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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他说，他参加这次国际交流会最大的收获不是学到了很多知识和开了眼界，而是看到了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交流，“Peter教会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天生的交流的渴望，都希望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他人分享，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因为互不信任而树立了太多隔膜之墙，所以原本是很容易做到的交流，在我们这个社会却成了奢望”。

Peter用短短的时间，就让这么多饱经世故的中国学者对其产生了高度的信任感，其原因就来自他的活力、亲切和坦诚。“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眼神都让我们感觉到，他是一个坦诚的人，内心世界是明亮而单纯的，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来自他的内心，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对这样的人，你第一时间就想与他痛快地交流，有无穷无尽的东西想与他分享。”

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来自内心，这就是贝布尔所描述的“内心与行为的统一”。

贝布尔说，只有当一个人坦率而生气勃勃时，交流才有可能。交流是不能强求的，强求的交流不是交流，而是精神折磨。

由于我国几千年“师道尊严”观念的广泛传播，“老师”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当严厉的字眼，它让人敬畏而局促不安。权威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它唯一的功能就是让人产生强烈的压抑感，让人因为紧张不安而喘不过气来。由于人的天性，高高在上的东西总是那么让人生厌，当学生每天必须面对那高高的讲台以及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反复强调自己是“老师”的那个人的时候，鸿沟和高墙也就一直顽固地横亘在教师与学生之间，不可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交流。　。　想看书来

中国教育怎么了　品格之忧（8）

对话是一种平等的姿态，没有平等的氛围，就不可能产生对话。

有不少企业的老板喜欢坐在高高的办公桌后面，让他的客户、员工坐在办公桌前面低矮的沙发上与他“对话”。他或许是想通过这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强调他的存在和他的权威，他的确达到了目的，但同时也收获了那些压抑地听他发表高论的人对他的厌恶，同时失去了信任。

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的很多教师，一直致力于做的就是这种令人厌恶的人。他们反复强调自己的存在，反复让学生们称他们为“老师”，而不是其他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的称谓。

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讲述了Google副总裁李开复5的故事，作为国际知名人物，李开复从来不允许下属称他为“李总”、“李总裁”或是别的什么与头衔相关的称谓，他的员工们都是亲切地称他为“开复”，“开复兄”，或者干脆直呼其名“李开复”。在节目现场，几个参加访谈的Google员工一直亲切地称他“开复”，并毫不顾及情面地向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爆料李开复的一些不伤大雅的逸闻趣事。李开复面对下属的当众“揭发”，也只是淡然一笑，承认下属们“揭发”的那些“臭事”都是事实。

李开复并非不在乎总裁这个头衔，但作为一位资深的企业管理者，他深知反复强调“总裁”这个象征权威、象征权力的称谓，会在他与下属之间树立起一道坚固无比的高墙来。有了这样的高墙，他就无法与下属对话交流。权威或权力的威严感会让人退避三舍，渴望平等是人的天性（受虐症患者除外），你要与下属达成对话，那就请你放下权威的架子，并忘记你手握的权力。李开复深知其中奥妙，所以他拒绝下属称他“总裁”。在经年累月亲切的“开复”的称呼中，他与下属之间的距离感消除，对话机制得以长久保持。

中国的学校里学生能直呼教师的名字吗？不能，至少我没听到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生们看见自己的教师都是毕恭毕敬（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地喊“老师”，而不是直接称呼“张三兄”或者“张三”。如果真有哪位教师拒绝学生喊他“老师”，要求学生直接喊他的名字，我想，这样的教师可以到我的学校里来担任很重要的职务。

为了一个“老师”的称谓，而堵断了与学生们交流的渠道，这真是得不偿失。

有一位朋友，他与他的一位朋友曾经是生死之交，一直相互直呼其名，无话不说。后来他的这位朋友做了大官，他依然直呼其名，有一天朋友悄悄对他说，现在不比从前了，你在公开场合应当称呼我是“某某书记”，不然我很没面子。他想想也是，从此以后他果真叫某某书记。“第一次这样称呼的时候，我感觉相当别扭，感觉有个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一下子竖起来，挡在我跟他之间了。”后来，他与这位书记慢慢疏远，完全不再交流。

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就是隔膜，就是象征权力的称谓造成的隔膜。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东西，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谁会喜欢强制性的东西，谁会与居高临下的人对话呢？

没有对话，何来信任？没有信任，又怎么实现对话？

当教育不再强调育人，不再崇尚高尚的品格时

小学生们的普遍看法是“怕老师”，相当多的中学生也觉得“老师很威严”，在大学里面，一些教授也喜欢威严的感觉，似乎在他们看来，威严就是一个教师应当拥有的面孔，如果没有，学生就不会听话，就不会好好学习。

中国教育怎么了　品格之忧（9）

现实却与教师们的愿望背道而驰，我听很多学生讲，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那些充满活力、充满亲和力的教师。在听这些教师的课时，学生们总是很认真。“我们喜欢他，如果不好好听课，就感觉是在亵渎某种很神圣的东西。”

对这些充满活力、充满亲和力的教师，学生们也愿意主动与之交流，包括一些很私密的事情也愿意向教师说出来。“我们希望老师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很困难的事情，老师也总是乐意这样做，于是我们就越来越信任这样的老师。”

信任是不可以强求得到的，只有坦率而真诚地进入学生们的内心，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学习上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才有可能赢得学生们的信任。唯有坦诚，唯有共同担当，才能产生信任。也唯有信任，才有“育人”的可能。

育人的最高境界，不是让学生成为博士或者大老板，而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的显着特征就是——品格高尚：竭尽全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远离错误的事情，并勇于担当生活的责任。如果一个人无法决定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愿意担当生活的责任，他就是一个心灵空虚的人，“一个心灵空虚的人立刻就不能成其为人了”。6

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品格高尚的人的，就算他偶尔做出一件让人赞许的事情，他也不能被称为“高尚的人”，内心与行动的统一必须是一种常态，而非偶然。

整饬混乱的社会秩序、解决种种复杂的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人人都实现“个人的统一”，如果人人都能实现“个人的统一”，整饬混乱就成为可能，如果人人都没有“个人的统一”，整饬混乱的结果只会是更加混乱。

实现“个人的统一”——内心与行动的统一，意义如此重大，从小就训练孩子内心与行动的统一就不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社会的走向。由于太多家庭的父母内心与行为的自相矛盾，导致孩子对父母的信任普遍匮乏，训练孩子内心与行动的统一就几无可能。

这一重担于是就落在学校的身上，不过，由于学校普遍缺乏亲和力的环境，以及教师们普遍具备了令人生厌的“权威”面孔、拿腔拿调不容置疑的权威声音，从孩子们踏入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学生与教师对话的渠道就被堵塞。没有对话就没有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有塑造高尚品格的可能。

无法塑造学生高尚的品格，已经是相当严重的状况。学校和教师们的努力，使这种本已严重的状况走得更远。

由于高考的大棒高悬在中国所有中学的头上，而高考又被国民普遍认同为孩子能有一个好的未来的唯一途径（或者最佳捷径），于是从小学开始，学生们就必须全力以赴围绕考试旋转。对于教育来说，考试本应是检验学生学习情况的一种手段，但在所有学校里，考试却成为目的。

教育评价体系的单一，又不断强化着考试的重要性。评价一个学生的优劣，唯一的标准就是考试分数，你能得到好分数就是好学生，分数考差了就不是好学生。有多少学生考上重点大学，也是衡量一所中学质量优劣的唯一标准，能够进入重点大学的唯一要求也是考试分数——所有大学录取学生的唯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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