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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这都是一个合同的演出，我们早已交费了。”

“为什么当夜就走啊？”

“白天黄河桥堵车，一堵就是7、8个小时……”

我愤怒了，这简直是不把我们当人了！这些“穴头”为了挣钱，根本就不管演员的死活！我要回北京向团里反映。我与赵炎分头行动，他吸引了“穴头”们的注意，我和王金宝、王景愚乘当夜的火车返回了北京。后来，据赵炎说，他们当夜赶到河南鹤壁，第二天上午9点就有一场演出——怪不得一定要坐夜车呢！观众看到我们没去不干，在台下起哄。赵炎到台上将此事的前前后后说了，并承诺马季一定来这里演出，取得了观众的谅解。10天以后，我和赵炎专门到鹤壁演出了3场。这次大年初二的邢台演出，我们两天演了7场，却没有拿到一分钱的演出费。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我想每个演员都会有我这样的经历。其实，在这些演出中，真正受益的是那些“穴头”，他们两头剥削。

我赞成演员“走穴”，也不反对演员在演出中获得适当的报酬，但我认为金钱不是衡量演员价值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湖南常德的桃源县是我的生活基地，我从70年代开始在这里创作了很多作品。1986年我和赵炎、王金宝等人在桃源创作、排练了《五官争功》。

这时常德地区的专员和宣传部长来桃花源看望我们，要求我们在常德市演几场。我爽快地答应了，过去十几次来桃源，每次写新节目都在当地免费汇报演出，既是感谢地方对我的支持，也可以借此检验一下作品。但是宣传部长说他们这次是售票演出，要给我们报酬，我认为这样的演出就变了性质，改变了我们的初衷，没有答应。后来王兆###师建议我可以将演出收入捐赠给公益事业，我同意了。当时桃花源山上电力不足，晚上12点以后就停电。于是就决定由王老师代收演出费，为桃花源山上买一台发电机。王老师此时已经是县文化局局长，桃花源是他管的单位，他非常感激。

。。

演员与“走穴”（2）

演出还未开始，接到北京总团的电报，说接到当地有关部门的通知，让我们停止演出。我们感到很纳闷儿，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听说我们的这个演出后，省广播局的艺术团想参加，但地区文化局没有同意，只安排地区文工团参演，于是省团向演出公司告状。演出公司也不调查直接就给北京发了电报，说我们私自演出。还给演出剧场下了指示，停止未完成的演出，封存演出收入待处理。我当时很气愤，在当时“走穴”风如此盛行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义演是很难得的，而作为肩负有弘扬和推广文化事业责任的演出公司，不仅不支持，还横加阻拦！演出完后，我与地区文化部门的领导去省里讨说法，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对我们的演出给予了肯定，并表示此事应大力提倡。

最后结算的演出费共五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们分文未取。桃花源文管所特地为我和赵炎、金宝立了一块碑，我写了八个字：“建设仙境，添砖加瓦”。这个碑至今还在山上。其实桃源给我的创作灵感哪能用五千元报答得完呢？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依然怀念我们当时的创作环境，桃花源提供给我们的住宿是免费的，我们为当地群众的演出也是免费的，大家水乳交融，亲如一家，没有金钱的计较，只有感情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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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恼（1）

演员的工作是很被动的，有时是身不由己的。我属于广播艺术团，早期主要是为广播服务，电视发展起来了，我又跟电视台打交道，其中有不少故事。

1985年中央电视台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很不成功，现场乱轰轰，效果很差，特别是电影演员陈冲上台讲话时说：“今年是你们中国人的本命年，也是我的本命年，我也系了一根红腰带。”这是原定台词中没有的，因为是现场直播，这些话就直接播出去了，这些话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此事惊动了上级有关部门，在总结会时要追究责任。我在那次联欢会上是主要的主持人，陈冲是由我引上台的，调查组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让陈冲上台讲话？我说不是我安排的，我是接受导演的指令，于是一层一层地追查。会议开到了近中午，因为下午有演出，我就提前离开了，我认为已经把责任说清楚了。谁知几天后，我看到了广电局就此次春节晚会写给中央的文件，在提到“陈冲事件”时说，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指我），不负责任地擅自脱离台本，将电影演员陈冲拉上台，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我们对此事件负责。。。。。。虽然说是“负责”，但实际上还是把责任推到了我的身上！

