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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偌大一头牛，对当时一直处于饥饿状态的战士来说，简直是座小山，任凭你费多大的劲，也没办法把它弄回营地。彭富九用枪上的刺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割下一条牛腿。牛的大部分，只好留在山上。没有粮食害人，有时候有了粮食也害人。彭富九一个战友，还是他的老乡，有一次不知道从哪里幸运地弄到老百姓埋着的一罐子青稞，拿回营地，用脸盆炒了满满一盆，大家凑上来，战友就给每个人分了一点。随后，自己躺在大门板上吃，睡着了还在吃。炒的青稞，吃了以后要喝水，一喝水青稞就会发，肚子就要涨。到第二天要出发了，彭富九到处找不到那个战友，最后他看到那个战友正在爬树，还告诉彭富九说，自己涨得不行，想消化消化。彭富九说，我们要走了，你要不行就骑我的马吧。彭富九还特意关照马夫，叫马夫一定要把那个战友带回营地。那天部队行军六七十里地，而战友在半道就撑死了，马夫把他绑在马上，驮回了营地。那时有句口号是：一出门，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彭富九是独生子，他参加革命以后，家里房子就被敌人烧了，父亲和姐姐给敌人抓了，在家里没有什么，不可能回去，不可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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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九

东方卫视创意总监主持人骆新

采访彭富九的时候，正赶上全国许多电视台热播一部电视剧《暗算》。而创作这部小说的成都作家——麦家，就曾经是一名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军人。对于那个外表是植物研究所、实际上是某情报部门的“701”的描述，我相信，麦家肯定是取材于位于北京香山脚下的总参某部。因为与这个军队系统中最神秘的“深宅大院”毗邻而居的，恰好就是中国植物科学研究院。如此逼真的环境，使我不能不相信，我的校友柳云龙所扮演的“特工安在天”，随时都会出现在我面前。而我要采访的彭富九，难道不就是某种版本的“安在天”么？作为总参某部的前任部长，彭富九虽已年逾九旬，但依旧保持着“特立独行”的军人威严。在我采访的所有老红军中，他是惟一拒绝别人搀扶、独立下楼的老人。不过，我倒是没有看出，他身上存有多少“神秘”的色彩。倒是他的儿子，已经四五十岁的彭洪亮，在采访前，频繁地与我们面谈，希望我们能设计出比较周密的采访提纲。据他说，老爷子脾气很怪，与记者交谈，常常会“话不投机半句多”，遇到历史上说不清楚的事情，他会停止描述，坚决不扮演“捕风捉影”的角色。彭洪亮说，老爷子身体不大好，按照惯例，他只能每天讲一个多小时的话，然后就必须吸氧休息了。但是，在与我一次对话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彭富九，精神却表现出惊人的矍铄。他的讲话虽十分严谨，仍不乏亲和。他的听力非常敏锐，大概是多年做收发报工作所锻炼出来的能力（对《暗算》中关于“瞎子阿炳”的神奇听力的演绎，他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夸张，凡在我军从事过机要电报员工作的人，其实都有这种本事），手腕也很灵活，听说我也是军人后代，小时候还学习过无线电发报，他的精神头马上就来了，搬出一个小型的直流发报练习机，“嘀嘀嗒嗒”地为我演示了一段他娴熟的手法。据他自己讲，他每天都要用这部发报机“锻炼”，延续着自己对往昔的回忆、精神和身体的活力！也许，当年为了一句“一天能吃四顿饭、还能听戏”，就被“忽悠”到了机要部门的彭富九，做梦也想不到，长征途中，他所在的情报部门，会遭遇到那样巨大的压力。作为红2、6军团的大脑和神经中枢，他们就是决定一支部队生死的前哨，这些红军情报人员，不但要背负者沉重的设备、忍饥受冻、一路狂奔，即便大军驻足，他们也不能有片刻的喘息：既要联络自己的部队，还要侦听敌人的电台。他们要支撑着整个红军的指挥系统，自身也遭遇着无数次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这支小部队，可以说承载了当时红军最尖端的设备，他们是技术型人才，一方面，能受到自己人拼死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会受到敌人致命的诱惑——他当年的“同志”，就有好几个中途叛变投敌！我问他，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彭将军的回答，很坚定：我有信仰！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彭富九的记忆力超群。他所说的许多人名、地点、时间，很少有错舛。对于情报机要工作的重要性，将军陈述了很多，但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恰恰是西路军的“出师未捷”、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军委震怒：为什么敌人“马家军”的来往电文，我们竟然都没有破译出来？经过调查，才发现是我军委二局（即总参某部的前身）一个干部、想要争破译之功，但自己破译不出来，导致积压了大量电文。刘伯承仰天长叹：“那可是几万条红军将士的生命啊，这是犯罪啊！”做情报工作，最重要不是技能，而是人格。而优秀的人格，则源自于对伟大事业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征，乃至以后的峥嵘岁月，彭富九将军都经受住了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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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送儿子当红军

