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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也不太大，但在船主老王父子眼里看来，至少雇用他客船的这老头一点也不像是有心事的人。不但整天乐哈哈的没个主人相，而且还有点老不正经。身边围了这么多花枝招展的侍妾不说，一路上饮黄酒、读《离骚》，与僮仆闲扯打趣，甚至还起劲地学唱有*隐喻的民歌，让人真是大开眼界。

从返乡后的情况来看，李渔的生活与从前相比似乎有了较大的改变，除回杭后的当年秋天仍然使出当初的手段，突然杀到湖州打过一次秋风外，其余时间大都呆在家中，精心整治他位于杭州吴山铁治岭的新居层园，一改当年热衷红尘纷扰、满世界乱跑的形象。据今人单锦珩所撰《李渔年谱》，李老头到湖州的准确日期是旧历康熙十九年（1677）的八月十三日，虽然打的是重阳踏青访友的牌子，但主要目的还是因为那里的富饶。这从他依次谒访的对象就可看得出来：湖州知府、乌程知县与湖州盐运使李万资。后者虽官小职微，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大大有名的肥缺。以一代天骄李笠翁之精明，这样做自然是“此中有真意”的。事实上，对这一点他自己倒并不忌讳。在客湖期间写给好友萧山大儒毛稚黄的信中，就曾坦率承认这次旅游的目的是“饥驱至苕川，幸地主稍贤，能以佳茗醇醪药我，不至遄死。”不过话还是说回来，这位清代著名的弄钱老手虽将主要精力用于与地方官员周旋，山水古迹什么的还是去看了一些的。至少在他半月后回杭的行囊里，不只塞满价值逾千的财物，还有游道场山和岘山所写的三首七律的手稿。考虑到当时他的年龄已有六十七岁，这样的成绩也不算太辜负湖州山水。甚至当三年后的那场疾病突然夺走他生命时，家里人发现直到最后几天，他仍然在坚持写作。所幸那时，他的著作已全部由自己亲手修订完毕。

还有什么比一个人坚持按自己的愿望生活、度过整个人生更完美、更有意义的事情呢？

在一生的几乎所有阶段，李渔都把“世间第一乐地，无过家庭”的观点，作为自己处世思想的核心，加以细心的呵护与固守。而他在南京十数年的客居生涯，可以说正是对此所作的实践和生动注释。

在这篇文字临近结束时，他搭乘的航船刚过了嘉兴的杉青闸，于黎明时分渐渐行进到桐乡境内。杭州犹如一个旧日之梦现在已经遥遥在望，由于晨雾刚散，河面此刻显得相当的开阔，一派“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的博大的唐诗意境。刚刚升起的南方冬日在岸边的农舍、桑林和干草垛上仿佛一匹金黄的缎子微微晃动。这是近几天来难得一见的好天气，李渔这时也已经由舱内慢慢来到了船头，望着头顶的天空和扑人眼帘的故乡山水，脸上浮现出我们熟悉的那种宁静、世俗的笑容。而我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他，情动于中，感慨万千。

“锚最好的位置是在自己手上”——我终于说出了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想说的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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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食事及其他（1）

建筑风格颇具几分欧化的小仓山房坐落在南京清凉山麓。采用大面积的五彩玻璃作主要采光材料，这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极为罕见。作为大名鼎鼎的随园的主体结构，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后期为战乱与兵火所毁，它的建筑历史迄今应该已有二百五十余年。七十年代中期在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观看夏季中朝篮球友谊赛的兴高采烈的市民，当然不会想到他们的木屐与劣质塑料凉鞋下面曾是一个时代文学乃至政治的中心。同样，假如你是一名外省旅客，同一时期到南京出差，沿着广州路往上海路方向走，你会在路旁某幢旧宅的墙上看到一块标有“随园”二字的铁皮牌子，但这仅仅作为街道的命名，并不表示有珍秘的遗迹可供凭吊与游赏。而路南边位于百步坡至永庆寺一带，当年曾是随园南山的著名景点天风阁与柏亭，现在除了粗暴地写在永庆寺大门额顶的“明亮油漆合作社”七个大字，书法依稀尚有几分随园味道（这一点很有意思）外，你同样什么也别想看到。但如果你刚巧是古典文学爱好者，又一向对此间主人心怀仰慕，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工作也许就是：将上述地名及位置在纸上一一标明，再加上宁海路与红土桥，然后用线条细心把它们连接起来，就意味着你对这座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别墅的规模与轮廓，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

