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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赣、湘鄂西、湘赣、闽浙赣、琼崖等革命根据地，各红军军团、军、独立师，全国总工会及上海、武汉工会等方面代表610人，大会的主要议题是成立苏维埃政府并讨论通过相关的法规、政策等。会上，毛泽东、项英、张鼎丞、朱德、王稼祥、邓广仁、周以栗分别作了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建立的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了包括《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在内的多项决议，决定改瑞金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并发表对外宣言及至红军、工农、国内各革命团体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通电，宣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决定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红军的作战和建设。25日，根据大会的决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告成立，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十五人组成，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部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经理部，部长范树德；军医处，处长贺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萧劲光。中革军委成立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奉命撤销，所属各部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统称中央红军。在这段历史中，我们读到“王盛荣”这个名字，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员。1906年，王盛荣出生在武昌筷子街一个码头工人之家，父亲以搬运为业，母亲以做筷子贴补家用。由于家里生活贫困，王盛荣13岁就进纱厂当了一名童工。1926年，在项英等人的介绍下，王盛荣参加了工人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并担任童子团团长。大革命时期王盛荣曾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当时团中央书记是任弼时，组织部长是陆定一，宣传部长是贺昌。湖北团省委书记是李子芬，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何成德。1927年，王盛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王盛荣调到党的省委作内部交通，曾在当时市公安局长吴德峰同志指派下，担任“八七”会议的保卫工作。也就在这时，王盛荣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和董必武、项英、肖楚女、恽代英、任弼时等人也有秘密联系。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党决定选送一批革命性强、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去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准备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8月底，王盛荣和陈昌浩一起离开武汉到上海，11月在上海乘一艘苏联货轮去苏联，同船的还有周恩来、何克全（凯丰）、向忠发、项英、瞿秋白、邓中夏等。到了莫斯科后，王盛荣被分配到中山大学学习。经历了近三年的艰苦学习生涯，王盛荣在1930年7月学成返国。回国后，正值王明一伙莫斯科毕业生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共青团中央为机会主义，他们一伙还拒绝党、团中央分配工作，要求召开党中央全会，改组党团中央领导。尽管王盛荣也是从苏联回来的学生，但他坚决与王明等人的错误行为划清界限，并接受了团中央分配的工作。先是在上海担任沪西区团委副书记，1930年9月下旬，组织上决定送王盛荣到苏区。1930年10月，王盛荣抵闽西苏区，在龙岗团特委做少先队工作。11月调到江西中央苏区，分配到兴国团县委任书记兼少先队队长。当时党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战争”，中心工作是动员青年参加武装斗争。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王盛荣领导的少先队配合独立师（师长肖克）打击敌人，围困盘踞兴国县城的19路军，使他们既不能睡，又没有吃的，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第一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2）

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州运动大会篮球冠军

少共中央篮球队1931年8月底，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同志到兴国县视察，随后，王盛荣和任弼时一起来到瑞金，作为兴国县委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被选举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其实这一年，中央苏区同时召开了三个大会：党代表大会、团代表大会、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各个革命根据地都派代表参加。苏区共青团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团苏区中央局，大会宣布了团中央局领导成员，王盛荣是少先队总队长，胡耀邦同志在这次团代会上被选为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当时，少先队工作是围绕着战争而开展的，少先队、模范少队都是半武装的组织，每次战役或战斗，都要有少先队、模范少队的配合，因而有必要让少先队总队长参加军委会议，了解军委的战略意图。因此作为少先队总队长的王盛荣，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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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体育明星”

没想到就在红军一次次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时候，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掌握了领导权，主张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受到排挤，王盛荣也不再担任少先队总队长。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向西北转移，王盛荣被编入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在1934年10月和红军一起开始长征。长征中，王盛荣先后担任总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部长。1936年4月，王盛荣奉命调到团中央任武装工作部部长，他的同事有胡耀邦等。红军到了陕北，经廖承志做媒，他与红四方面军的“川妹子”赵明珍举行婚礼，花了五毛钱买了包瓜子、沏了一大壶茶，来贺喜的主要是他的共青团同事：胡耀邦、冯文彬，以及赵明珍的战友刘英（张闻天夫人）、李伯钊（###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等人。在延安，王盛荣还是一个“体育明星”，他在苏联留学时学会滑冰，一直把滑冰鞋带到延安。在延河冰面上，滑冰健将王盛荣飞快的从人群里穿过。王盛荣说：“如果延河的冰面能够连成一片，我可以用一个小时从延安滑到延长。”延安到延长有160多华里，大家不信，说他吹牛。有一次打排球，王盛荣连续把排球打出界外，陈云在一旁评论：“你太悲观了，净想自杀了！”大家闻言，哄笑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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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山区打游击

