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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我就是（第1页）

如果中国有一本小说可以和《包法利夫人》媲美，就是《红楼梦》，我们真是可以粗暴地说，不懂《包法利夫人》，就不懂小说。

贴一篇我很多年前写的作业。最近买了周克希先生的版本，各有好处，我更习惯李建吾的。

先讲两个关于福楼拜写作《包法利夫人》的故事。

有一天早上，一个客人去拜访福楼拜。福楼拜用过早饭就上楼去工作，一直写到中午。吃午饭时，客人问他写了多少，福楼拜说，我写了一个逗号。吃过午饭，福楼拜又埋头工作了一下午。到晚饭时，客人又问下午写了多少，福楼拜说，我把早上那个逗号抹掉了。

第二个故事还是讲一个朋友去拜访他，看见他坐在门口痛哭流涕，哭到都哭不出来了，还在哭。朋友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包法利夫人死了。朋友弄清了包法利夫人是谁后，笑着说，你可以不让她死啊。福楼拜说，不，她非死不可，她已经无法再活下去了。她不得不死了。说完了，又接着哭去了。

我每次自己写东西的时候，总是想到这两个故事。把它们写到这里，因为我觉得与本文总还有些关系。

言归正传。

一，到底是谁在讲故事？

让我们回顾一下小说的开头，“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这个“我们”是谁？是包法利先生的中学同学们？这就矛盾了，为什么新生来的时候，谁也不认识他，但还没翻几页，就开始大讲他的父母、身世和童年。

我看过的关于《包法利夫人》的文学评论甚至所有讲小说写作技巧的书都会提到这一段，说是第一人称叙述，而后面采取的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

我觉得不是。请注意，这里只有“我们”“大家”“全班人”，而没有“我”。“我们”能不能叫第一人称？不能——群众的眼睛实在太雪亮了。

“我们”跟“我”是完全不同的叙述语态。“我”是典型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不管小说的主人公是不是“我”，我能知道的、能说的都非常有限。但是“我们”就不同了，这个“我们”包括多少人，仅仅是包法利先生的中学同学吗？我以为这个“我们”应该是包法利先生身边的所有人，甚至他的前妻，她也讲了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他的身世，他的教育，他的第一次婚姻，一直到他与爱玛相识、结婚。到了第一部的第六节，小说的中心变成了包法利夫人，“我们”就成了爱玛周围的所有人，包括查理，罗道尔弗，赖昂。我们也知道她的身世、教育及一切，事无巨细。再到第三部第八节，包法利夫人死去。

是如何知道的？答案是“我们看到了”；而且叙事者在“看到”的同时，读者也看到了。故事展开的时间与读者阅读的时间是同步的（在巴尔扎克那里，故事早就发生过了），这样一来，作者一下子把读者带入到事件的现场，相对于巴尔扎克，这里的故事显然更具有逼真的效果。

叙事论理学上讲，“我们”也具有与“我”不同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我们”言之确凿，“我们”的所见，所闻，甚至所想，所猜都是正确的，“我们”意见统一，口径一致。在经典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常见的“我听说”“据说”这样的话全没有。

福楼拜找来“我们”做故事的叙述者，这和他的“客观性*”艺术主张是一致的。福楼拜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要求作者退出小说，并开始在实践中成功实现这一信条的作家之一。他要求叙事排除一切的主观抒情，排除作者的声音，让事实展现它自己。他认为作者的意图和倾向，如果让读者模模糊糊地感觉和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句都不应有一点点作者观念的痕迹。正如他的学生莫泊桑所说的那样，福楼拜总是在作品中“深深地隐藏自己，像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也曾这样写到：“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认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

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里露面。”法国学者布吕纳曾敏锐地指出，“在法国小说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某些东西的结束和某些东西的开始。”我们从后来的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的叙事理论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福楼拜的声音。如果说欧洲小说文体变革的历史，可以像布思所描述的那样，被看成是作者的声音不断从作品中消退

的历史，那么福楼拜无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性*人物。

但是，我们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早就达成了一种默契，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早就预先接受了小说的虚构性*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作者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是客观化还是主观化的叙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能否打动读者，更何况，作者故意在作品中隐藏自己，并未完全放弃对读者的“引导”，只不过这种“引导”更为隐蔽、更为机巧。对一种修辞的放弃就必然意味着另一种修辞的确立，说到底，“客观化”也只能是一种修辞手段而已。

在全知视角的叙事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公开进行的（在中国古代的说书的场合，听众甚至还可以直接向讲述者提问，或者进行讨论）：作者讲述，过读者阅读。但福楼拜不满足于这种公开的交流，因为交流的效果受到限制。他更喜欢一种暗中交流，也就是说，作者并不告诉读者自己的见解和倾向，而让读者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一来，读者与作者之间交流的疆域一下子就扩大了。于是，就需要这个“我们”。

就《包法利夫人》而言，福楼拜的变革并未抛弃传统的叙事资源，也没有损害作品文体的和谐与完美，以及叙事分寸感。这才是最重要的。

二，作者的思想倾向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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