王定烈的家乡宣汉县位于四川东部，背依绵亘千里的大巴山，浩浩长江从这里滚滚东去。在距宣汉县城西北90余里的山垭口，有个得胜场，方圆十几里，几百户人家都姓王，是明朝末年“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孝感移居此地王姓人家的后裔。要说起来，王家在当地也曾是个大家族。不过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王定烈出生的时候，他们家已经十分贫寒了。民国七年阴历十月二十日（阳历的1918年11月15日），王定烈出生在得胜场下王家屋。王定烈的父亲王乐道，属于“永万道大”的“道”字辈。他中等身材，粗壮结实，是个典型的农民，靠力气辛辛苦苦地养活着十个儿女。王定烈的母亲曾正秀长得很漂亮，一双秀眼仿佛能融解一切灾难。母亲是他们的顶梁柱，开荒、种地、挑水、养鸡、纺纱、织布、编篓、编筐，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王定烈几乎不记得母亲有时间抱过他，甚至没见过母亲在床上躺着歇息过，总是整日整夜不知疲倦地劳作。王定烈是拽着母亲的衣襟在田间长大的，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帮母亲摘豌豆、剥胡豆、采黄花。王定烈再大些的时候，和许多穷苦孩子一样，当上了放牛娃，赶着健壮的牯牛徜徉在青山绿水间。母亲是王定烈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的启蒙老师。在山区的妇女中，她是“博学”的。这是因为她的两个弟弟见多识广，大弟弟跑过买卖，二弟弟识字断文，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母亲的脑子里也装满了“杂学”。无论忙闲，王定烈总要缠着母亲讲上一段“三国”、“水浒”或是“岳王爷抗金”的故事。10岁那年，王定烈也终于得到了上学的机会。那年，王家家族中，有富裕的家庭请了一个私塾老师。按照中国传统，这样的私塾，也接纳同一家族中读不起书的孩子。当然，私塾的教材，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第二年，王家家族中一个叫王执中的人回到了家乡。在外闯荡了大半辈子的王执中有个梦想，就是重拾王家过去的辉煌，中兴家族。于是就在家乡办了一个初级小学，王定烈开始在被大家叫做“洋学堂”的初级小学读书了，并深受王执中的器重，甚至被寄予“中兴”王家大业的厚望。而王定烈也很争气，不但在初级小学读书成绩好，到了他14岁小学毕业，也就是在　1932年，王定烈考上了离家15里的岩门场初级小学，第二年转到70里外的蒲家场第五高级小学上学。幸运的是，王定烈考试都在前三名内，免交了每学期两块现洋的学费。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川东组织，就组织起了一支革命武装——“川东游击军”，农民协会也在秘密地组织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慢慢地传唱开来。而在王定烈读书的蒲家场第五高小里，有许多教员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所以小小的王定烈已经从那些教员中了解了不少革命的道理。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越过大巴山进入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军阀田颂尧节节败退，红军胜利的消息越来越多。11月初，红军“扩红”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似的，一下子传遍了方圆数十里的地方。15岁的王定烈在母亲的欢喜与忧虑中参加了红军，成了由川东游击队改编成的红33军的一名战士，一名“红小鬼”；开始了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没想到，参军后的王定烈，仗还没有打几次，却碰上了张国焘的“肃反”运动。一时间部队里官兵人人自危。因为识字，十几岁的孩子王定烈也被叫到团部审讯，开口就问王定烈为什么识字，王定烈结结巴巴，刚刚说了句“我妈妈……”，就被审讯者打断，认定王定烈母亲是靠剥削压迫得来的钱供王定烈读书的。于是，王定烈被关了起来。幸好第二天33军的军长和政委赶到部队说明缘由，王定烈和其他战士被释放。随后的1934年和1935年，王定烈随着部队转战巴山蜀水，粉碎了刘湘的“六路围剿”的进攻。1935初，红军主力发动了“陕南战役”，连连攻城略地。随后，四方面军又准备西渡嘉陵江，但这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到达贵州的消息，为了和中央红军在川东会师，于是四方面军又回师川东，准备攻打万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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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后卫”部队

就在四方面军将士士气大增的时候，张国焘又出来“捣乱”。这个一贯“左气”十足的人，认为中央红军退出江西，苏维埃运动受到严重打击，革命已经面临低潮。一下子变得“右”字当头，不顾川陕军民经过数年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竟然要自动放弃川陕根据地。当年4月份，红四军开始往西撤退，一直向西，渡过嘉陵江。在嘉陵江边上，王定烈看见川陕省苏维埃也在大搬家，党群领导机关、兵工厂、医院都已经撤到了嘉陵江西岸。部队离开嘉陵江，经过江油、中坝、茂县，渡过岷江，且战且走，6月到达理番。不久就和一方面军会师，又传来“两河口会议”的决策：红军北上抗日！王定烈所在的部队99师，在红军撤退时，一直担当后卫掩护任务，现在大部队北上，99师还是后卫，部队沿岷江节节抵抗，掩护主力进入草地。99师进入藏区后，开始准备过草地需要的粮食。9月12日，军部下达了撤出阵地向草地开拔的命令，但到了中午，副军长又匆匆赶到部队，说总部来电，撤销北上计划，准备南下。原来是张国焘搞分裂，拒绝北上抗日。为了掩护主力的侧翼，99师在阵地上又坚守了几天，才看到已经过了草地的部队，疲惫地从草地又折了回来。

