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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轴上的中国（第1页）

对于今天的中国，从追求可以用数字衡量的目标，到追求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是一次巨大的转场。

小到一件事的细节，大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会迷路。作为一个干新闻的人，在开口谈改革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明确此时此刻的中国在哪儿，找到横轴和纵轴的坐标。我对目前中国的定位不妨用四个年份、四个数字，或者说四个跨度去定，即百年中国、六十年中国、十年中国和2012年的中国。

百年中国：从家国梦想到个体梦想

第一个跨度就是百年中国。

2011年是一个注定要跟历史结缘的年份。这一年，我们要纪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北京申奥成功十周年、中国足球进入世界杯十周年，还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更重大的纪念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当我们用一百年的跨度去衡量中国，恐怕要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一百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一个以国家独立、富强为标志的“中国梦”，过渡到以个人梦想得到尊重、得到保障、得到维护、得到推动为主的新“中国梦”。

此时此刻的中国，正处在“中国梦”的转轨时期。为什么这么说？请问在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忧虑是什么？痛苦是什么？梦想是什么？回过头看，那时一些已经开办的报纸杂志，也在收集梦想，只言片语中承载的多是“家国大梦”。因为在一个四分五裂、哀鸿遍野、积弱积贫的国度里，国民恐怕很难有属于自己的梦想。乃至再往前追溯半个世纪，从1840年算起，“中国梦”大多都与个性无关，与个人无关。

在实现家国梦想的过程中，大多数的国民是愿意参与其中的，参与的方式就是抑制个人梦想，融汇到家国大梦之中。我们可以举无数的例子。比如说“三钱”当中的一位—钱伟长，日本入侵，国难当头，他突然意识到只有科学才能挽救国家命运，历史、文学都无能为力。于是他生生舍弃了世代家学，摒文从理。请问现如今的“80后”“90后”们，有几个人还愿意放弃自己的爱好和梦想，去为所谓的家国大梦扭转人生道路？

还有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人，在历史长河中销声匿迹。河北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农民，年轻时给住在村里的战士送过饭。有二十三名战士在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中牺牲了，他把他们掩埋在村里，为他们守了六十多年墓。他家就在墓旁三百米的地方，从来没搬过，将来也不打算搬。因为他曾经见过这些活生生的年轻面孔，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尸体，心里割舍不下。

过去的岁月里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因此，很多人说“中国压抑个性、不尊重个体”，我对这类说法持不同意见。一个弱不禁风的国家，没办法谈太多的人权、民主。我觉得要有一个历史的定位。

经过了一百年的浴血奋战，经过了一百年的奋发图强，经过了一百年的曲曲折折，我们走到今天，实现了和平崛起，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世界GDP第二，不能再算一个“弱国”了吧？连美国人都开始管中美叫“G2”，要“共治”。我说甭玩儿这个，“U2”还好一点儿，那是个乐队，可以听听；说中美是“G2”，是共治国家，这纯属忽悠。但是不管怎么着，我们已经绝对地实现了百年前的家国之梦了。

那么这时，我们要告别家国大梦为主的“中国梦”，开始进入实现个体梦想的通道。开始需要讲求公平和公正，尊重每一个人，很多历史的遗留不能再延续。

岁数小的同志可能不知道崔健有一首歌叫《红旗下的蛋》。我们“60后”这批人当然是“红旗下的蛋”了，“80后”“90后”稍微模糊一点儿。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历史遗留的影子，家国梦曾经高于一切，指望一夜之间完全改变很难。

但是今天的中国正在转向，很多政策调整也与此相关。过去提“富国”，现在提“富民”，说“要让公众分享改革的成果”“以人为本”。“尊严”和“幸福”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在考虑富了之后该做什么。未来五年或十年、二十年，还会有这么大的财税收入向中央集中吗？会不会向地方倾斜？向落后地区更倾斜？

总之，从一百年这个角度来算，现在已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今后的梦想追求要以个体的保障、个体的尊严与幸福为更大的福祉和追求，这是第一个定位。

