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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本前提，这是“新古典经济”的现实基础。其二，凯恩斯宏观理论体系和新古典的微观理论体系的结合，这是“新古典综合”的核心和理论基石。其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的财政政策和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货币政策的结合，这是“新古典综合”的政策表现；所谓的“显示偏好”指的是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所显示出来的、对不同商品组合（消费者）的喜爱顺序（偏好）的比较。显示偏好理论一改由消费者偏好推得消费者行为的传统做法，试图通过观测消费者行为来了解消费者的偏好，从而得出一些关于消费者偏好的基本特征。　（）②

萨缪尔森是显示偏好理论的最重要贡献者，在20世纪后期，对经济学的数理性研究方面无人能与萨缪尔森匹敌。在许多同行的眼里，萨缪尔森是美国经济学界的首脑人物，并且得到好几代学生和大多数公众的尊重，《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当代重要经济学家中只有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一定程度上能与他抗衡。

战后几年，在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之间发生了关于经济学理论的相关性和可检验性的方法论的争论。弗里德曼（1953年）认为经济学假设的真实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根据这些假设所得到的预测是否正确。萨缪尔森（1963年）反驳道，实际上不准确的假设在科学上是不可能有价值的。他还表明，在假设和预测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晰；什么当做假设，什么当做是某一假设的结果是非常随意的。弗里德曼所提出的不现实的假设可以被看做是从一组不同的假设中推导出的不现实的或是错误的预测。最后，萨缪尔森指出，根据逻辑的原理，正确的前提只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但错误的前提却能得到两种结论——正确的或错误的结论。而经济学想要的却是正确的结论。

虽然这场方法论的争论看起来有点抽象，但他们也争论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弗里德曼多年来都是使用完全竞争经济学模型论证没有政府干预会产生最佳的经济结果。而萨缪尔森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追随者，他提倡通过更多的政府干预改善经济结果。因此，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之争不仅涉及如何研究经济学，而且还涉及了运用政府政策改善经济运行情况的合理性。为了捍卫完全竞争假设，弗里德曼反对政府干预；而为了论证经济假设必须是现实的，萨缪尔森接纳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②　（）

萨缪尔森在《我的人生哲学：政策信条和工作方式》一文中写道，“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据他们说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做出些好事。而我是很偶然地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主要是因为其分析如此有趣而容易……尽管对现实世界的实证分析指引并限制着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每一个行动，我从未真正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憎恶不平等。”《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杂志资深编辑迈克尔·曾伯格的观点，对于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两点：“造就科学的原材料不只是科学家们的观察、实验和计算，还有他们的强烈愿望、梦想和愚蠢。”　很显然，萨缪尔森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萨缪尔森的理想主义情结，很可能来源于犹太人的传统——古犹太的拉比或学者在学院讲学时告诉人们，千人进而一人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入这所学院的上千名学生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所学的领域中成为精英高手，那就是这所学院的幸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4）

在古代的《塔木德》研究院中，曾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习俗：靠后的长凳总是由较差的学者来坐。当他们逐渐能够显示出自己的聪明才华时，他们就移向靠前的长凳上。最前面的长凳只能由最聪明和最有创造性的学者来坐，他们被称为“移山者”。用曾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一起合作过的数学家犹太人利奥波德·伊菲尔德的话说，在爱因斯坦说科学家的理想职位应该是看守人时，科学家们曾怎样地大笑起来。而萨缪尔森则幽默地说：“就像在一个未开发的湖中打渔，网网皆有鱼；可还是有那么多人们从未品尝过的新鲜诱人的新品种。”所以，创造性成为每一个有理想主义情结的犹太人的最高原则。　（）②值得一提的是，《塔木德》中提到拉比艾黎扎的故事：他的老师约哈南拉比称他为“奔流不息之泉”，还常常说，如果将所有的犹太圣贤置于天平的一端，他的重量会超过所有的人。《米德拉西》评论说，艾黎扎听从其妻的劝告，在犹太人的第二圣殿被毁之后，搬出一所著名的研究中心。由于艾黎扎与其他学者隔绝了，所以在《塔木德》中很少关于他创造才能的描述。

