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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内容简介

《一生守候》一书是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以自传形式撰写的。此书在马季先生逝世之前不到一个月才得以定稿。

书中叙述了解放初期的相声发展，马季先生和同行在中南海里的演出，相声在“文革”时期的遭遇等等　；还着重讲述了与老师和徒弟之间的情谊以及艺友之间、搭档之间、朋友之间、父子之间鲜为人知的感情故事。

书中揭示了马季先生从事相声艺术50多年来经历的酸甜苦辣；其中，还穿插了马季先生在###十年代，当他的事业到达巅峰期时，对相声发展的一些困惑和感想。

一场意外的业余演出（1）

好在学徒时间不长，后来上海解放，我被送回北京，结束了三年的学徒生涯。我回到培德中学（后来的北京三中）上初中三年级。1951年初，宣传抗美援朝热火朝天，学校成立了宣传队，我终于找到相声实践的机会。我和班里的一个同学合说了老舍新发表的相声《新维生素》。我还自己编了相声，把我听到的相声包袱串起来，用了京剧《四郎探母》里杨延辉的那几句西皮慢板改编成“杜鲁门坐白宫，自思自量”，“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这是我学徒时跟我的一个师兄学的，这里派上用场了，算是我的创作。没想到演出效果很好，听众的反响十分热烈。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对相声的热忱更加高涨。几个月的街头演出宣传，成就了我要当演员的机会。

1951年4月份，新华书店招工，要求高中毕业以上学历，我当时上初三，加上在上海学徒间隔了三年，对学习不感兴趣。但是新华书店考试，我的成绩很好，因为出的试题都是初三课本的例题，我顺利地成为新华书店的一名营业员。

那是一段平和的时光，书店里不仅卖书，还卖期刊，一些曲艺期刊我期期不落地看。当时的一些相声名段《买猴儿》等，都刊登在期刊上，我如饥似渴地抄写、背诵。当时我只挣27块钱，自己留8块钱，其余都交给母亲。尽管这样，周末我仍然省出钱来听相声。常常是去前门外鲜鱼口的迎秋茶社听相声。在那里演出的演员后来都成了北京曲艺团的演员。我听相声简直到了着迷的地步，几达“夜以继日”的状态——即听完下午两点钟的日场，出来吃饭，再接着听晚上七点钟的夜场。在那段日子里，让我大饱“耳福”的有高德明的《醋点灯》、《不离婚》，王世臣、赵玉贵的《一贯道》，赵春田的《公费医疗》，赵振铎的《八扇屏》，于世德的《八不咧》，汤金成的《口技》，高凤山的《棺材铺》。尤其难得的一次是在长安戏院欣赏了侯宝林、郭启儒大师表演的《狗腿子》，当时觉得那是最高级的艺术享受。这些相声包含有很深的文化内涵，让我在笑语中学到了知识，受到了教育，得到了美的享受，更增加了我对相声的热爱。

新华书店青年员工比较多，每逢周末，工会都举办舞会或联欢活动。我是联欢活动中的积极分子，经常上台表演节目，或者唱京剧，或者模拟丑角表演，当然，最拿手的还是相声。有时，把相声和京剧穿插在一起，又逗又唱，戏之为“杂凑”。这个时期频繁的实践活动，使我不仅有机会逐渐掌握了一些表演技巧，还使我得到了一些舞台表演的锻炼。我的相声渐渐小有名气，成为新华书店联欢会的常设节目，有时，我还代表新华书店，参加更大规模的业余汇演。

1954年年初，北京市举行工人业余曲艺观摩汇演。我代表出版印刷系统参赛，曲目是相声《找对象》，讥讽一个以貌取人的青年工人，一味追求脸蛋漂亮，恋爱变成“乱爱”。我表演的这段相声，获得了好评，因此被选拔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

