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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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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军乘胜南下，走顺德、广平、至大名，河北郡县多降附，形势急转直下。

使命往还

朝廷听说盛庸在夹河败兵，并未能拿出高策对局势有所挽回，而是再次宣布贬逐齐泰、黄子澄，以取消朱棣兴兵的口实。上次，齐、黄被罢，朱棣不予理睬，此次齐、黄被贬，更显见朝廷的无能。朱棣知道朝廷是不会就此认输的，朝廷也知道朱棣更不会就此罢兵。朝廷将齐、黄明为窜逐，实派出募兵，朱棣则就此抓住时机，上书朝廷申诉冤屈，争取舆论，暗中秣马励兵以图再战。

窃惟二帝三王之治天下，无他术也，用建皇极而已。皇极者，大中至正之道也。以大中至正之道治天下，天下岂有不治者乎？大中至正之道非人为之，盖天理之所固有，为人君者特守而行之，则佞人必远，贤人不近而自近，九族不睦而自睦，百姓不均而自均，无所往而不当矣。《洪范》曰：“无偏无党，王道平平，岂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欤？”

若其为君者蔽其聪明，不亲政事，近佞臣，远贤人，离九族，扰百姓。彰过失于天下；为臣者逞奸邪，图不轨，以危社稷，孰能举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陈于前哉！

尝观汉唐以来大有为之君，亦不出于二帝三王之道，故能长久者也。今昧帝王大中至正之道，日以诛灭亲王为心，父皇太祖高皇帝宾天，未及一月，听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灭其国，不旋踵而罪代王，湘王无罪，令其阖宫自焚，齐王亦无罪，降为庶人，拘囚京师，岷王削爵，流于漳州，至于二十五弟病不与药，死即焚之，弃骸于江。呜呼，彼奸臣者，其毒甚于狼虎。我父皇子孙几何，能消几日而尽害之至此，痛切于心。

岂意祸机日兴月盛，我守国奉藩，遵礼畏义，本无一毫之犯，又结构恶少，彼来屠我，动天下之兵，骚四方之众，直欲必灭而后已。

夫兵，不祥之器也，圣人不得已用之。本为保生民，诛讨奸恶，以报大仇。上荷天地祖宗神明冥加佑护，凡战必胜，实非善用兵也。独念兵甲不息，天下生灵涂炭，何日而已，为民父母，能不惕然而恤之哉！我之将士日望宽恩以遂其生，已尝具奏，冀回好生之心，以免无罪而死于白刃之下者，上不能允。岂期奸臣进兵不已，屡战屡败。生灵何辜？遭此荼毒，肝脑涂地！我虽战胜，哀悯之心，宁有已乎？

迩者侧闻诸奸恶已见窜逐，虽未伏铁钺之诛，然亦可少谢天人之怒。於此可见审之明而断之果，可以复太祖之仇，可以全骨肉之恩，可以保天下於几危，可以措社稷于悠久，故闻之不胜踊跃。诚如是，则非特我之幸，实社稷之幸，天下之幸也。

惟日夜冀休兵之旨，其罪恶盖已了然明白，曲直之情，虽三尺之童，不待言而知之。是兵可解，冤可刷，而恩可推也。何故执持不改，外示窜逐奸恶之名，而中实主屠害宗藩之志。

往者自念无罪，而茅土见削，子孙不保，受屈万世，宁俯首蒙耻，甘受芟夷，不顾宗庙子孙乎？见兵四集，心震胆悼，不知所为，左右彷徨求贳死于旦夕，遂以兵自救。诚知以区区一隅之人，当天下之众，鲜有不摧灭者，徒以须臾喘息，延缓岁月，冀或有回旋之日也。身亲行阵於今三年，赖天地眷佑，父皇母后圣灵保佑予躬，战胜攻克。每见锋镝之下，死亡者众，痛伤于心，故恒戒将士曰：“天下军民皆父皇赤子，驱迫战斗，彼何罪焉？其毋杀之。吾畏死所以救死，彼之畏死，其情盖同，由是降者悉释之，全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

往者，耿炳文以兵三十万欲加戕灭，败之於真定，既而李景隆两动天下之兵，号百万之众，直来见杀。李景隆盖赵括之流也，手握重兵，骄肆无谋，视我如囊中物，可探而有，曾无毫发警惧之意。夫战，孔子所慎，而李景隆易之。白面小儿，岂足以当大事！惟解饮酒挟妓，酣呼歌舞而已。故首败之于郑村坝，继败之于白沟河，追奔至于济南，百万之众，两战沦没，可谓极矣。於此之时，冀或有开悟之萌，下责己之诏，引领南望。重增欷殻А?br>

