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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非内部的内战（第1页）

17世纪

欧洲和美洲的教育机构将罗马人对内战的描述流传下来，成了经典传统的核心，他们用词汇和故事来教育后代，并以此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即使不是每次都能奏效。1642年英国第一次内战刚开始的时候，托马斯·霍布斯曾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著名事迹和格言，不是因为理性而受到赞扬，而是因为他们的伟大，以及被人们所谴责的那些狼性元素；还有在历史的洪流中，人们对过去几个世纪里各种人物的记忆及他们的公共行为的记忆。”[1]1629年，霍布斯通过翻译修昔底德的作品开始了他的出版生涯；1670年——此时离他去世的1679年很近了，他创作了一部英格兰内战史作品，一定程度上是按照罗马人的模型进行创作的。尽管他对学习古典文化的政治影响深表怀疑，比如他认为希腊和罗马的共和思想是英格兰困境的根源之一——霍布斯就像他同时代的人一样，深受罗马内战炮火的影响。

内战的炮火不会也不能被遗忘。罗马的作家，从西塞罗和恺撒到卢坎和奥古斯丁，只要他们继续出现在书本里，就会继续被阅读和模仿。在15世纪和16世纪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时期，古典学复兴，学生们，尤其是男孩，从拉丁语课本中学习诗歌和修辞学。在学习历史和哲学之余，他们还阅读恺撒、撒路斯提乌斯、塔西佗和西塞罗的著作。虽然同样的文本不会连续地使用，但4世纪的奥古斯丁在北非学习过的许多作品，1000年后仍被世人熟知，在斯特拉特福德河畔文法学校学习的年轻的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1564—1616）对这些作品同样熟悉。[2]研究内战的罗马作家的声誉与欧洲内部冲突是否盛行密切相关。1450—1700年，这些历史学家的著作印刷量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希腊前辈，以至于在古典历史学的十大畅销书中有5部是内战史的作品。撒路斯提乌斯的两部历史著作是最经常被重印的文本，其次是恺撒、塔西佗和弗罗鲁斯的作品。[3]

虽然现在他已经被遗忘了，但弗罗鲁斯曾是中学和大学课程的中流砥柱，塑造了几代年轻学者对罗马历史的看法，而有些人注定要对罗马历史进行批判。[4]在童年时期，霍布斯应该就读过弗罗鲁斯的著作《罗马史纲要》，他在1608年以及17世纪30年代，分别为年轻贵族威廉·卡文迪许二世和威廉·卡文迪许三世授课，当时就是将此书作为教科书；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自己创作的关于英格兰17世纪中叶动乱史的著作《比希莫斯》（Behemoth），称为英国内战的“缩影”。[5]1622年，牛津大学创设第一个历史教授的职位时，主要任务是讲授弗罗鲁斯。（该职位的第一个教授德高里·惠尔可能对此过分热心了，经过了8年并做了154次讲座后，作为历史学家，他依然没有出版他的第一本书。）[6]1636年，根据牛津的新规定，所有的本科生每周都要参加两次关于弗罗鲁斯的讲座；17世纪50年代，约翰·洛克在牛津大学学的课程也是与弗罗鲁斯有关。[7]弗罗鲁斯著作的版本几乎一直在不断更新，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减慢，与他相伴的是另一位公元4世纪的历史学家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在18世纪30年代，亚当·斯密（AdamSmith）在苏格兰的学校学习时，就曾研究过他的史学著作。[8]

在欧洲之外，人们如何认知冲突也受到了罗马内战历史的影响。例如，有大量证据表明，在西班牙被征服后，一系列带有明显罗马色彩的内战在美洲上演。在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秘鲁出现了两位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Pizarro）和迪亚哥·德·阿尔玛格罗（DiegodeAlmagro），曾经的朋友变成死敌之后，他们为了争夺战利品而开战，诱捕对方的亲人和追随者。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西班牙历史学家冈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GonzaloFernándezdeOviedo）、阿古斯廷·德·萨拉特（AgustíndeZárate）和佩德罗·西扎·德莱昂（PedroCiezadeLeón）在叙述皮萨罗和阿尔玛格罗的斗争、他们的西班牙军队和土著盟友时，所采用的很多术语都来自撒路斯提乌斯、普鲁塔克、李维和卢坎。受卢坎的影响，奥维耶多形容“这场战争比内战更糟糕，像地狱般恐怖”，德莱昂则强烈地指出：“最令人害怕的、最残酷的战争是内战。”[9]几十年后，在17世纪早期，当地历史学家印加·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IncaGarcilasodelaVega）在他创作的秘鲁历史的第二卷中同样讲述了“皮萨罗和阿尔玛格罗之间发生的内战”。[10]虽然欧洲人通常不会使用内战这个词来描述美洲土著民族的争端，但是他们显然将内战输出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内战已经成为他们文明的标志。无论如何，文明意味着有能力——同时也是宿命般地容易发生——内战。