随园主人一生的飞黄腾达及不凡遭遇一向是个令后人感兴趣的话题。即使放在现在的时代背景和条件下来看，也完全可以说是个奇迹。一个杭州潦倒书生的儿子，九岁时还不知道诗是什么玩意，更遑论文学的功能与价值。凭着邻人拿来作抵押品借两星银子的一套《古诗选》，仅仅用了十年不到的时间，也不知吃了什么药，毫不客气地就把自己弄成了这一行中的大腕。“眼前三两级，足下万千家”，从他学诗当年与同学游吴山写下的这些句子来看，其吐属已相当不凡，十五岁那年初学律诗，“也堪斩马谈方略，还是骑牛读汉书”，“新丝买得刚三月，旧雨吹来似六朝”，如果有人愿意开个玩笑，把它们放入陆游或陈后山的诗集里，相信也不会有多少人看得出来。加上这人的天赋和幸运还不仅仅只表现在创作上，二十三岁顺天乡试中举，二十四岁秋季一举考中进士，年纪轻轻就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尽管那时没有电视报纸等媒体的宣传，这名头却早已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何况他的文章同样也是写得那么出色。“临川李穆堂侍郎以文章名，先生袖所作请业，侍郎极爱《李德裕论》一篇，大书卷首云：洗尽《唐鉴》中腐语，得此痛快淋漓之作，真‘不觉前贤畏后生’矣。”如果说这李先生是前辈，对青年朋友少不了要勉励几句，那么当年与古文名家胡天游在广西的相遇，后者“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他日为唐之文章者，吾子也”的那番评价，可以完全看作是圈子内同仁的肯定了。等到几年后外放实缺，在南京周边县城溧水、江浦、沐阳、江宁走马灯似的轮换着做知县时，已隐然是一派文坛大师的规模和气象了。包括后来的买地隐居以及所谓闭门著述，更是将他的人气指数一举推向了高潮。文学史上奉他为乾隆江左三大家，谈论清诗理论绕不过他创下的性灵派，研究笔记小说的也往往会举出他的《子不语》来和《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比较。何况这里说的还都只是文学上的事，至于他在其他方面的能耐，那更是不用提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随园食事及其他（2）

然而，尽管在今天的图书馆或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随园以及它的主人袁枚早已不是完全陌生的名字，但有关他形象的准确定位却依旧是个难题。当然，对大多数推崇他《随园诗话》、《随园尺牍》以及杰出散文《祭妹文》、《黄生借书说》等的读者来说，首先这应当是个有着简洁、生动文风的作家，但这并不影响历代的*才子对他鉴赏女人眼力以及不菲艳福的真心钦佩，同性恋者与仕途厌倦者也引他为知音，知识经济时代的知本家则将他看成是他们这一行的弄钱好手。此外，像旅行家，财会人员，室内装璜工程师，时尚产品消费者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人士，估计在他那儿也都能找到精神上理论上的有力支持。当然，如果要说到饮食与美味，那话题肯定就更多了。尤其是南方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中产阶级家庭，以及烹饪界那些食古不化的怀旧主义者，他们对他一生的不俗口福和独到的美食心得推崇备至。这个活着一点不肯亏待自己的人，当年他是那样喜爱精美的膳食，以至专门为此撰写了一部两百来页的书稿。这本取名《随园食单》的专著记录了他一生饮馔上的体验与心得，其品位之高雅，见闻之博洽，兴趣之广泛，当世几无出其右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它于公元一七九二年刊行问世，这以前的那些讨论饮食的著述如《山家清供》《三风十愆记》《饮馔正要》《食宪鸿秘》《饮馔服食笺》等，都要立刻退避三舍──仿佛在热气腾腾的酸菜鱼的桌子上端上一盆秘制鱼唇、或武大郎的炊饼挑子边设摊卖现蒸蟹粉小笼──尽管作者的本意尚远不止于此。

袁枚购置随园作为自己的人生舞台时年仅三十三岁，当时他在隶属南京的江宁县担任知县，正好是在他一生中的一个得力人物──时任两江总督的满洲人尹继善的荫庇之下。由于才能和政声，加上与上司非同寻常的师生关系，从而使得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任期未满一年即被推荐出任高邮州知州。但这一破格擢升在报请吏部核准时遇到了麻烦，非但普遍被认为一下子提得太快、不符合组织上的干部原则，还差点对此进行了通报批评。当然，说仅仅因为吃不到那里名闻天下的野禽与咸鸭蛋，事业上略受点挫折，放着好端端的官就不想做下去了，怎么说也有些夸张。但保留下来的原始资料无情地显示，他买下这处曹雪芹家祖产的具体日期，与吏部的批文到达尹继善的总督府，确实只有一两月的时间差。因此，在找不到其他理由和可能性的情况下，比较接近真相的解释，只能是他内心深处时刻纠缠着冲突着的那种官场礼仪与个人性情之间的扞格和矛盾。加上对个人才华中文学与山林属性的深刻自我了解。怎么说呢？比如这县太爷换成你来做、老百姓把你当父母来爱戴，而你却整天只想着写诗喝酒，对山水的投契重于农桑，或者对碑帖的兴趣远胜吏牍，总有些不像话吧？但反过来，严格按所谓好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天到晚勤政爱民、听讼审案，还要时不时地下乡催租收税什么的，想来也是真够烦的。总之，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这位在仕途上本来应该有着远大前程的年轻人的身份，突然一下子就从一个堂堂七品正职，变成了荷冠道衣、优游林下的山人隐士。由于买的是前人的废园，加上处地略偏，当时虽然只用了大约三百两银子，但扩充它重建它的花费又何止十倍！如果你对这方面的细节有兴趣，不妨读一读他后来为此撰写的情文并茂的系列散文《随园六记》，就可发现这简直是个缜密而宏伟的人文规划下的产物。其中既有对中国历代园林精华的广采博取，又借鉴了从意大利传教士那里获取的文艺复兴后期西方建筑的某些样式，更有对自己家乡杭州的著名景物如西湖、断桥、南北峰、苏堤白堤等的移植与复制。如此的洋洋大观，规模气派，再加上园内书仓里庋藏的三十万卷图书，以及“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鹄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这样广告式的自我宣传（参见《随园遗嘱》里的有关自述），自然使它自建成之日起，很快就被目为清代园林艺术的惊世之作，无论达官贵人或平头百姓都以有机会一游为幸。好在这里的主人偏偏又是个喜欢热闹、满脑子开放思想的家伙，于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当时瓢饮簟食、皓首穷经的江南作家群中。“开筵宴客，排日延宾，酒赋琴歌，殆无虚日，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山上遍种牡丹，花时如一座绣锦屏风，天然照耀，夜则插烛千百枝，以供赏玩。先生排日延宾，通宵宴客”。一直弄到“几有应接不暇之势”为止。仿佛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隐士，而是一位迪斯尼乐园，或中华锦绣风情园的业务经理。至于这么多的银子投下去，这钱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随园食事及其他（3）

