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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我惊讶他们回答的平静，好像很自然的样子，好像家乡在他们心里已经不存在了，岁月确实不饶人，岁月真是一个改造大师。复旦鹤发童颜，矮胖个，和父亲住一个屋，他的回答让我刮目相看，看了半天回不过神来，他好像没喝过酒一样，慢条斯理说：

“幸亏来青海啊，否则‘*’我们肯定死掉。青海救了我一条命，回去干吗啊，再来一场‘*’，肯定又死掉。说过七八年来一次，我光棍一个，无牵无挂，待在这里挺好。我命中注定是青海人，青海好啊。”

后来我知道，复旦其实是回去条件最好的一个。“四人帮”粉碎之后，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一步一步终于走到了劳改农场，到80年代初期，青海这里开始慢慢放人了，但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释放。从任何角度去考虑，都需要有计划有步骤，请神容易送神难，从前曾有百万雄师过大江，现在再来个百万囚犯回故乡，岂不又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据说当时是每年4％的名额，而且这4％的人回去需要一个大前提的条件，即必须要有老家直系亲属的同意接收。同意了，可以走，不同意，不能走，没人同意，没地方走。另外，青海的劳改农场的*到底有多少人，一般人不可能知道，据劳改犯们说，从1957年开始算，经过一系列天灾人祸，活到80年代初期的大约是13，换句话说，已经死了有23，活着的13里每年可以返乡的名额是4％　。劳改犯的话不足为信，多年以后，那部《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泄露了天机，“第二节？收押？调犯”披露：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公安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分批调15万至20万名犯人支援青海经济建设。1958—1960年，从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陕西、四川、广东、上海等省市调犯95万余人（其中由上海调来女犯650人）……如此说来，这六个前反动派，大难不死到今天，绝对是幸存者。一场突然袭来的灾难，比如地震，几秒钟几分钟最多72小时生命存活的黄金时间，遇难者或幸存者基本可见分晓。要成为劳改农场漫漫几十年岁月的幸存者，要在劳改农场幸存漫漫几十年岁月，多少日子的大难不死，多少日子的临危不惧，这种幸存，没有人生底线，没有人生极限，好像慢性自杀，好像钝刀割肉，好像门背后等天亮，好像西边出来太阳。因为父亲，我对幸存者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我觉得文学描述无法替代科学论断，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到处寻找这方面的专家。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专门研究幸存学或幸存者的居然凤毛麟角。再细分一点，政治灾难幸存、战争灾难幸存、恐怖灾难幸存、暴力灾难幸存、自然灾难幸存、经济灾难幸存、环境灾难幸存、生活灾难幸存，诸如此类，几乎一片空白。一位偏科研究、喜欢钻研国外医学材料、自学成才的毕姓心理专家告诉我，据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在重大灾难之后，幸存者的心理反应大致有“恐慌震惊”“短期反应”和“长期反应”三个心理应激反应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无助、怀疑、焦虑、困惑，不愿承认眼前发生的事实和丧失亲人带来的不幸。有30％的人能随时间推移和自身复原力的作用，恢复内心平衡，但70％的幸存者可能会在之后8—12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处于慢性心理创伤阶段，甚至因极度的抑郁和悲伤，对未来失去信心，产生自杀念头。因而对这70％人群甚至包括对前30％人群的心理干预，应是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需要长远的灾后心理干预规划及实施。毕专家最后说，甚至，大人打小孩，母亲打儿子，都要注意下手的理由、下手的时机、下手的部位、下手的轻重，否则都会造成某种家庭灾难，造成受害方终生的心理创伤，不得了，不得了，呵呵。毕专家的话，至少让我对接受父亲回老家之后，有重大的临床意义，比如父亲的阴郁或者阴险，父亲的焦急或者焦虑，诸如此类，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时时刻刻都会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比如，那位清华老师说，老家没人了，时间一长，人生无常，这边还活着，那边已死了，老家已经空空如也，没人来接收他了，他已不符合回家条件了，他想回也回不了了。他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心理问题，他的灾难幸存者的心理干预，换一种说法叫危机干预，就没人会去管了。

02劳改或青海（5）

复旦可谓特例，他有一个哥哥在美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华人科学家，说起来中国几乎无人不晓。为了弟弟，哥哥不遗余力，通过中央*部，通过省里，直接通知他可以立即回家并且出国。哥哥一封一封来信，复旦置之不理，哥哥又将信一封一封寄给他们在青岛的妹妹，由妹妹转达，复旦还是置之不理。所有人没有人不骂他神经病的，据说农场一级一级领导没有不找过他的，好话说尽，办法想绝，软硬兼施，脸面不要，工作不可谓不做到家了，有人甚至都要朝他下跪了，拜托他做做好事，让他们能够顺顺利利完成任务，免得三天两头电话催命似的，让人不得安宁。甚至有人投复旦信佛所好，双手作揖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却一律微笑，一律摇头，也不作任何解释，每天按时上课，按时吃喝拉撒，大有老子要么不来，要来就永远不走的架势。在这个问题上，听说他倒是在同屋的父亲面前说过一句话，好像自言自语，说得没头没脑。复旦说：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复旦的话没人听得懂，大家都以为他得便宜卖乖，犯什么傻，摆什么谱。通过与复旦的同处一屋，通过第二天下午我充满好奇和复旦的彻底交流，我大开眼界，不要怀疑复旦的智商，也不要怀疑复旦的人格，复旦的性格正常得很，没有一点扭曲的迹象。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一起床就念经，念完经就上课，上完课再念经，念完经再上床。复旦周而复始，每天念两次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气闲神定一副幸福的样子。我想，大家都没想通，是他想通了，他的青春在这里，他的人生在这里，他想永远在这里，他哪里都不去，打死都不去，他认定青海了，没有比老老实实待在青海更幸福的事情了。

