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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部分（第1页）

就杜月笙本身而言，他将王晓籁从虞洽卿集团拉过来，可谓为民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清党成功以后的另一重大收获，莫以为上海是「只重衣冠不重人」，「笑贫不笑娼」的功利主义社会，其实在骨子里，上海人依然有很严格的阶级界限，而且五花八门，派系林立，花样经特别多的。举一个顶顶脍炙人口的例子，早先在大英地界，「非绅士」不得执手杖，违者立将当家受辱，下不了台。沪上豪富哈同，由于经营地产，拥资亿万，他的住宅位于南京西路铜仁路侧，占地数百亩，布置曲折、建筑闳丽，为沪上私人花园之冠，便是上海着名的胜迹「爱俪园」，又称「哈同公园」。上海最繁华的一条大马路，后改「南京路」，从黄浦滩起到跑马厅上，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便都在这一条马路上，战前地价最便宜的也得大洋三四十万元一亩，创全亚洲地价新纪录，这条大马路几乎全是哈同一人的产业。哈同是在华洋人最富有的一位但是他偏就没有执手杖的资格，因为他是犹太人，素为英国佬所轻视，尤其他出身微贱，初到上海在道胜银行充当司阍，当时他曾与英国绅士们情商，可否让他跻身「绅士」之列，对方的答复是可以考虑，如果你愿意用制手杖的最名贵木料，把一条大马路铺砌起来。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名贵木料制成的手杖价在两三元之谱，用这种木料铺马路，委实是骇人听闻，但是哈同为了「力争上游」，居然忍痛照办而因此他铺造了一条全世界空前绝后的最奢侈豪华马路，整个路面俱用一小块一小块的名贵木料铺砌当时的建筑费用巨达美金数百万元，哈同花了这么高的代价，仅只为了高升一级，让自己也能像个绅士般的，拿根手杖，徜徉街头。

明乎此，便可以知道杜见笙争取王晓籁是何等的重要，王晓籁跟杜月笙不同，他得虞洽卿的提携，交游范国都是上海的资本家、银行家、工商界高阶层人士，这般人根柢稳固，雄于财势，投手举足均与国计民生相关，比杜月笙的社会阶级高了许多。他们之间有不少和杜月笙建立友谊，但是绝大少数都对杜月笙「敬而远之」，不屑来往，杜月笙深知自己先天的缺憾急切难以弥补，高阶层人士人数太多，他无法采行各个击破，便唯有利用王晓籁，作为获登彼岸的桥梁。

王晓籁在高级社会是很够份量的，他是所有资本家、银行家、工商巨子的密友，他过去发过大财，如今是一身重担，两袖清风，但是他在前清中过秀才，辛亥革命他尤为响铮铮的一角，民国十五年七月下旬，蒋总司令亲入湘鄂指挥北伐前夕，他曾以沪商代表的身份专程赴广州晋谒，七月二十三日尤蒙蒋总司令款以晚宴他是上海上流社会最活动之一人杜月笙和他成为如影随形，结为一体的搭挡、友好，恰好是权势均沾，相互为用，王晓籁透过杜月笙运用广大的羣众力量，杜月笙则藉王晓籁的居间介绍，奔走联络，跟所有的上层社会人士结而为一，分庭抗礼。这两个人的结合，无异使杜月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全上海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九百五十人中（上海市公安局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七日公布的人口统计），他开始无往不利，普遍的受到欢迎与支持。