未几，盛庸以三十万之众复来见逼，庸本鄙夫，何足算也。夹河才战，一败冰释。吴杰、平安以十万继进，战略藁城，遂尔奔北。

前后大小之战莫知其几，然无一不败之者何也？盖属众有必死之心，而无求生之望故也。臣每战胜，愈加忧畏，恐鹬蚌相持，渔人得利。

窃惟奸臣已逐，左右必皆忠良之臣，识负胜之机，或虑及此，必开心见诚，惩难悔祸，以解兵衅，休军息民，保全骨肉。因循至今，而德州之兵日集，是必欲加屠害而后已。

臣忝居叔父，肺腑至亲，何苦见困如此？今天下之兵，数战已尽，复闻召募民间子弟为兵，驱此白徒，以冒死地。又况馈运供需，百费劳弊。倘此一战不胜，则势危矣。诚不忍至此，伏望回心易虑，起春育之仁，隆亲亲之义，复诸王之爵，休息兵马，销锋镝为农器，以安天下之军民，使各遂其生，其恩莫大也。我父皇在天之灵，亦安宁慰悦矣。如不允所言，一旦社稷落奸臣之手，则贻笑万世矣。

夫大厦之倾，岂一木所能独支？鹍鹏扶摇，非一翼所能独运。自古帝王建万世之基者，莫不以敦睦九族，崇重藩屏之所致也。且弃履道旁，尚或收之，而至亲哀穷，宁无怜恻之者乎？故犹不敢自绝，披露腹心，献书阙下，恭望下哀痛之诏，布旷荡之恩，使得老死藩屏，报效朝廷，则基业有万年之安，子孙亦享万年之福矣。二帝三王大中至正之道，岂有加於此哉！冒渎威严，幸惟垂察。

朱棣起兵，说是朝廷中出了奸臣，因而称自己的造反为“靖难”。现在“奸臣”已经放逐，朱棣起兵便失去了口实。但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有否奸臣，皇位的诱惑力越来越强。如果说朱棣起兵之初对这次“靖难”胜利与否尚无把握的话，那么，现在经过了两年多的较量，朱棣已为自己打出了一个新的局面。固然，朱棣曾在白沟河被困，在济南受挫，在东昌败北，但总的来说，朱棣毕竟已经打出了北平一隅之地。北平、大宁、保定一带，均已在朱棣的掌握之中，如今更迫使朝廷放逐了它的两位肱股重臣，哪怕是名义上的放逐。时至今日，朱棣能够善罢甘休吗？他能够为朝廷的拙劣策划所欺骗吗？绝对不能。但朱棣懂得，要获得真正的胜利还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而且，他十分懂得舆论的力量。如果说，在起兵之时他指斥奸臣乱政，朝廷加罪还会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的话。那么，如今朝廷不计其谋叛之罪，主动放逐所指奸臣，朱棣再不撤兵甚至仍无所表示便于理难容了。然而朱棣绝不会按朝廷划出的道走。他首先要申明“是非曲直”，向天下宣告自己是无罪受罪，继而，他尖锐地指出如今朝廷不过是“外示窜逐之名，而中实主屠害宗藩之志”，朝廷的既定方针并没有改变。君不见“德州之兵日集”，“复闻召募民间子弟为兵”！他以“叔父”、“至亲”的名义要求朱允炆“下哀痛之诏，布旷荡之恩”，既要承认错误又要实际撤兵，不如此，这场战争将继续打下去。按朱棣的说法，曲在朝廷，而且朝廷应该首先撤兵，至于自己则是在被迫自救。球又踢回到朝廷一边。

却说朝廷虽表面窜逐齐、黄而仍用其谋，且实遣其出四处募兵。这时，方孝孺成为朝中的主要谋臣。此人虽博学方正，但缺少机变，不善权谋，与朱棣、姚广孝之老谋深算，适成对照。

