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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相隐于世（第1页）

第一次见到刘迪是一九七八年年底，在位于虎坊桥的东方饭店，那是北京市委招待所，是《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写作组的所在地，刘迪是写作组的成员之一。向我介绍他的人说，他就是“四五”天安门广场上的“小平头”。

这场事件我本人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事件发生时我正因一桩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案”被关押在城南的半步桥看守所。“四五事件”发生时，看守所里一片骚动，白天黑夜都有人进进出出，开门锁门的声音不断。为了防止犯人趴窗向外看，监狱当局很快就把窗户涂上了墨汁，仅有的一小片蓝天从此成了黑色。直到几天后恢复了每晚的《新闻联播》，才知道外面已经是天翻地覆，半步桥看守所从此而闻名于世，因而也失去了神秘感。刘迪虽然与我既非同案也不相识，但因为我们曾经是半步桥的邻居而倍感亲切。

刘迪生于一九五○年，求学经历极为简单，先是北京实验小学，后是北京第二中学。在应试教育的今天，这两所学校仍是家长们的首选。一九六八年，刘迪赴山西定襄县插队。八年的知青生活，不仅让他体验了底层百姓生活的疾苦，也开始从书本中接受了启蒙思想。

一九七六年二月，刘迪回京办理了病退回城的手续，本打算办完后回定襄取行李而后彻底告别农村的，却因为延迟了在京时间而赶上了四月的“天安门事件”。

人们悼念一位死者大多是因为热爱，因为惋惜，比如乔布斯。而中国人悼念死者，常常是借题发挥，背后有着更复杂更深层的原因。

一九七六年清明，是北京人民最富于诗意的一个春天，纪念碑周围花圈如海，连松墙上都扎着白花，到处贴满了手抄的诗歌，最著名的一首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鬼”即指四人帮，“雄杰”即指当时的总理周恩来。

当年天安门东南角有一座三层灰砖小楼，后因为建设毛主席纪念堂而被拆除，纪念堂的位置原本是一片小松林，穿过这片松林正好到达小楼。小楼是警卫部队的营房，被临时用做“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指挥部。四月五日清晨，群众看到纪念碑前的花圈不知去向，纪念碑四周被军人和工人民兵围起来，还设了警戒线。于是，被激怒的群众更踊跃地走进广场，集中在纪念碑前，聚集在小楼前面。人们质问：为什么不准悼念周总理？是谁的指示？此外，群众要求归还那些被转移的花圈。还有人在宣读《告士兵书》：“你们的衣服是人民做的，你们的粮食是农民生产的，你们的枪是工人制造的，你们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

这时，有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重复地大声喊：“大家不要挤，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是要花圈、要战友来的。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破坏公物。”这个喊话的人正是刘迪。在这场运动被镇压之后的许多天，人们都会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著名的播音员用圆润浑厚的嗓音向全国人民播报：“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家伙……”自此，这个命名成为了刘迪的代号。

据后来在广场上的目击者回忆，当时，广场上共有两人拿着半导体话筒，一位是宣读告士兵书的青年工人侯玉良，后来他与另外四人作为群众谈判代表进了小楼。另外一个拿话筒的是戴黑边眼镜穿蓝色衣服的青年，他在广场上发挥了重要的指挥作用。本来，刘迪并非现场的组织者，也不是有备而来。他看到警察正向一个拿话筒的青年靠近，于是一把夺过话筒让他快跑。由于刘迪的掩护，这个人没有被捕，在整个事件平反之后他也一直没有出现。

这里，体现了刘迪的两个特质。

首先，他是为了帮助那个无名青年而不是为了做群众运动的领袖才冲上去做了现场指挥。以后几十年的交往都说明，刘迪是个丝毫没有野心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从来不出头露面，但却经常在危险时刻代人“受过”。

第二，面对如此偶然发生的群众运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在现场发出这么理性的声音，说明刘迪有着极高的公民素质和超前的思想修养。如果知道红卫兵在“文革”中都做了什么，如果知道在“文革”的政治生态中，中国的百姓是怎样盲从地被利用，就知道刘迪在现场的表现是多么难能可贵。