1945年11月，王定烈在桐柏与战友合影

后排左起：常志义、杨劲、王定烈、刘醒亚、徐景林就这样，四方面军边走边打边打边走，到后来部队大量减员，每个团的人数都不足千人，只好合并建制。1936年3月，99师并入红5军，“川东子弟兵”红33军从此取消番号。王定烈所在的295团并入红5军15军43团，团长由15师师长兼任，叫郭锡山。7月，红五军为右纵队，再次过草地。一年前，兄弟部队就从这里经过，路上仍时时可见累累白骨。王定烈和战友一边行军，一边组织“收容队”掩埋遗骨。就在此时，18岁的王定烈自己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面对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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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烤”治好感冒

因为一直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一天，王定烈突然感到胃痛，四川的土话叫出“羊毛疔”。怎么办呢？要是掉队，要么倒下起不来；要么被反动武装杀死。王定烈一开始还挣扎着走了几步，但每走一步，都像万箭穿心。渐渐，王定烈坚持着也无法迈步了。忽然，王定烈想起小时候，曾看见家人治疗“羊毛疔”的土办法。于是，王定烈从军帽上取下一根针，把胸口处的皮挑破，把里面一根筋跳出来，掐断了，让里面紫黑色的血渗出来。不知道是奇迹还是纯粹的精神作用，王定烈的“羊毛疔”被治好了。治好“羊毛疔”，王定烈能够勉强跟上部队了，但王定烈又感冒了，那天他赶不到宿营地，在山坡上睡了一晚，第二天继续赶路，他虽然赶上了部队，却因此得了重感冒。其实他的团长郭锡山那里有药，就是不给王定烈，后来看王定烈的病一时好不了，竟然想借故战斗紧急，机关责任重大，把王定烈甩掉。当时病得很重的王定烈，因为走路相当艰难，就拿一根绳子，把自己和马绑在一起，让马拖着自己走。于是团长就把那根救命绳子割断，把王定烈抛在路边。幸好，政委赶上来，救了王定烈。更加幸运的是，随后部队被困在了一条大河边，原地滞留了两天。政委和马夫小马生起一堆火，把王定烈抬到火的附近烤。大火烧得王定烈声嘶力竭地痛叫，但出了一身身的汗，把王定烈的感冒治好了。过了草地，部队到了哈达铺。哈达铺是个小镇，有买食品的地方了。王定烈手里有一块光洋，看着食物，王定烈把光洋掂来掂去的，还是舍不得。这时帮王定烈烤过火的小马跑来，一把抢过去，说大难不死，不吃等啥？哪天一命呜呼，想吃也吃不到了。于是拿了一块光洋买了一个锅盔（烧饼），和四个战友分了。

悲壮西行路

这年的12月，红5军通过了西（安）兰（州）公路，在定西县华家岭宿营，第二天一早，就遭敌人第37军和第3军攻击。凭借着兵力、火力的优势，在飞机的掩护下，敌人进攻凶猛。红军奋力死战，副军长罗南辉被敌人炮弹击中，壮烈牺牲。撤出战斗，红5军向会宁城前进。半道上，王定烈看见司令部驮行李的白马，站在路边发出苍凉的嘶鸣。走近看，五六十个战友全被炸死了。他们是团直非战斗人员，早在拂晓前就比大部队领先一步开拔。在牺牲的战友中，王定烈看到了马夫小马。小马的脸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那天“烤”王定烈时，小马手上烫的伤也还没有好。站了一会儿，王定烈牵了白马继续前进。走了不知道多少时间，因为白马已经负伤，再加上驮了重的东西，一下子就倒地了。王定烈把马背上的东西背到自己身上，那些东西，不但有全团的文件箱，还有全团的生活费啊。王定烈就这样背着这些东西，向北走，向北走。紧接着是这年的11月初，中央军委决定，要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夺取宁夏，建立宁夏根据地。但在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当时，向西渡过黄河的只有红30军、红9军、红5军和总部直属部队，共2万1千多人。11月10日，传来命令说，部队更名为“西路军”，做好准备，夺取凉、甘、肃三州，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然后再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线路”，以取得苏联的援助。于是，西路军独自向河西走廊挺进，也开始了与西北军阀马步芳武装浴血拼杀的悲壮历程。1937年3月14日，是西路军历史上重要的一天，也是王定烈记忆中最为难忘的一天。那个时候，西路军两万大军只剩下不足3千人。王定烈原是红33军265团团部文书，红5军在高台县溃败后，番号从此撤消，43团与红30军的268团合并，他下到5连2排当战士。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进入祁连山。马家军一路追杀，掩护红30军入山的红9军几乎全军覆灭，30军87师也大部拼光。1937年3月14日的上午10时许，敌人占领了268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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