就这次晚会还提到了与我有关的其他问题。晚会前，电视台导演听说我与重庆嘉陵摩托车厂的老总熟悉，于是让给他打电话，希望他们赞助一台摩托车，作为晚会的奖品。厂家认为是一个绝好的广告机会，很痛快地答应了，车子很快就送到了剧组。但后来考虑奖品还是应选择与电视有关的，所以车子就被放到了一边，也没有及时退还。由于晚会的失败，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车子也不翼而飞。于是，丢车的责任也算到了我头上。还有更可笑的，我曾经在春节联欢会上表演过相声小品《宇宙香烟》，很轰动。东北某烟厂利用这个题材，真出了宇宙牌香烟，于是有人告状说马季和厂家勾结，在春节晚会上变相做广告，为此，上级有关部门还专门去调查过。问题早已搞清楚，但在这份文件上，仍然把这事又提了出来。

我很不服气，于是给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信被批转到了部里，一位部领导找我谈话，在做了一些解释工作后，向我道歉，让我不要背包袱。但是这件事让我很痛心，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些人。

还有一件事。广播说唱团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赴港演出，由于侯宝林先生的影响，这次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正是这次演出的成功，使组织者有了极大的信心，于是，第二年又来邀请。在海外演出，当地注重的是主演，因此，一般只有一位团领导带队。当时，总团的几位领导都到了接近退休的年龄，为了争取去香港，想尽了办法，甚至在上报申请时说，鉴于马季、侯宝林之间的矛盾尖锐，思想工作极其复杂，因此，到香港演出必须加强领导力量！。。。。。。为了去香港拿我与侯的先生的关系做理由，这对我的伤害太大了，也给不明真相的上级领导造成了极坏的印象。

1989年春节前，我正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剧组筹备节目，接到广电部部长秘书的电话，要我参加新加坡年初二的“春到河畔”演出。这是部里的安排，我当然得服从。于是我提出提前录制一个相声在晚会上播出，现场演出就不参加了。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给我打电话质问我：你这是脚踩两只船！也不听我解释就把电话挂断。过后李双江给我打电话询问情况，我向他解释了情况，他劝我说，台里很生气，还是应以春节晚会为主。我向他表示，我服从安排，对我来说都是演出。后来，可能是电视台做了工作，部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新加坡不去了，全身心投入到晚会！但没过几天，新加坡方面来人了，一听我不去了，马上又去找部里。于是部长秘书又给我打电话说，新加坡还得去！一会儿去，一会儿不去，我只是听任摆布。经过这么几次折腾，我给电视台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还有一次筹备春节晚会期间，临时安排我去贵州电视台录节目。当天正值电视台领导来剧组检查，台长很不满意，认为我不认真。电视台一位女副台长曾经对人说，以后马季不能用！

我的苦恼（2）

那几年，我和姜昆一到春节期间就到电视台报到，广播艺术团不满意了，一位副团长对我说，以后电视台的活不能随便接，我们团里的演出怎么办？我们的经济压力也很大，就靠春节期间的演出呢。为这事，两面都对我不满。

我们参加春节晚会的节目版权都属电视台，我没有想过这里有什么不妥。《宇宙香烟》那么轰动，我只得过8元钱稿费，是《中国商业报》给的。我的一辈子都献给了广播电视了，没计较过稿费。有位苏州的老板曾经对我说，《吹牛》就够你后半辈子花了。这个节目电视台不放，被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了，给了我170元稿费，还包括赵炎的在内。有一次我在政协会议上提到这件事，中国唱片总公司知道了，询问广州公司，对方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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