在“四五事件”发生三十年后，刘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许多人都把自行车牌摘掉，这种行为本身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是要失败的，如果认为要胜利那还摘车牌干什么？”当时，北京警方因为没抓到这个留着小平头的符号式人物，转而控制了刘迪的父亲，试图让他交代出儿子的行踪。据刘迪的姐姐回忆，父亲当时对警方说：“有刘迪这样一个儿子我很骄傲。”而全不知情的刘迪，离开广场之后，便去了外地云游。按照刘迪的为人，如果知道父亲因他而受到威胁，他一定会主动自首的。在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时候需要你在亲情与正义面前做出选择，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或看到关于出卖的故事，常常会谴责那些道德低下的出卖者。殊不知，这种非常态的考验对于人性其实是极其残忍的。

公安局公布了通缉令，各地都非常警觉。刘迪在泰安赶火车时，因为没有手表几乎误了火车班次，行色匆匆中被执勤者拦下询问。虽然通缉令上刘迪的名字是假的，但通缉令上的照片却暴露了他的身份。于是，在事发三个多月后，刘迪落网，被关在了半步桥监狱。

刘迪出狱后，父亲得知他是因为没有手表而暴露了身份，专门为儿子买了一块手表。这是同样怀有赤子之心的一对父子，又何曾不是正义之士的惺惺相惜呢？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七月六日朱德逝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地震；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抓。

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一文，讲的是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痛斥的一个化名狄克的人，说他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干着反革命的勾当。牢房里的人虽然不是每个都知道狄克就是“四人帮”之中的张春桥，但也闻出了气味，顿时有人高声朗读萧军《八月的乡村》和鲁迅《三月的租界》。第二天，中央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

从十一月初开始，在“四五事件”中被捕的人陆续出狱。我的案件虽然与此案无关，但也被算作“反四人帮”的冤案于十二月底被释放出狱。且不说这一事件对于彻底结束“文革”、对于中国现代化历史意味着什么，仅就对我个人来说，它起码改变了我的遭遇。否则，不知我还会被不明不白地关押多久。

从后来官方披露的材料上得知，当时被抓的共三百八十八人。这些人被放出来后并没有马上得到公正的结论。从一九七六年年底到一九七七年年初，社会上要求平反“四五事件”的呼声不断。北京大学等地贴出了许多大小字报，“天安门事件不平反，八亿人民心不安”的大标语和“人民万岁”的传单出现在王府井等繁华的街道上。人们将酒瓶挂在树枝上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当时，因为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发生的案件共八十六起，抓捕十六人。其中包括孙维世的侄女、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孙央的女儿和原国民党将军程潜的女儿。

在广大群众生生不息的反抗声中，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召开“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九月至十一月，各报陆续刊登了《天安门诗抄》以及相关英雄事迹。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央还未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前新闻媒体的自发行为。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该次会议的公报宣布：“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至此，参与“天安门事件”的和呼吁平反“天安门事件”的所有涉案人员都得到了平反。

此前，北京出版社受命，以“童怀周”（北京外国语学院部分教师的笔名）为主，组成十一人写作组，编写《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意在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刘迪成为该写作组成员，经常在写作组驻地出现，我也得以在那里与他相识。该书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完稿，十月出版。

我试图描述这一事件的全貌，是希望从这一历史过程中看到刘迪和他的朋友们都做了什么。那是一场有百万人参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场运动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但和任何一场重大政治事件一样，承担后果的往往是极少数人。在历史的机遇面前，他们以非凡的勇气和优秀的素质创造着历史。我们常常称这种人为英雄。而刘迪对此有自己的解释：“我也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分内的事，这是我的本分。”什么叫做本分？他接着说：“好好学习是学生的本分，种田是农民的本分，做工是工人的本分，而面对法西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奋起造反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本分。”

刘迪出生在一个本分的家庭，他的父亲刘隽湘生前是生物制品专家、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主任。他在专业领域里的贡献数不胜数，其中一项与公众离得最近的，即他的工作推动了我国的单采血浆术。这项技术是指将献浆者的血液抽出后，分离成血浆与血球两部分，红血球回输到献血者体内，血浆用于制作生物制品。