与复旦同处一室的我的父亲丁无量，就完全两副模样了。复旦第二天终于向我揭开了父亲神秘的外衣，并一再叮嘱我，作为与父亲相处时间最长的亲密牢友，他不说就没人会说了，他不想把父亲漫长的劳改史带入天堂。他说他自己无所谓了，你们要记住父亲，你的父亲绝对与众不同，复旦的话让我久久无语。据说丁无量是整个农场乃至整个青海劳改局的申诉大王，据说从1957年进入青海农场的第一天开始，丁无量从未停止过申诉，可谓生命不息，申诉不止，不管有用无用，申诉成了他农工瓦工教工之外的第二职业。后来的事实表明，从他生命意义方面来说，可谓终生大业。丁无量申诉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到现在照样在唐格木老老实实待着，照样与复旦同处一室。所以，父亲很顽固地认识到，只有抓住这有限的名额，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赶紧离开这里。后来父亲很阴险地对我说：

“离开这里，就是胜利。”

父亲归家心切，归心似箭，先是给母亲写信，说可以回家了，只要她同意，写个信，说句话，他就可以结束牢狱之灾了。母亲说她不会信这个邪，天下哪有这样的事，说走就走，说来就来，母亲说这个死鬼永远自说自话。母亲说这话时，我明显感到她咬牙切齿的味道，我知道母亲几十年的怨气，不是一天两天可以一刀斩除的，不是一封信两封信可以一笔勾销的。后来父亲就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我身上了，我们瞒着母亲来来往往通了几封信，我们互相说得都很暧昧，一个陌生的父亲对一个陌生的儿子的暧昧，一个陌生的儿子对一个陌生的父亲的暧昧，最后甚至暧昧到父亲承诺我结婚时帮我买一张棕绷床，我也相当暧昧地承诺，有机会一定到青海唐格木去一次。

02劳改或青海（6）

喝完酒，大家散去，各回各屋，各上各床，屋里只有我和无量复旦了。我想象中的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的场景没有出现。没有变天账，没有阶级恨，没有义愤填膺，没有咬牙切齿，没有磨刀霍霍，没有杀气腾腾，也没有相对无言抱头痛哭儿女情长之类。六个前反动派，完全没有激情，互相干杯，一团和气，我的恻隐之心被彻底颠覆，劳改农场大获全胜了。不知道因为复旦就蜷缩在半米开外的床上，那屁股朝外的姿态展示着明显的假寐，还是父亲与我距离太近的陌生，第一次零接触，这农场第一夜，完全不像妻离子散几十年后的父子团聚。我们没有谈母亲，没有谈弟弟，没有谈亲戚，没有谈老家，没有谈过去，没有谈未来，甚至没有谈一谈那一张棕绷床。我们睡在一张床上的两个被窝里，可能各怀心事，也可能各怀鬼胎，我竟然在很不自然的睡姿中睡得十分香甜，我没听见外面有很大的风。

一夜过去，早上我看见我的白衬衫连日奔波已被青海的风沙漂染成土黄色了。复旦告诉我，父亲早已出门，父亲这段时间表现格外卖力，也不能说十分反常，上课之余经常会去食堂帮厨，拉水烧饭什么都干，显然在为早点离开作铺垫，假积极在这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复旦说，不远处有一个洗衣服的水塘，操场出去，往左，往右，再往左，再往右。外面大雾弥漫，十步外不见人影，把唐格木的清晨搞得模糊不清，我左左右右绕过几块麦田，雾气朦胧间水塘好像只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看上去整个水色黄乎乎的，我似乎看见水中漂浮着的泥沙了。我蹲下去用手划拉几下，确实又黄又脏，我不敢下手了，这种黏糊糊的水怎么可以洗白衬衫，只能越洗越黄。我提着衬衫站在塘边犹豫着，听见背后有人大声喊，洗不得，洗不得。我看见一个人赶着马车，车上载着一个扁圆形的大木桶，马车停在我身后才发现是父亲。父亲看清楚是我，说呵呵呵呵，这里是我们的饮用水啊，经过很长很长的渠道，好不容易引到这里的，这里不可以洗衣服的，洗衣服不在这里的。父亲说着另外给我指了一个方向，顺着父亲的手，我只看见一片雾气在上上下下升腾。我不想洗了，我试图帮父亲往大木桶里装水，父亲看见我拿铁桶的样子有点吃力，叫我靠边，我发现父亲装水的动作居然十分敏捷，弯腰的样子绝不像一个60多岁的老头，我很惭愧看着父亲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大桶水搞定了。