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罗马内战是那些最有创造性的政治思想和文学的灵感来源。在《论李维》（DiscoursesonLivy，约1517）中，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Machiavelli）剖析了罗马的混乱，为自己的时代寻找经验教训。蒙田则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来叙述16世纪晚期的法国内战：“内战有一点比其他战争更糟糕，它让我们每个人都互相防备。”[11]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Marlowe）的戏剧《巴黎大屠杀》（TheMassacreatParis，约1592）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法国动乱的影响。内战主题是莎士比亚所有作品的中心，从他的罗马戏剧《恺撒大帝》（JuliusCaesar，1599）、《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AntonyandCleopatra，1606—1607），到他的英国历史剧，包括《约翰王》（KingJohn），特别是《亨利六世》（HenryVI）三部曲和《理查德二世》（RichardII），均是如此。[12]但是，17世纪最流行的英语悲剧并不是莎士比亚的著作——不是《哈姆雷特》，不是《李尔王》，也不是《麦克白》，而是本·琼森的《喀提林》（Catiline，1611），这是根据撒路斯提乌斯对喀提林阴谋的叙述而改编的。[13]

卢坎创作的关于恺撒与庞培之间的罗马内战史诗，为后来的内战创作提供了一个特别灵活的模板。例如，在16世纪90年代，英国诗人萨缪尔·丹尼尔（SamuelDaniel，1562—1619），为15世纪的英国王位争夺战——“玫瑰战争”谱写了一篇史诗：《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的内战》（TheFirstFowreBookesoftheCivileWarsBetweentheTwoHousesofLancasterandYorke，1595）。当莎士比亚引用丹尼尔的诗来写理查德二世时，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显然也是卢坎的拥趸（反过来，丹尼尔也在1609年剽窃了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来为他的诗歌做修订）。[14]

丹尼尔在讲述这个所谓的“我们的上一次”（意思是最新的）“英格兰公民战争”时，他的叙述形式在很多细节上与卢坎一致。熟悉他的读者从这首诗开头的句子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罗马模式对他的影响：

我为内战歌唱，动荡啊！破坏啊！

伟大的国度迎来了血腥的内斗：

民众为外国的战利品欢呼而骄傲，

征服的手伸向了自己的同胞：

亲人反目成仇，兄弟阋墙，

举着相似旗帜的两军对立：

士兵手持弓箭，将军头戴皇冠，一触即发，

都假装是正义，但所有的正义全都已被抛诸脑后。[15]

卢坎的标枪变成了英国的弓箭，帝王之鹰变成了现在的“皇冠”。卢坎笔下这部关于恺撒和庞培扩张及自我毁灭的不朽史诗，被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军队换一种方式重演了。

在现代早期的英格兰，卢坎是“共和主义想象力的代表诗人”。当时的英格兰有一部分人对君主制是联邦最佳制度的观点表示怀疑，卢坎的诗歌极大地激励了他们，以及后来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内战中支持议会反对国王的人。[16]在这些战争爆发前的50年里，诗人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Marlowe，1564—1593）、亚瑟·戈吉斯（ArthurGorges，？—1625）和托马斯·梅（ThomasMay，约1596—1650）都翻译过卢坎的《内战记》，至少是其中的部分内容。[17]梅扩展了卢坎留下的十卷本，使其涵盖了恺撒的余生，随后不久，他开始撰写第一部关于英格兰内战的史学作品，他将英格兰内战称为“一场远不止内部冲突的战争”，与卢坎遥相呼应。[18]甚至还有人振振有词地说，共和制的支持者约翰·米尔顿（JohnMilton，1608—1674）的《失乐园》只写了10卷，而不像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那样写12卷，这是对卢坎致敬。[19]“内战诗歌”不断增加，这些作品都可以被看作其中的一部分。内战诗歌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反复出现的修辞、形象和主题。[20]

然而，卢坎的作品并不仅仅属于那些像弥尔顿一样批判甚至敌视君主政体的人。在17世纪英国王权统治的捍卫者中，有一位罗伯特·菲尔默爵士（SirRobertFilmer，1588—1653），他的著作《父权制》（Patriarcha，1680）的封面引用了卢坎的话，用来警示无限制自由的危险，两年后，在霍布斯的《贝希莫特》（Behemoth）第一版的封面也引用了卢坎这位罗马诗人的开场白。[21]在18世纪，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eontheOriginofInequality，1755）以及论述永恒和平的论文（1761）中引用了卢坎的话，此时卢坎再次作为共和制的象征出现。[22]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还有其他例子，据说国民自卫军的剑上也镌刻着卢坎的诗。[23]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和珀西·比希·雪莱（PercyByssheShelley）是卢坎在19世纪的最后一批仰慕者。此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对于诗人的兴趣才出现显著回升。尽管如此，在这大约1800年的时间里，从世人对卢坎的兴趣变迁可以追踪罗马内战思想的传播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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