感激涕零拉钱永铭

杜月笙对待王晓籁尊崇礼重，无微不至，他帮他巩山了上海鱼市场的总经理职位，推戴他登了上海第一团体主持人的宝座，遇有事情或表现的机会，他宁可使王晓籁站在他自己的前面。凡此种种尤嫌不够，他深知王晓籁开销大收入少，王晓籁交往的都是达官要人，名流巨贾，他自己出则鲜车怒马，入则锦衣玉食，又复广置姬妾，到处留情，何况他是着名的多子王，儿女三十余人，每餐开起饭来，便像小学校里寄宿生用膳，光是娃娃军，就要开个四五桌，其家庭和个人耗用之钜，由而可想。尤其王晓籁自几丬钱庄统统倒掉以后，他不曾办过事业，也未能拥有一间商店，因此日本人皆嘲笑他为︰「上海市商会会长—无业游民」，他能力强，手腕高，却是一向生计艰难，入不敷出，于是，杜月笙下令他所拥有的事业，处处要给王晓籁支一点钱，集少成多，维持王二哥的开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譬如，当杜月笙开设代售奖券，稳赚大钱的大运公司，他使规定公司每月付给王晓籁车马费一万大洋

虞洽卿垂垂老矣，时代的巨轮，连他的精神活力和头脑手腕一齐渐次淘汰，民国十六年以后的大上海属于杜月笙时代，「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王晓籁把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也很透澈，他和虞洽卿无可奈何的隔阂疏远，转过身来与杜月笙如影随身，须臾不离，他们同吃同喝同玩同乐，齐一步伐，同打江山，成了最亲密的伙伴。观乎民国二十年杜祠落成，王晓籁非特和虞洽卿、黄金荣同任「总理」，三大亨之一的啸林哥反而只落了个协理，尤且粉墨登场演了出「八百八年」，卽可概见怕在杜月笙跟前所用功夫之深，与乎当时他的杜门位置已在张啸林之上，而径与黄金荣分庭抗礼了。

由于国华银行一案，登门拜访杜月笙的钱永铭，往后和王晓籁同样成为杜月笙的至交密友，钱永铭（新之）是浙江人，但却出生于上海，世家子弟，卓荦不羣，他自法国留学归来以后，便在上海银行界工作，早期他对黄杜张这一帮子人的观感，据他告诉法学专家，后来同为杜氏友好的吕光说：

「租界时代，上海五方杂处，繁复不可尽述。有些人凭恃着租界的势力，和当时国政的寙败，产生不少地方上不正当的力量。我们做银行业务的人，跟外间的接触甚多，但是对于这些势力圈中的人，老实说，既不能臭味相投，也不愿引以为友，更何况折节下交！」

这便代表了当时上海上流社会中人，对于杜月笙等人的一般看法。刻薄一点的讲，要说是「疾恶如仇，避之有如蛇蝎！」似亦并不为过。

钱新之这个人，可以称为工商世家，接受欧西教育，新派智识份子成功者的典型，他说得上是少年得意了。早在民国十一年六月，增资为国币两千万元的交通银行股东会，公选南通状元，中国第一位实业巨子，民元的实业总长张謇担任「总理」，而以少年翩翩，博学多才的钱新之出任「协理」。—当时的张状元高龄已达七十岁，常住南通，他自己创办的庞大事业，实已使他「险难重重」、「无日不为实业筹款」，所以，他当交通银行总理只不过是挂个名而已，一应行务，多由钱新之负责主持，他对交通银行的重大贡献，是抑止民国十年中交两行的挤兑风潮，穷为了提高交行币信，他以雄浑的魄力，设立分行发行总分库，专营发行业务。这就是说︰但有交通银行的地方，交行发行的钞票，随时可以兑现。

当了整整三年的交通银行「老板」，民国十四年五月交行改组，他和张状元同时辞职，继其任者为北政府时代的「二总统」、「大财神」——梁士诒。

年关一到双脚直跳

民国十六年以前，全国的金融重心，虽分南北二地—上海与天津，但是由于北政府设在北平，天津的金融实力，远超过东南一隅的上海市。民十七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虽然内忧外患，荆棘丛丛，可是触觉敏锐的金融家，已可觇知全国统一之局期不在远，因此他们派出一支尖兵，由钱新之担任代表，到南方来试探一下跟国民政府携手合作的可能性，于是，钱新之便以华北系四行，中南、金城、盐业、大陆等银行四行储蓄会经理和准备库主任的名义，重回上海。自兹他便成了仆仆风尘于京沪之间的忙人，红人与要人。

