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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　世行工会报刊

当改革风暴即将刮起的时候，世行核心管理层出现了人事变动。负责业务的高级副行长、印度籍的卡基（Kaji）宣布退休。一个空缺出现了。

在世行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副行长级的职位有20个（到2000年，由于业务的增多而添加到27个），日常的管理团队有7位，而最核心的执行委员会则有五位，分别是行长、常务副行长、两位主管业务的高级副行长、一位主管行政的高级副行长。我作为副行长兼秘书长，属于7人管理团队之一（与我同样级别的还有法律总顾问），当时的我尚未进入最核心的执委会。卡基的离职，意味着执委会需要一个新的人物来替补。

在卡基宣布退休后不久，常务副行长、瑞典人斯万·山德斯壮姆（Sven·Sandstrom）约我共进午餐，他问我，“依你看谁将是替代卡基的合适人选？”

我说，我虽然来了快两年，对具体的人头还不是很熟悉，这个位子很重要，从世行出发，除了才能，还应该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选平衡。

接着，我们把可能备选的名单一一过了一遍，我坦率而简短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真听着。斯万不是一个话语很多的人，他只是偶尔点一下头。

快吃完饭，正要站起来。他突然脸带笑容但语调认真地说，“晟曼，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自己？”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便真诚地回答说，“我入世行不久，一是不敢想，二是不敢当。”

我说的是真心话。尽管我到世行已经两年多了，但我并没有长期的打算，我认为我早晚都会奉召回国，因此，我的住房还是租住的，我的中国外交护照也没有更换。

斯万听了我的回答，无声地笑笑，没有接着说什么。

大概又过了一周，行长办公室来电话，通知我行长要约我共进午餐，一起的还有斯万和沃尔芬森的私人顾问、前哈佛商学院院长J·麦克瑟。我准时来到行长的私人餐厅，坐下不久，行长就话归主题，他说，“我们今天是工作午餐。关于卡基走后的分工问题，斯万与我讲了，我同意由他接管卡基负责的地区业务部分，人事、行政部门的高级副行长，经过征询各方意见，晟曼，我想让你来接替。”

说到这里，他看看其他两人，他们均点头，并向我表示了祝贺。

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连连说，“我不行，太年轻，你们还是再考虑一下其他的人选。”

沃尔芬森笑着说：“我观察了你两年，也听了其他人的评价，我看你是最合适的人选。40岁也许对世行惯例和你们中国的传统来说，比较年轻，但是对迅速发展的世界来说并不年轻。我当初在所罗门投资银行干的时候，40岁都已经是老人了。”说到这里，商学院院长也接茬说，“人选的核心是能力，而不是年龄。”斯万也接着说，“晟曼，你别谦虚，你能干好，我们一起干。”

显然他们已经事先商量过了。鉴于此，我只好改口说，“如果行长信任，我一定会不负众望”

11月14日，沃尔芬森在执董会的例行会议上宣布了世行新的五人领导班子。

就这样，我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推进了世行最核心的领导层。在班子里，我刚刚四十岁，服务世行才两年，是世行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副行长，我的同事们都在50岁以上，除了行长，别的几位都已经在世行工作了二十年以上。

不久之后，沃尔芬森又向执董会提议，除了常务副行长之外，我也可以代表他主持执董会。这意味着，我实际上成为了世行的三号人物。

我的快速升迁，在世行的成员国和世行内部成了一条大新闻。12月5日的世行工会报纸上评论说，“章是一个火箭般窜升的低调的人。”，文章写道，“这个中国人很能干，提升很快，他善于保持各方的平衡，遇事不慌，敢于决策，效率很高。”工会习惯对世行管理局持批评态度，要他们积极评价一个世行现任高官，这可是很破例的。

而在了解内情的人们看来，这个消息似乎不算意外。11月25日，即将离任的法国执董马克·奥瑟曼（Mark　Autheman）在告别信中写道：“章好象是执董会的第二十五个成员，他是管理当局与执董会之间的桥梁，是优秀的典范。他象是一棵树，每年都在成长，都在结果子。”一位副行长则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说：“任何有嗅觉的人都不会感到意外。”

在任命宣布后的一次招待会上，已经退休的卡基告诉我，是他向沃尔芬森推荐了我。卡基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80年代初，我刚到财政部世行处工作的时候，曾在北京接待过他，他先后担任管理中国局局长和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副行长。也许由于多年的交道，所以他对我比较了解。他对我说，“新行长来后，有时候议而不决，班子里能说会道的多，敢于做决定的少。从这两年观察，你虽然话语不多，但是很沉着稳重，敢于做决定，而且你来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你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客观的说，在我的升迁问题上，卡基等人的推荐和我个人的表现，都是重要的原因，在过去两年里，秘书局的改革、香港年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协助行长推进改革方案等工作，均给沃尔芬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组织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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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晋升：“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自己？”（2）

到90年代中后期，快速发展的中国成为世行最大的借款国。从1995到1997的三年里，中国一直是世行最大的借款国，总计贷款88亿美元。每年在世行的总贷款量中，中国所占比例都超过了13％。

与此相关的是，沃尔芬森需要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选进入他的核心团队。在原有的五人小组中，行长和负责财务的高级副行长是美国人，常务副行长是瑞典人，另一个业务副行长是德国人，只有印度人卡基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这样的构成保持着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的平衡。随着卡基的退休，理应由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选进行递补，在这一点上，我显然占到了天时、地利、人和。

人事改革：“棉花包着的铁拳”（1）

“我们有了一个机会，几十年抓住用人制度的根本问题，去发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整合的、灵活而多元化的全球化团队。”

沃尔芬森在《战略合同》中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项目，作为新晋升的高级副行长，我要负责其中的两个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最最麻烦和不讨好的人事改革项目。

尽管前途艰险，但是改革是没有办法停顿下来的。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召集人事部门了解情况。人事改革的涉及面很宽，考虑到世行的国际组织属性及它悠久的组织文化，方案是不能在阁楼里设计的，它必须得到职员、工会以及董事会的全方位支持。为此，我组建了一个人事改革委员会，由方方面面的副行长组成，我任组长，两个专职的高级经理直接向我负责，这两个人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其中一位是从业务部门抽调出来的局长，另一个是人事部门的局长。我在这个委员会下面又设立了四个专门的工作小组，其中三个小组负责具体改革方案的设计，一个是特别沟通小组。我深感，人事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谨慎行之，在世行历史上，一说人事改革，就是裁员，稍有不慎，就会谣言四起，造成全行动荡。因而，我决定成立沟通小组，负责与员工广泛交流，保证信息可以准确及时地传递到员工，不至于产生过多的猜测。这个特别小组的创意和有效工作，为日后的改革推进起到了很好的护航作用。

改革班子设立之后，我们便召开了多次员工会议，听取员工对现有人事制度的意见，主要目的是发现弊端，统一思想，看到为什么要改，怎么改。在这样的讨论中，世行的人事制度弊端都被一一地挖了出来，其中最突出的有六个方面：一是，员工身份过于复杂，银行内既有长期工、短期工、合同工，还有临时工，由于待遇不一，造成层层矛盾，工种与性质不统一的情况普遍存在；二是员工技能老化，世行员工在招聘进来的时候都是层层筛选，优中选优，然而进入银行后，却只用而不培训，常年下来，外部世界发生很多变化，职员的知识和技能却跟不上而变得老化了；三是，员工构成不能反映成员国构成，虽然世行员工的多国化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仍比较集中在20几个国家中，很多国家对此很有意见；四是奖惩不分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区别不明显；五是，等级众多，令人厌烦，世行内部有28个级别，与此相关的，薪酬制度也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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