刘迪的父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推动这一技术时，艾滋病病毒尚未被国际医学界正式命名。一九七九年，单采血浆术由天津中心血站试行，很快就在全国范围被迅速推广。三十多年来，这一特殊行业，曾因采血之乱引发令人闻之色变的“中原艾滋之祸”。二○○八年，《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问世。

而在公众视野里，早于一九九九年离世的刘隽湘，身份亦就此尘封，唯一的讣告刊登在一份发行仅千份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在刘隽湘最后的岁月里，他以花甲之龄跑遍河北、河南、山东，奔走在各地血浆站间，身边的助手也感觉到他的忧心忡忡。正如“炸药大王”诺贝尔一样，刘隽湘在弥留之际是否曾有一丝的后悔？

刘隽湘早年就读于北平的燕京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一九四九年被先于他回国的导师汤飞凡邀请回国，刘迪因此降生在了北京。而汤飞凡，这位将沙眼从高达百分之九十的发病率降到百分之十以下的“衣原体之父”，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一九八一年，汤飞凡被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授予金质奖章，并提名诺贝尔奖。此时，西方人还不知道，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汤飞凡。

之所以谈及刘迪的父辈，是因为在了解这一切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命运的相似性，刘父与刘父的导师，以及刘迪与刘父，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而他们的名字只在圈子里如雷贯耳，在公众中却鲜为人知。其次，我想让读者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刘迪这样的人格。

据刘迪的发小回忆，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打过人，连一句骂人的脏话都没说过。刘迪的招牌衣着是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人的劳动布工作服，黑色布鞋，雪白的棉线手套。他是我见过的最讲卫生的男性，也是我见过的衣着最不讲究却最干净的一位男性。据说，“文革”之前他的职业理想是当一名医生。刘迪的招牌表情是笑，由于他天性幽默，加上特别聪明，看人看事总能一步到位，所以他的笑容很丰富，友善的，开朗的，讽刺的，有时是矜持或者腼腆的。

被人们称为英雄、汉子的刘迪，其实骨子里始终留有一份童真，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他从内到外的纯净而吃惊。一位曾经受到过他帮助的朋友这样评价他：“一个人一生怎么可能像他这样一点私心都没有？”的确，刘迪是这个时代的奇迹。一九七八年，当他正备考研究生时，他与朋友们的事业遇到了困难，他把自己的家和时间都搭了进去，也与改变个人处境的机遇失之交臂。

他一生没有在一个正式单位工作过。当八十年代喧嚣的尘埃落定，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渐入中年的同辈人纷纷把精力转向功利之事，刘迪却把更多时间花在公益事业上。他与朋友李南一起，作为“自然之友”的志愿者，负责调查中国的环境意识现状，连续几年经常钻到图书馆里去作数据统计。近十年来，他开始饲养流浪猫，为了这些动物，他放弃了许多次旅行与聚会。

热闹风光的场合常常没有他的身影，在你没有困难与麻烦时一般也见不到刘迪，但为了另外一些在别人看来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懒得出门的刘迪却能够骑车跑上几十公里。没有人像刘迪这样不愿意麻烦别人，他从不求助，更不诉苦。他的生活对许多人来说都像是个谜。他没有手机，多数人也不知道他家的电话，不确定他在做什么，不知道他靠什么维生，甚至大多数朋友都不知道他得了重病，每个人都为没有为他做过点什么而后悔万分。

有朋友不禁追问，刘迪为什么要选择隐身？他为什么不仅对流俗的社会，而且对志同道合的好友也要隐身？为什么我们对他如此熟悉，却又觉得如此陌生？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大家突然发现，他的经历简单得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编写讣告都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也许，除了不愿意接受感恩和报恩之外，除了要与那些夸张矫情、博取虚名者划清界限外，以他的清高个性和高贵尊严，他无法容忍世人的误读与误解，更不想让犬儒般活着的人们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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