国民政府借重他的长才，先后请他出任过浙江省财政厅长，和财政部次长，甚至有一度鉴于他和法国上层份子，交谊密切，发表他为驻法公使。

像这样一位熠熠生光，宛如巨星的人物，既为国民政府所倚重，又复是上海的金融重镇，叫杜月笙怎不心向望之，急于攀交。但是，苦于杜月笙有跟钱新之结合的愿望，钱新之却认为并无「折节下交」，搞得「臭味相投」的必要。于是，一次两次的碰壁，使杜月笙感到万分的失望与惆怅。

但当钱新之碰到像国华银行那样棘手的事，国华生死存亡，千钧一发，钱新之受了唐寿民的恳托，复以自己本身，利害相观，他环顾沪上，「得通者昌」之士，虽然所在多有，但是能够不惜牺牲自己，成全尚未「攀交」得上的友人者，除了杜月笙，似乎不作第二人想。钱新之是冰雪聪明的一个人，他把握得住杜月笙的心理，晓得他决不会「旧憾新怨、睚毗必报」，毅然决然的去找他帮忙，果然，他这一宝押准了，杜月笙甘冒「撤销擅自民众大会议案」的大不韪，救下了险象环生的国华银行，因此，当钱新之提及他和杜月笙的交往，便不得不承认，—他从内心中掬出其由衷感佩之忱，他很坦白的向吕光透露，他对杜月笙观感改变的经过，他说：

「我们起初对『势力圈』内的人，观感如此，但是，殊不知眞正的血性朋友，和有伟大气度的杜月笙先生，就从这个圈子里卓然特出，不由得我们不加敬佩﹗」

他又赞颂不置的说：

「杜月笙的名气，渐渐洋溢，我从多方面知道他︰能重然诺，能敬重好人，能仗义疏财，能说公道话，能担代人家所不能担代的事。总之，是我们值得敬他，爱他，而且愿兴他结交的朋友。」

钱新之兴致勃勃的讲起他和杜月笙之间的一段往事，他说：

「记不得那一年的秋冬之间，上海工潮蓬勃，经济和治安，陷于极度不安。法商水电工潮，因为待遇的关系，开了一场很大的风潮那时侯杜先生在劳工方面，已经有了力量，而他又天生有一种善为排难解纷的精神，经过多次的折冲，方始知道局方与工会方面所争执不决的距离，相差十万元。杜先生有毅力，也有力量，他自己筹了十万元，将这一次风潮，轻经的平了过去。赔了饯，不愿让人知道。同时，又有上海的纺织业，劳资双方也闹了不小的纠纷，自然又找杜先生来调停其事，其复维和困难的情形，也不亚于法商水电工潮。结果呢，杜先生又不声不响掏了腰包，把这件事也敉平过去。于是，大家就对他更进一步的敬爱，却是只知道他解决了纠纷，还不晓得他贴了这许多钱呢。」

接着，钱新之又向吕光谈起就在那一年，杜月笙顾了别人，顾不了自己，年关一到，双脚直跳，迫不得已请他代为借钱应急的趣事。钱新之说：

「就在这一年，阴历年关到了，杜月笙先生竟然穷得过不了年，拿了他仅有的房地产道契，托我转向银行借了三十万元，方始渡过了难关。这三十万元是他罄其所有押借来的，但是他家里的账房间，依然照他年年的惯例，预备着一束一束的本票支票或现款，救济他的穷朋友，或经济情况不好的亲戚，甚至无论识与不识，凡有求他的，无不满意而去。故所以他年年到了大年夜，还是闹着穷，像这样子的慷慨和热心，从当时到现在，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呢！」