萨缪尔森在回忆自己的经济学之路时，以第三人称的手法客观地写道：

对于拥有一切的人，神仙还能给他什么呢？施蒂格勒在提到萨缪尔森1947年的《经济分析基础》与当时刚出版不久的1948年畅销教科书《经济学》时，是这么介绍他的：“萨缪尔森功成名就，如今要追求财富了。”不久之后，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即可闻到燃烧房地产抵押证明的烟味。不止于此，加尔布雷斯在《财富》的一篇书评中曾预言，新一代将从《经济学》中了解经济学，结果是被言中了。有人听到萨缪尔森曾自满地说：“只要我能撰写这个国家的教科书，那法律条文就让别人去拟定吧！”威廉·巴克利在耶鲁大学抨击这本教科书亵渎神灵与人，结果反而为它营造了全新的声势，世界各地的销量也一路飙升。

我再三反对科学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观点，老农们常说，点滴之水都有帮助，说着就朝池塘吐口水。一个人应尽力去做他前面最急迫的事，即使做了之后没有什么回报，也应尽力而为，这是最佳策略。况且，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也许会碰到熊彼特学说中的创新或达尔文理论中的突破，让你的回报又与日俱增。

在莫扎特与布拉姆斯之间，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谢斯拉法遗留给我们贵重的金块。如果他也能赏赐给我们一些珍珠宝石，经济学一定会更好。每当忆及他动人但忧伤的眼神，不禁会想起詹姆斯的话——如果他生来就有一瓶香槟，应当会成为比较快乐的人。凯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写作的困境。晚年时有人问他，如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回答说：“我会喝更多的香槟。”

有一次我问和我交往甚密的统计学家弗里曼：“如果魔鬼用一个精彩的理论来交换你的灵魂，这笔交易你做不做？”“我不会做，”他说，“如果换的是不平等理论，则可以考虑。”我喜欢这一回答。我曾证明，没有谁会笨到平均值六万标准以下，这项萨缪尔森不平等理论使我名噪一时。无论后来的学者对此再怎么发挥，以及在较早的文献中找到类似的先例，都没有改变我沉浸其中的乐趣。因为这就是科学方式，就当时来说，足以为当时的科学大厦添砖加瓦。

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写道，“在平等中加进一些理性，在效率中加进一些人性”，这是二者之间躲不开的替代关系。而萨缪尔森称由此产生的妥协为“有心灵的经济学家”。他还补充说；自己梦寐以求的是使经济学成为“有头脑的经济学”，上述言论则表达了萨缪尔森的头脑和心灵。用爱因斯坦的话说：“知识和技能本身并不能使人类具有崇高生命。人类有充分的理由将高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告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尽管只是确立了一个社会的理智风气，但却是智慧确立一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据《圣经》所说，心灵是智慧的源泉。心灵形成人类的特征，细化人的情感，丰富人的精神，也使人能接受各种变化。正如《箴言》的作者所说，“智慧之心择善事之。”智慧之心对世界上的弊病也是敏感的，因为这样的心能唤起助人为乐的风气，也能唤起人们对穷人的需要和苦难的关注。因此，萨缪尔森希望经济学仍然是一门道德科学，②　（）也希望经济学家渴望拥有智慧之心，即便他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在科学的领域。这也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目标。

萨缪尔森认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接受经济学的基本训练。意见的反对者，应该比赞同者更需要接受学术方面的训练。因此，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首先要成为一名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的“意见领袖”。这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享受，而且要成为一名不抱任何偏见的专家，客观地对待经济问题和残酷的现实，确实需要一个冷静的头脑。“一个博学多识的人一定能够造福于人类和社会——这是我要求学生们永远不要忘记的。”在萨缪尔森的心中，经济学不仅非常有用，而且是一张愉快的通行证，宛如凯恩斯的香槟，带给人类无穷的乐趣。与此同时，在一套复杂但非常有趣的分析体系中，探究可以改进现实世界的问题，充满了希望和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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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1）

一位著名的诗人弗罗斯特曾写过这样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金黄的林中有条岔路，

可惜我作为一名过客，

不能两条都走，我久久踌躇，

极目遥望一条路的去处，

直到它在灌木丛中隐没。

这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曼最喜欢的诗句。正是这位身高只有5英尺2英寸的“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成为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他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被称为反凯恩斯主义的先锋。在公共政策领域，他曾担任过美国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及尼克松总统与里根总统的非正式顾问。重要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函数理论》、《资本主义与自由》等，他的理论核心就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离经叛道”的弗里德曼凭借自己对美国经济的深刻体验，清醒地看到凯恩斯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危机。他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独立的经济见解，随时为维护真理而与他人争辩，为此受尽了人们的嘲弄。

历史在沉思之后，终于被他折服。由于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和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弗里德曼于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被誉为20世纪同凯恩斯并驾齐驱的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美国国内，他于50年代提出的低税、教育凭证和负所得税的主张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同；而在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了他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放弃了延续多年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