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我选择的相声节目《都不怨我》参赛。《都不怨我》是北京邮局的董凤桐写的，质量很高。讽刺某些邮政工人粗枝大叶，不负责任，屡屡出错，却总是说：“都不怨我！”北京市总工会领导十分重视我们的演出，请来刘宝瑞、郭全宝两位相声大师给我们辅导了半个月。他们虽然没有理论功底，但是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对相声这门艺术了然于胸，每个包袱应该怎样设置，一招一式应该怎样表演，经过他们的指拨，我们的段子焕然一新，效果突出。我既兴奋又紧张，刘宝瑞老师不断给我打气。

在这短短的半个月内，我逐渐对相声艺术有了更深的认识，明白了相声是什么，相声不是信口开河、逗人一乐的玩意儿，而是有着其本身发展规律、奥妙无穷的艺术，要想真正地了解它、掌握它，非下苦功不可。

一场意外的业余演出（2）

汇演开始，天津代表队第一场演出。天津的相声演员虽说是业余的，其实已经达到专业水平。他们表演的《死里逃生》效果很好，观众热烈鼓掌要求再来一段，他们返场说了一段传统相声，结果，这个段子表现出的精神内涵不为观众认可，表演完，掌声稀稀拉拉。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发毛，如果观众要求我们返场，我们只会这个段子怎么办？

北京的代表团团长和刘宝瑞老师商量，刘老师叮嘱我们如果遇到返场，就把最后一段落重说一遍，只是最后两句逗哏的说“都怨我”，改为捧哏的说：“都怨你。”逗哏的说：“你怎么知道？”捧哏的说：“你刚才说过了呀。”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我们正式表演完成后观众要求返场，我们重复了最后一段，由于结尾出人意料，观众的掌声更加热烈。论演技，我们比天津队差很多，但我们的剧场效果好，因此得了一等奖。到场指导的中央广播说唱团团长白凤鸣、相声大师侯宝林也极为赞赏，侯先生当时高兴地问我说：“搞专业你愿不愿意啊？”我心里十分乐意，但是嘴上不敢说。

虽然没有表达出来，但我的心里一直都在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天遂人愿，1956年7月1日，我正式调到中央广播说唱团，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我的梦想实现了！那一年我22岁。我和相声艺术终于结合了，这个从少年时代起就令我着迷、让我孜孜以求的相声艺术终于成为了我的终身伴侣。

五十年来我对人生有过很多困惑，也学会了放弃，但唯独对相声的痴心从未动摇过，始终保持着热恋和追求，一直到今天仍然未改，而且，以后也不会动摇，因为我的生命已与相声融合为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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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说唱团

50年前，北京仿佛没有今天这样喧闹，更没有今天这样豪华。记忆中到处都是绿，都是草，都是树，阳光也格外的好。22岁的我，就像一匹生长在草原上的野马，激动又好奇，活跃又胆怯，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美丽。

1956年7月1日，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天，这一天的心情非常好，就像阳光一样灿烂，充满了激情。因为前一天，即1956年6月29日，北京海淀区组织部党委正式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那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5周年纪念日，而我带着介绍信，走在去中央广播说唱团的路上，说唱团向我敞开了大门。这是我人生道路的关键；路标一样的转折点。

当时的中央广播说唱团是人才济济，说唱团里有侯宝林、刘宝瑞、孙书筠、马增芬，号称“四大金刚”。相声演员排在前面的有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四位前辈居于至尊地位。

我进入说唱团以前，刘宝瑞先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授课时，曾经当面说过要教我说相声，此次有幸而在他们的身边，兴奋异常。他曾对我说：“爷儿们！以后就干这个吧。你挺有才能，我负责教你，非把你教出了名不可。咱们这地方是果子行，不是卖酸枣的。听我的没错！”

作为亲手发掘我的伯乐，侯宝林先生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的启蒙教育更富理性：“让你干专业，愿意不愿意呀？专业和业余可两个味。像你这样的，就像一块刚出土的玉石，看怎么雕了。遇上名师，算你走运；碰上那不怎么样的，三雕两雕，也就废了。你考虑考虑，跟我学相声吧。不出三年，保险培养出来。”

两位相声大师都向我伸出热情之手，真是前生修来的福分。可是，我不知如何选择。最后还是团领导作出决定，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都是我的老师，侯宝林为责任老师。我真是受宠若惊，心里既兴奋又有些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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