朱棣的上书送到南京，方孝孺认为这正是缓滞燕兵的机会。他向建文帝提议对朱棣的上书给予回答，可以用来松懈燕兵的斗志。书信往还至少也需一两个月时间。燕军久驻大名，又将值暑热淫雨季节，不战自罢，这期间，官军各路兵马已逐渐集中，只待远路的云南军队来到，便可对燕军展开大战。方孝孺还建议，调辽东军马攻永平，调德州军马扰北平，其根本之地受敌，必然撤兵归援，那时，大军齐集，追蹑其后，定可一举而破燕兵。方孝孺敦促说：“事已垂成，机不可失。”

建文帝听了方孝孺的议论，觉得他的主意不错，决定派遣大理少卿薛岩等■诏到燕军宣布休兵。建文帝令方孝孺草诏，大致说：赦免燕王父子及诸将士之罪，使归本国，勿预兵政，仍复王爵，永为藩辅。

四月十六日　，薛岩■诏北上燕军，他随身还携带了数千张用小黄纸印的宣谕，到燕军秘密散发，以使燕军将士都知道朝廷的钦令，不要再追随叛贼。

薛岩■天子诏，来到燕军。朱棣读罢诏书，冷笑说：“帝王之道，自有弘度，发号施令，昭大信于天下，岂可挟诈，以祖宗基业为戏耶！”岩等俯伏惶恐久之。朱棣说：“诏语如是，尔承命之言何如？”岩曰：“但欲殿下释兵，来谢孝陵，则兵可息。”朱棣曰：“宗藩阽危，祸难不已，社稷深忧，必执奸丑献俘太祖，以谢孝陵，我之愿也。所典之兵，受之皇考，以为护卫，用备不虞。制度已定，难以更改。今欲释兵，是以徒手待缚，此奸臣谬计，欲以欺人，虽三尺童子不为所罔矣。”　朱棣说着手指怒目金刚般的侍卫将士说：“有丈夫者！”薛岩惶恐不能回答。诸将士持刀按剑，喧哗不已，要求杀死薛岩。朱棣自然也不相信诏书中关于撤军的许诺，或者说他自己根本不愿接受朝廷提出的条件。然而他知道现在朝廷既然放逐齐、黄，既然派来命使，他也不能表现得气量过于狭窄。现在是他争取天下舆论的时候。他拦住愤怒的将士说：“奸臣不过数人，（薛）岩天子命使，毋妄言！”

在众怒目环顾之中，薛岩战栗不已，流汗被体。他倒不一定是怕死，他自己也感到不解的是在这个场合本当慷慨陈辞，舌战群儒，而如今为什么说不出话来，这样岂不有辱使命了吗？朱棣的话虽为他解了围，但他的心并不因此而安。朱棣对诸将说：“吾见薛岩等言媚而视远，此来觇我虚实，非求和也。宜耀武以示之。”　于是，他传令各军集合列队，请朝使检阅。薛岩整理衣冠，振作精神，根据朱棣的安排阅视燕军。官军在前线失利，这是举国都知道的事实，但数十万官军为什么竟会与燕军不能相敌呢？薛岩也真想看看燕军究竟如何。薛岩随燕军中官登高阅视，只见燕军营寨相连，一望无边，据说绵亘百余里。营间戈甲旌旗照耀原野，将士驰射操练，钲鼓宣呼，震天动地。薛岩本一介书生，虽身为大理少卿，但未尝亲军旅，如此阵势，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燕军如此强大威武的军容，不禁令薛岩暗中咂舌。作为天子命使，薜岩受到款待，在燕军中一连停留数日。他对燕军的更进一步了解，使得他对这场战争还能否打下去产生了怀疑。他来这里，本来是为了传布钦命，劝说燕王，想不到却几乎成了燕王的精神俘虏。

朱棣派中使送薛岩出境。临行，朱棣对薛岩说：“归，为老臣谢天子。天子于臣至亲，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产兄。臣为藩王，富贵已极，复何望，天子素厚爱臣，一旦为权奸谗构，以至于死。臣不得已，为救死耳。幸蒙诏罢兵，臣一家不胜感戴。但奸臣尚在，大军未还，臣将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诛权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单骑归阙下，惟陛下命之。”

朝廷不相信朱棣会就此罢兵。朱棣也不相信朝廷会真的遵守诺言。双方都在故作姿态，要求对方做出实质让步。

薛岩回到南京，向建文君臣报告此次燕军之行。他带回来一个信息，燕军军容整肃，上下一心，战场上既不好对付，用计谋也难于使其上当。

在使命往还之时，燕军与官军之间的较量并未停止，双方都在做出新的布置，勿宁说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大战。