身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并没有闭门造车，他广泛地接触政界人士，并积极推销自己的思想，影响了许多政界领袖的公共政策。1980年，弗里德曼还主持过一套10集的公共电视教育片——《自由选择》，并借此大力抨击政府干预经济的现象。与此同时，他还与同是经济学家的妻子合著了同名的经济学专著及*。在这本*中，他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于“幸运”，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学生时代的良师益友，以及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巨变等。当然，相濡以沫的爱侣罗斯在70多年中的相依相伴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大“幸运”之一。　正如他后来所言：“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幸运地出生在美国。我的双亲到美国的时候都只有十来岁；后来在这里认识进而结婚。如果他们都留在故乡，即使结了婚也有了同样的小孩，今天的我会是苏联而非美国公民。这当然是纯粹的偶然性。”　（）②罗斯还被一次又一次地问及他们长久而幸福婚姻的秘诀，她总是说：“我们有着共同的兴趣，但是性格和品位各自不同，我们总是努力适应对方。宽容是家庭生活成功的秘诀，一如它是社会走向成功的秘诀。”　（）③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父母是东欧的犹太人，除了能讲意第绪语外，还会讲匈牙利语，他的父母甚至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们家于1894年前后移居美国布鲁克林。弗里德曼的母亲来到美国后，曾经为了生计而在一家“血汗工厂”当过缝纫工。在一般人眼里，这类“血汗工厂”臭名昭著，但是弗里德曼的母亲从来没有一声抱怨，相反，她认为这份工作让她在有了生活来源的同时还学习了英语、适应了新的环境，这可能和她的犹太人出身有很大关系。弗里德曼于1912年7月31日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2）

在弗里德曼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他的父母经常在夜间讨论从哪里能弄到钱付以后的账单。延期付款是家常便饭，经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步骤：首先是将付账单的支票的兑现日期向后填，然后，在兑现日期临近时，再急急忙忙到处找朋友或是关系不错的生意伙伴，弄些现金或是请他们为支票延期兑现进行担保。作为犹太人，是经济的压力迫使他们在金融领域与众不同。弗里德曼一家从来也不买什么奢侈品，但是他的父母总是想方设法凑足了钱让他的姐姐们都去上音乐课——而弗里德曼上的是小提琴课，尽管弗里德曼一直不喜欢音乐。犹太社群中的父母在这一点上普遍如此。在弗里德曼11岁时，他们家开了一爿冷饮店，他和姐姐们都成了店里的小售货员。在弗里德曼12岁时，他认定了犹太教的许多规定没有合理根据，开始转向了不可知论。在中学时代，弗里德曼印象最深的老师是他的“公民学”老师，他讲公民课，还教欧几里得几何，他不仅将毕达哥拉斯定理的经典论证写在黑板上，还引用了济慈的诗“‘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世人皆知此理”。

1928年，弗里德曼进入罗杰斯大学。在低年级时，他不仅靠当商店售货员和餐厅服务员勤工俭学，还经常到大学宿舍推销袜子和领带，甚至还和一家书店合作经营二手书。这使得弗里德曼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其间，他还在暑假和自己的高中母校校长合作，办了一个暑期补习学校。

在弗里德曼的大学期间，还结识了两位杰出的人：一位是罗杰斯大学的教员阿瑟·伯恩斯，一位是霍默·琼斯，他们俩是弗里德曼一生的良师益友。阿瑟的吃苦耐劳精神、老成持重和超群的智力，以及高尚的人品，深深地影响了弗里德曼。阿瑟的研讨课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阿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随时批评的精确查对材料的研究风格，使他的课程结束时只留下了两名学生，其中之一就是弗里德曼。阿瑟对弗里德曼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建议他阅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从而为弗里德曼日后成为“剑桥学派”的对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凯恩斯、罗宾逊、庇古等人都是马歇尔的高徒，深受马歇尔的影响。所以，弗里德曼后来说，阿瑟是他父母之外第三个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另一个对弗里德曼影响最大的人叫霍默·琼斯，曾是弗里德曼的老师，教授过弗里德曼保险学课程，他以擅长理论分析和严肃活泼的探索精神为弗里德曼打开了另一扇门。对于霍默来说，与其说给学生讲授保险和统计学课程，还不如说是他跟学生一起学习。但可贵的是，霍默从不对自己某些方面知识的贫乏做出掩饰，总是非常真诚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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