六十年中国：从“物化”向“非物化”目标的转变

第二个历史定位就是六十年。我说的六十年，是从1949年算起的六十年。

2009年，我们走过了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六十年，我在做国庆直播时感慨万千。六十年，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大数字，一个甲子，一个轮回。这六十年可以拆成两个三十年，再加上以2009年为起点的未来三十年，这三个三十年各自代表什么？

第一个三十年不用说太多，从1949到1978年，很曲折，很折腾。从民生和社会经济角度看，期间有很多的探索、失误、教训。用句玩笑话来形容：“头三十年最重大的收获，就是告诉所有中国人，这么走是走不通的。”但也不能这么简单地去评估这三十年，我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国家的腰杆挺起来了。

第二个三十年，从1979年开始。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是1978年《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小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但真正的发令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核心思想—我见过真迹—是邓小平用铅笔写的一些字，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于是，改革大幕在1979年正式拉开了。

那么，第二个三十年完成了什么呢？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追求的是可以物化衡量的目标—温饱、小康、翻两番、万元户等。物质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GDP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世界排名由第十名升至第二名，不止翻了两番，财税的增长速度更是远超GDP增速。

毋庸置疑，这是在物质层面上突飞猛进的三十年，但也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从2009年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以来，这个国家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开始确立一些没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新的改革时代开始了。

这个时候，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深不可测是什么意思？“不可测”就是没法用数字来衡量了，对吗？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尊严？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幸福？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以人为本？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和谐社会？

深不可测，意味着不知道该怎么做。

从国家政策层面上看，前些年就开始强调“快”。最早的“快”诞生于“大跃进”的时候，但那个“快”不靠谱。真正的“快”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我看过当时的介绍。

坐在“新干线”上，旁边的朋友向邓小平介绍“新干线”的时速，他就跟没有听到一样，自己想自己的事，突然开口说了一句：“就感觉到快，在催人跑。”所以这个“快”字，成了中国这三十年的一个最重要的基调。

前几年，新一代领导集体把“快”变成“又快又好”，“快”字仍然在前。又过几年，出现了“又好又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跟江苏团聊天的时候提出来的，后来变成了文件，在当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明确。“好”和“快”的顺序发生了改变。

现在的中国还是不能丢掉“快”，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GDP增长不能连续几年低于7%。如果低于7%，社会问题会显性化。

我一直是这样举例子的：中国是一辆自行车，骑着就稳，停下就倒，“骑”跟“停”的分界线就是7%。但是不要僵化地去理解：是不是6.8%就不行，那不至于；是不是7.2%就更好，那不一定。

与此同时，我们显然又在一个减速的过程中。减速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提升另外一些效益。如果仅仅减速，其他效益没上来，这是严重失误；如果速度适当下降，环境保护、经济转型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这是对的。

我仔细研究过十七大报告，关键字是“民”，前半本是民生，后半本是民主。报告用两个章节探讨民主的问题，尤其在党建部分，有很多很棒的说法。

比如，在党章修改里面，“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没有了。请各位去思考，取消“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党建部分有这样一句话：将来我们的领导干部是由党委推荐和群众推荐相结合，实行“票决制”。什么意思？这都是未来有关民主的某种粗框架模式的确立。

在十七大报告里，民主改革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叫“公民的有序参与”，先党内后党外，写得清清楚楚。我认为媒体在传播十七大报告的过程中是失职的，只强调了民生，几乎没强调民主。有关民主的报道也忽略了实现路径。

报告前半部分有两大主题。一大主题是强调一定要继续改革，因为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有一种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借口的反改革力量在升腾。另外一大主题也非常重要—统筹兼顾—在报告里列了十条，翻译成白话就是“走平衡木”。

什么叫“走平衡木”？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牺牲公平不行，牺牲效率也不行；不发展不行，发展太快不保护环境也不行；光讲究效率不照顾民生也不行，光考虑国内不考虑国际也不行……这十条强调的就是寻找中间路线，把握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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