薛岩出使燕军是在四月十六日，就在五天以后的二十日，总兵官盛庸便令驿马传书吴杰、平安，领兵会合德州以图北进。薛岩离开燕营后不到十天，彰德各处及德州的兵马便袭击了燕军的运粮兵，杀死数百人，活捉了指挥张彬。五月十五日，官军再袭击燕军饷道。官军的行动令朱棣不能容忍，总兵官调兵的驿书，又被燕军截获。这些，都成了朱棣拥重为逆的新的口实。为博得舆论的同情，说明曲在朝廷，朱棣于十五日派指挥武胜再次上书朝廷，质问朝廷“遣使息兵”是诚是伪。并表示如此下去，绝不息兵。上书说：

张设机阱，以相掩陷，令人岂能自安？且欲令释兵，可乎，不可乎？德州、真定之兵朝散，我夕即敛师归国，今兵势四集，纲罗四方，不能无畏，是兵绝不可离，离则为人所祸。此不待明者而后知也。

朱棣进一步蛮横狡辩，说自己拥兵是奉了“皇父明训”，他指的是朱元璋在世时曾命他节制北平、辽东、大宁、宣府的军马，既然受命于太祖，那么“岂可委捐”？十分明显，这种狡辩是不合逻辑的。朝廷要朱棣撤兵，可以说与朱元璋命他节制诸军毫无关系。朱棣说，如果朝廷真的“以社稷为重，宗藩为心，宣大信于天下”的话，就不会计较燕军所控制的蕞尔之地了。这就更加无理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如果任何一位亲王都可以凭借武力，随意占领“蕞尔之地”，那将置朝廷于何地？最后，他又摆出一副只有他才是祖业维护者的架子。并企图用“亲亲之义”打动建文帝，而其核心要求是朝廷撤兵：

思维父皇创业艰难，子孙不保，如此之际宁不寒心。今兵连祸结，天下频年旱蝗，民不聊生。强凌弱，众暴寡，饥民逢聚，号肃山林，相扇为盗，官府不能禁制。其势滋蔓，势有可畏。祖宗基业将见危殆，所谓寒心者此也。抑未知虑至此否乎？

夫天下，神器也，得之甚难，而失之甚易。伏望戒谨於所易失，而持守於所难得，体上帝好生之德，全骨肉亲亲之义。我弟周王久羁绝缴瘴疠之地，恐一旦忧郁成疾。脱有不讳，则上拂父皇母后钟爱之心，下负残杀叔父之名，贻笑于万载矣。昔汉文帝称为贤君。“尺布斗粟”之谣，有损盛德，至今人得议焉。诚愿采择所言，矜其恳切，早得息兵安民，以保宗祧，恩莫大焉。”

然而建文帝不为所动，将武胜逮入锦衣卫监狱。

望不到尽头的战争

朱棣得知武胜已被逮入狱，知道使节战就到此为止了。它无异于朝廷决定与燕军再次开战的宣言。

朱棣说：“今武胜既执，则志不可转。自古敌国往来，理无执使，但执使，即为挑衅。其所以若此是必欲见灭我矣。岂能匏系于此，为人所制乎？”

朱棣分析官军形势，认为其精锐皆集中于德州，其资粮皆须经过徐、沛。他决定调轻骑数千，烧其粮船。如此，则德州之饷必不给，众必瓦解。然后严师待之，以逸击劳，奇Qisuu書网以饱击饥，可以必胜。于是，朱棣派遣都指挥李远等率六千骑，扰官军饷道。

为了靠近官军，使之不疑。李远等人换上官军的甲胄，但又恐两军临阵，彼此不分，便约定临战时每个战士都要在身后插上一把柳枝。李远等人直驱东南，渐入官军控制的地区。他们一路来到济宁谷亭、沛县　，敌人竟未发觉。李远将军兴以来官军在此的全部积储付之一炬，粮船数万艘、粮数百万尽行焚毁，军资器械俱为煨烬。河水尽热，鱼鳖皆浮死，漕运军士惊骇而散。这一仗不仅使德州驻军的粮饷难以为继，而且震动了京师。盛庸听说官军粮饷被焚，派裨将袁宇领步军三万，邀劫其归路。李远知袁军迫近，便在村中设伏兵，而以少数骑兵将敌兵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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