛教和科学没什么不同，如马铃薯和土豆，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六祖慧能大师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你要脱离人间去找寻佛法，犹如找兔子角一样好笑。心外求法之辈相貌如此。

正如窥基法师在《因明入正理论疏》（简称《大疏》）中说：“因明者，唯源佛说，文广义散，备在众经。”《大疏》引《菩萨地持经》中所说：“菩萨求法，当于何求?当于一切五明处求。”五明处即内明处、因明处、医方明处、声明处和工巧明处。大乘中观宗的创始人龙树在《菩提资粮论》中说：救脱被杀者，自然增不减。善修明巧业，自学亦教他。

近代的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也如是开示：‘经云：菩萨于佛智当于何求？曰：当于五明处求。五明系印度古代科学，即声──文字、语言──、因──论理──、工巧──艺术──、医药、内──即哲学──。换言之，菩萨于佛智当于何求，即应言科学中求也。‘

反对自杀

佛教认为人身难得。众生在无量劫的轮回中，获得人身的机会如“盲龟值木”，极为难得。对修学佛法来说，人身无八无暇、有十圆满，是学习佛法最好的善缘条件。无论我们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追求世间的幸福生活，还是修学佛法，追求出世间的解脱利益，都要依靠这极为难得的宝贵人身。

传印会长指出，佛教既反对杀生，也反对自杀，更倡导护生。对自杀行为，佛陀有明确的呵责和禁止：“汝等愚痴，所作非法！岂不闻我所说慈忍护念众生，而今云何不忆此法？”并制定戒律：“若自杀身，得偷罗遮罪。”因此，所谓“**不违背教规教义”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缘起论

《中论》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又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既然是众缘所生，就是无自性的，就是空的。佛教认为，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事物就消失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空”。那么，什么是因缘呢？因者是主要的条件，缘者是辅助的条件，主要的条件和辅助的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就没有事物的存在。因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具备主因和辅因。当因缘具备的时候，事物就存在；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事物就消失。

缘起论是般若思想的基础。般若重视“缘起”。《佛说造塔功德经》里有一个偈语：“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今天，我们不论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这四句话都是对的，世界并不是神创造的，确实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缘、条件聚合而成的，这是佛教的根本道理，也是般若最核心的思想。“缘起”是我们理解般若思想的一个重点。可以说，佛教的缘起论即是无神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传佛教界首先与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及其它各种剥削制度，佛教事业日益发展。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953年（癸巳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会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使中国佛教获得新的发展。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西藏、云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土族群众普遍信仰。

中国南传佛教即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保山地区，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的大多数群众信仰南传佛教。

回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域、敦煌出土了为数极为丰富的古代回鹘文文献，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佛教内容。这些文献填补了历史记载上的许多空白，为古代回鹘佛教、历史、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可以说是20世纪西域古代佛教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领域。在世纪之交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根据吐鲁番、哈密等地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题跋，该文献是由吐火罗语翻译过来的。由吐鲁番出土文书推断，除了印度诸语（首先是梵语，还有犍陀罗俗语，印度贵霜皇朝时代梵语势力范围曾覆盖此地）之外，塞语和粟特语在回鹘西徙以前也都曾对塔里木盆地佛教的流传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粟特人一样，吐火罗僧侣接过印度高僧传来的接力棒，把佛教进一步传给东方的突厥人。把佛教由中亚向东亚推进。他们对古突厥、回鹘人产生影响的时间都早于汉传佛教。

汉传

北传的佛教分陆路和海路两条线进行。陆路经西北印度和西域诸国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印度大月氏贵霜皇朝等时代，其势力范围曾直接覆盖到西域诸地，与中国西部边境接壤），另一路由海路直接传入中国南方，如达摩，真谛等大祖师，均从海路直接来到中国在广州登陆后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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