转眼就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战烽火燃起，国共两党签署了《国共合作宣言》，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南京沦陷后，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迁到武汉，需要派大批干部到武汉工作。当时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兼长江局群工部长的董必武，点名向延安要来在武汉土生土长的王盛荣，委以群工部“高级联络参谋”的官衔，负责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打交道。王盛荣于1927年离开故乡，十来年之后带着妻子重返江城，夫妇俩却实在不愿干这种特别需要“讲风度”“讲气质”的雅活。他觉得自己没有金刚钻，实在难以胜任这种瓷器活，耐着性子一边与权贵们周旋，一边三番五次向董必武和长江局书记王明诉说。董必武被他磨得没办法，只好同意他去河南游击区。1938年1月，经过董必武的安排，王盛荣和妻子进入了桐柏山和大金山之间的竹沟镇，王盛荣被任命为竹沟游击队政委。那时这一带失散的红军战士不少，王盛荣将之收容、整训，壮大队伍。还指挥队伍打了一次以少克多的胜仗，伏击歼灭了附近一支奸淫抢掠无恶不作的千余人土匪队伍，缴获了3百多枝枪，游击队壮大到2千人，改编成新四军第8团，他担任了豫南特委书记兼8团政委。后来刘少奇到河南，对王盛荣的工作给予肯定，报长江局任命他为河南省委副书记。李先念1939年元月来竹沟组建新四军支队，并任司令员，王盛荣任政委。

得罪康生埋祸根

不久，王盛荣就被调回延安，在陈云主管的中央组织部工作，后来担任了中央管理局的副局长。没想到王盛荣在延安得罪了两个人，一个是江青，一个是康生。得罪江青起因是跳舞，前面已经说到，王盛荣是个“体育明星”，喜欢文艺的江青觉得和他跳舞很潇洒，但王盛荣觉得有顾虑，便有意回避她，于是江青就骂他是不识抬举的东西，对他怀恨在心，以后就趁机报复。而王盛荣得罪康生和延安整风有关，1942年，整风时，作为中央管理局副局长的王盛荣，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主持党校整风运动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卫部部长康生。在党校，康生提出一个“抢救运动”的口号，大搞逼供信，党校好几百人被打成叛徒、托派，3百多人被关押。因为经不起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人自杀，有人精神失常，王盛荣对此非常反感，很想找个机会向毛泽东汇报。有一天，他见到陈云，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讲了出来。而另外一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也向毛主席直接报告了实际情况。几天后，陈云通知他：毛主席想当面听听你的意见。当天他就去见了毛主席，竹筒倒豆子将康生大整干部的情况做了汇报。毛主席非常重视，找来党校副校长彭真了解情况。彭真说：王盛荣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毛主席立刻建议召开一次党校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王盛荣被点名作了发言，听了王盛荣的发言，中央领导重申一定要防止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定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纠正极左的偏向，康生也因此被免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保卫部部长的职务，但20年之后王盛荣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王盛荣独脚也能走天下！”

1945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曙光在前，中央决定将东北作为工作重点。王盛荣也想到东北去建功立业，虽然毛泽东得知后说：还是留在延安吧，他的工作由我来安排。但他还是软磨硬磨，陈云只好同意，王盛荣带了80多名干部和一个连离开了延安。一路上战事频繁，他们边打边走，经内蒙、绥远、热河、察哈尔，到达嫩江时，竟已经有了一个旅的兵力，王盛荣担任了政委，这个旅一举攻克了齐齐哈尔，他担任了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战事稍定，王盛荣就开始了艰苦的战后重建工作，经常骑自行车和摩托车下基层，齐齐哈尔市一些大型工厂的重建和恢复生产，都倾注了王盛荣的心血。1946年冬天，解放战争打响，东北局调王盛荣任第5纵队政委，一天下午，王盛荣正在市委小礼堂为300多名干部作报告，突然一声枪响，王盛荣应声倒下。大家都不知道子弹从哪儿来的，以为是国民党特务搞破坏，从外面打黑枪。没想到开枪的竟是他的警卫员小李，后来查明，小李这把枪是刚从日本关东军手中缴获的，他非常喜欢，利用听报告的时间擦枪，不料枪中有子弹，在小李擦扳机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王盛荣的左腿。王盛荣当时穿着大皮靴，里面是毛的，靴子里的碎毛和子弹一起钻进伤口，化脓了。妻子赵明珍当时身怀六甲，得知丈夫受了重伤，匆忙赶来，泪如雨下。王盛荣安慰她说：命丢不了，顶多丢一条腿吧。他不幸而言中，真的丢了一条腿。当时兵慌马乱，医疗条件奇差，好不容易取出了子弹，却因为消炎药极缺导致伤口化脓感染。大夫说，左腿实在保不住了。他一咬牙：“我王盛荣独脚也能走天下！”就在王盛荣住院治疗期间，他妻子赵明珍生下了第五个孩子。王盛荣伤养好后，虽然拄着双拐能走路，但是不能到野战部队去冲锋陷阵了。他被调到东北局军工部当政委，组织生产武器。