由于以上的几段谈片，可以想见，不论是王晓籁，抑或钱新之，杜月笙力争上游，攀结社会上层份子，他都是用他的虚心诚恳，舍己为人的精神。自然而然的改变了那一帮人对于他的观感，于是感激敬佩，相交如鱼得水。杜月笙和王晓籁、钱新之成为了好朋友，眞是踌躇满志，心花怒放。事业有别，潮流不同，旧侣自然淘汰，新知扶摇直上，从民国二十三四年到抗战以前，「黄杜张」遂而一变而成「杜钱王」，「杜钱王」三位一体，杜月笙乃成为上海路路皆通，最有力量的社会领袖，君不见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史量才一死上海地方协会改组，便由杜月笙升任会长，而以钱新之、王晓籁两位上流社会众望所归的大好佬屈为副手吗？

傅筱庵马夫前蹄记

光绪二十三年农历十月八日（公元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日），由逊清邮传部尚画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是为我国最早的一家银行。盛宣怀逝世以后，这丬银行一直由傅筱庵掌管，可是，从民国二十四年起，外国报章维志提到杜月笙，每每以「银行家」、「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为其第一个头衔，顺手拈来一个例手，英国人在公元一九三三（民国二十二年出版的「上海名人录」中，卽曾载有：

「杜月笙，生于一八八七年，上海人，自幼从商，目前是上海法租界最有权势的居民是着名的慈善家，一九三二年任命为法租界公董局华董。他又是上海中国通商银行、中汇银行董事长，正始中学创办人，上海急诊医院董事长、商会监事、华丰造纸公司、纱布交易所、大达轮船公司、宁波仁湾医院董事长……」

中国通商银行怎么会从傅筱庵手中，移转到杜月笙的名下来呢，这话，得从民国二十二年「废两改元」，和二十四年的「实施法币政策」，这两件黄浦滩上，以至全国各地的惊风骇浪大事说起。

我国货币向采银本位，往民国二十二年之前，尤其银两和银元并用，辄常混淆不清，而早年开设的银行，又不分官办抑或民营，一概部有资格发行纸币，发行钞票的利益大极，可是风险则担得更大。由于国人重硬货而轻钞票的心理，时局一有变化，或者偶然传出风声，往住就会发生挤兑，而把准备不够充份，兼以调度周转乏力的银行逼倒，影响金融市场，为害至钜。

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国家已告统一，凡此金融上的混乱现象，势必加以匡正。尤其一九三O年（民国十九年）时代，世界经济恐慌，英、美、日等各国相继改革币制，实行英镑、美金、日圆贬值，藉以渡过难关。反观我国刚在民国二十二年，大力推行「废两改元」政策，恰值国际银价步步高升，于是从民国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白银外流净值竟达九亿二十七百万元。国家经济受不了这么重大的打击，于是通货紧缩，物价大跌，百业萧条而产业濒危。国民政府迫不得已，乃在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十一月四日，采取断然措施，停止使用银本位，采行「无限制法偿通货管理制度」，实施「法币政策」。规定法币发行按十足准备，其中现金六成，保证准备四成，规定法币一元兑英镑一四二五便士，对美汇率为美金二角九分七厘五毫，同时颁令一切白银收归国有，集中发行于国家银行，并组织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定期检查，以固币信。

民国二十三年起卽已发生的金融危机，为什么挽救良策「法币政策」要到一年多以后方始公布，关键正在于「集中发行于国家银行」这一句话上，因为国家发行法币，以往有权发行钞票的公私银行都必须分别加以清理，否则，国家银行使唯有被迫大量发出法币换回各银行的钞票，那么，不但国家银行要代所有银行背上包袱，尤且，极可能使法币一登场便步上「通货膨胀」的噩运。

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国各银行都面临生存与否的严重考验。

官方把消息瞒得很紧，而且，在进行「清理」的过程中，一切的一切都保持高度的机密。

经过调查，有发行权的银行一共是十二家，除了官办、官商合办者外，必须「清理」或控制的，一共有六家，中国通商银行便在这纸黑名单中，位列第三，据统计，到民国二十三年底为止，中国通商的发行额，计达三千四百三十万元。

官方对症下药，所采收的手段是先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秘密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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