随园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周边不设围墙，这无论在当初或今天都称得上是惊世骇俗。想想看，好几万身家的财产，全家男女老少奴仆僮婢数百人口的性命，就这么大大咧咧的如同现在城市里的广场或街心公园那样坦露着，甚至连夜不闭户也谈不上，因为根本就无户可闭。将安全的基础全都寄托在小偷可能有的怜悯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蒙贼哀怜而已”。山势逶迤、修筑困难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有人把这归结于主人的开明作风，但我总觉得事情可能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像他在创作上以“性情”二字号令天下，痛诋考据，反对格律，批判复古等偏激观点，也不能被简单认为是普通的文学思想之争。虽说这观点并非由他首创，不过拾了两百年前袁中郎、江进之他们的余唾，但相比当年公安派那些人一脸书生相，齿尖舌利，争了一辈子只得到个标新立异的虚名，他的玩法可高明多了，可以说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喜欢武侠小说的读者都知道，要在江湖上打天下，成为一代宗师，第一步就先得有自己的门派和一两手看家本事，另外还得有理论，如少林派的易筋经，武当的太极阴阳理论什么的。袁的成功在于他什么都懂，而且都有自己独到的招数。年轻时很早就打出性灵派的旗号，争取到一大批基层作者和文学青年的支持，再以一部理论集《随园诗话》将抢到的地盘加以巩固。更厉害的是，本来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到他手里居然就能变成物质，成为赚钱扒分的绝佳工具。恭维前辈、奖掖后进、收女弟子、编诗话、替人出书写序、和企业家打交道、说某高官的老母亲有天赋诗才，只要他生平愿意沾一沾手的事情，几乎找不出一样是白干的。是啊，谁让他是清代文坛赫赫有名的流派宗主、说话做事管用呢！可以比较负责任地说，性灵派这三个字为他一生带来的收益，应该不低于他全部家产的一半。而现在他居然就将它们这样大大咧咧摊在公众的眼睛鼻子底下，说没有更深的机心和用意在里面，恐怕谁都不敢相信。当然，以他的老谋深算，治安方面也肯定是在绝对有把握的情况下，才敢这样肆行无忌的，凭他跟当地一把手尹继善的交情，以及将市长县长当下人使唤的骄矝，谁敢去惹他啊！随园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没有出过一桩刑事案件，就是很好的说明。

一个在文坛上如项羽那样打算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家伙，这是我自十七岁读《小仓山房全集》以来所一直固有的印象。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谈论的这个人，生来就是习惯把自己看成孟子说的“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也”或杜甫“会当绝淩顶，一览众山小”的那一类人。尽管外表谦恭，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内心的自负与狂妄，文学史上找不出几个人来比。从文章里偶尔露出的峥嵘来看，像苏东坡和陆放翁那样的都不放在眼里，至于本朝的同行或前辈，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一代宗师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诗”，这就是他广为人非议的对清初两个最有才华的作家方苞和王渔洋的评价。在文学的国度里，他也许一直是隐隐以君王自许的吧？我总爱这样询问自己，而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因此占地数万平方米的随园在他个人的心目中，说不定就是颐和园或承德山庄的一个同义词罢了。包括这里据统计每年总数超过十万人的游客，春秋佳日从城内及四下郊县涌上山来那种热闹场面，扶老携幼、喜气洋洋、流连忘返，与其说这一切出于主人的好客与平易近人，不如理解成精神上的某种与民同乐更恰当一些吧！而如果用围墙圈起来，真的弄成像陶渊明的东篱严子陵桐君山上的钓台那样，那就完全与他当初辞职退下来的本意有悖了。我们不妨可以想象，在那些风和日丽的正午或黄昏，当他站在园中主楼冬暖夏凉室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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