从副部级降为副处级

1949年6月，王盛荣奉林彪之命南下。他不是只身启程，而是带着军工部的一半人马、十几辆卡车、三个医务站，再次来到家乡武汉。林彪对他吩咐的任务是：在武汉继续抓军工生产，保证一百万的军队的武器弹药供应。林彪这时已经率领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打到了衡阳，而时在武汉的李先念正为军备给养窘困而焦头烂额，听说王盛荣带来一大批人员物资，便打起了主意，以“老战友”的名义求援。王盛荣念竹沟之情，又想支援李先念也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便慷慨地给了李先念一个医务所，几辆汽车，几桶汽油。他没有想到，他的支援犯了一个组织错误，林彪得知后，十分恼火，见到王盛荣就批评说：“你跟李先念的生意做得不错哇。”还令王盛荣写检讨。王盛荣想自己又没有中饱私囊，这怎么叫做生意呢，于是拒不检查，林彪更加生气，想把他赶出部队，没等林彪赶，王盛荣索性自己“跳槽”，到了属于地方的中南工业部，当了第一副部长兼中南有色金属管理总局的局长，妻子也调过来担任人事处长。1950年3月，周总理电令王盛荣速到北京，要他完成1年出口1万吨钨砂到苏联换取机械设备和国防用品的任务。王盛荣想，国民党搞了20年，他们的钨砂1年还不足300吨，现在我们刚接手，矿山上又有土匪捣乱，1年要搞出1万吨钨砂来非常困难。于是王盛荣向总理建议，写信给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的领导，请他们支援。有了周总理的信，还得一个省一个省地落实。同时，王盛荣还马不停蹄地到各个钨砂矿区考察，发现那里极度缺乏机械设备与运输车辆。凑巧的是，王盛荣得到情报说，香港有1000吨钨砂是蒋介石冻结在那里的。他马上请示总理，卖掉那1000吨钨砂，换回钨砂矿急用的车辆和其他机械。征得同意后，王盛荣用这些钨砂换到了100辆大货车，100大桶汽油，这些物资马上被送到了钨砂矿区，终于保证完成1年拿出1万吨钨砂的任务。没想到，这件事也成了林彪整王盛荣的把柄。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林彪，抓住香港1000吨钨砂交易大做文章，说王盛荣是大贪污犯，不仅抄了王盛荣的家，还把他抓进了监狱。当王盛荣的材料报到中央，中央负责“三反”办公室工作的是薄一波，薄一波一看，大吃一惊，想光凭这些“犯罪材料”，王盛荣必死无疑啊。薄一波立刻把材料上报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材料后，想起了一件往事。1932年上海地下党经费严重不足，毛主席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截获了一笔银行巨款，决定派人送些钱到上海。第一次派人带了2万美金去上海，结果那人携款逃跑。第2次还是2万美金，还是被人卷款跑掉了。于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决定派王盛荣去上海。出发前，邓颖超亲手将一个装有35000美金的箱子交到王盛荣手里，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将这笔钱交到上海方面的负责人陈云或###手中。王盛荣带着几个随从，从江西出发，经梅县汕头香港，闯过重重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在7月底到达上海，将钱交到###手上。毛主席觉得王盛荣不像是个贪财的人，怎么到了城里就成了“大贪污犯”了呢。于是，毛主席就问周恩来，周恩来的回答是，王盛荣不仅没罪，还有功。就这样，过了2年零5个月的监狱生活，王盛荣虽然没有被枪毙，却被林彪开除出党，并由副部级降为副处级，担任中南建筑工程局副处长。1957年，毛主席到武汉视察，向湖北省领导打听王盛荣，但领导都不知道王盛荣是谁，赶紧叫秘书去查。查来查去，才知道王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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