第二次见识父亲的身手敏捷，是在早饭后他要我一起搭车去场部的时候，那时雾已散去，一辆运送农工干活的卡车正在启动，父亲喊我快快快，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箭步蹿上卡车，跌坐进晃动拥挤的人群，我被人拉上卡车时，他已开始闭目养神，目中无人了。在青海高原的蓝天白云下，看着这个随车一晃一晃的老人，这个训练有素百炼成钢的家伙，这个能在瞬间就进入自己某种境界的人，居然就是我离家万里年代久远的父亲，这个场景至今让我觉得很不真实，好像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中的一个镜头。

父亲领着我走进场部办公楼，父亲蓄谋已久不可告人的目的开始了。他像推销一种产品一样把我四处推销，核心内容与主题思想，是炫耀他的儿子是一个市政府的国家干部，这次专程来这里接收他这个父亲回浙江老家，这个儿子是眼见为实的、铁证如山的。父亲逢人就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呵呵呵。父亲到处笑脸相迎，到处笑脸相送，到处点头哈腰，到处唯唯诺诺，说得我好像不是他的儿子似的，说得我是一个不打自招的冒牌货似的，说得好像没人会相信我是他的儿子似的。我们在一间一间办公室走进走出。走进去前，父亲都会说，这里他熟，这里他熟。走出来后，父亲都会说，那里他熟，那里他熟。走进去时，父亲的十分激动，大都换来三言两语一脸严肃，所到之处，都说这事不归这里管，都说这事不知哪里管，他们说，噢，噢，不清楚啊不清楚，大概应该去找某某某。在我同六个科长外加九个科员握手之后，跟屁虫似的走进第七间办公室时，一个王姓科长哼哼哈哈挪了一下屁股，从一张办公桌后开始正眼打量我们，很有分寸地盘问一通，仔细看过我的工作证身份证后，终于拿出一大沓表格，叫我亲笔画押了。姓名，性别，籍贯，身份证号，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本人简历，单位表现，等等，凡是与我有关的一切，也就是与父亲有关的一切，都要一一填好。然后王科长摇晃一摞红头文件，说要按规定程序一步一步来，说我们至少还要核实该接收同志的真实身份，不是你们随便领一个人来，随便拿出两个证件，我们就可以放人的，说还需要该接收同志的单位鉴定，该接收同志当地派出所的户籍证明，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漫长的等待是可以的着急是不行的。这时，我发现父亲的激动不见了，我觉得我的义务完成了。一个父亲的点头哈腰到此结束，又露出一脸阴险，一个儿子的假冒伪劣到此完蛋，又开始一本正经。第三天一早我向父亲和复旦告别时，我看见父亲表情复杂，复旦表情没有，我挥挥手，与其说向父亲，不如说向复旦，说了一句天下人都会说的假话：

“我还会再来的。”

03嫁鸡或嫁狗（1）

母亲对父亲的苦大仇深，我是在青海回来后才有了进一步的体会。那次交谈，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与母亲触及家史，以前少不更事，后来无话可说，现在不得不说了。我没有告诉母亲我去了青海，我知道青海对母亲来说已不复存在，青海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概念的地名，这个地名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罪名，她已经为这个地名背负太多的罪名了。我想，关于青海，任何添油加醋的描述或者轻描淡写的叙述，对她都不合适，不过有一点我却需要证实，这与我下一步的行动有关。我问母亲：

“你是不是没有同意他回来？”

他代表父亲，母亲从来不和我们谈论父亲，我记事起就没有听母亲说过一句父亲，我们也好像懂事了几十年从来不问父亲，事实上好像大家都在忘掉他，从心里彻底消灭他。而且因为父亲的关系，父亲的整个家族都被我们遗忘了，他们一家好像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我没去过父亲老家，没见过爷爷，几乎没见过父亲家里的任何人。到现在我也是仅仅知道，从萧山国际机场乘车去杭州，出了机场靠右那一大片树木葱茏小楼林立的地方，就是我的老家萧山南阳镇，我无数次经过，没有一次下车。我对故乡从来没有概念，可以说我不但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家伙，还是一个没有故乡的家伙，没有父亲的人必然没有故乡，遗忘父亲的人必然遗忘故乡。父亲企图回来，我是听我三舅舅说的，我所有关于父亲的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信息，几乎都是从三舅舅那里获取的，三舅舅是个人物，也是同我们家关系密切的人物。外公解放前在绍兴有几家酒厂，在杭州有几家布厂，按现在的说法是企业家，按解放后的阶级划分是资本家。外公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五个儿子里老大早死，老二普通工人安分守己，老四高中毕业后参军去了山东，最小的南京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去了昆明，只有老三，头脑灵光，手脚勤快，善于经商，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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