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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洪宪余波（第1页）

袁世凯时代，政治上的流行名词特别多，如北洋三杰、嵩山四友、四大将军、四凶、六君子、七小人、西山十戾、十三太保等。

北洋三杰前面已介绍过，就是龙、虎、狗。王龙、段虎、冯狗。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故曰龙，其实他在北洋三杰中官位不及冯的代总统和段的执政，也未抓过实权，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尊他为龙，因为中国士大夫传统风格以让为德；段祺瑞善怒而有威，故曰虎；冯国璋好说话，滔滔不绝，故呼之为狗。

嵩山四友前面亦已提过，就是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

四大将军是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荫昌。

四凶是赵秉钧、陈宦、朱启钤、梁士诒。

六君子本书前面已提及，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七小人是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

西山十戾本书开头时曾提到，是附会整个清王朝的重要人物，即：多尔衮（熊）、洪承畴（獾）、吴三桂（鹗）、和珅（狼）、海兰察（驴）、年羹尧（猪）、曾国藩（蟒）、张之洞（猴）、西太后（狐）、袁世凯（癞蛤蟆）。

十三太保就是“六君子”加上“七小人”的总称。

“六君子”本来是代表人物的名词，史书上我们曾看到好多次：

第一批是唐玄宗时的陈宜中等六君子；

第二批是宋宁宗时太学生周端朝等六君子；

第三批是明僖宗时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

第四批也是明僖宗时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等六君子；

第五批是光绪朝戊戌维新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这六君子因帮助光绪变法，被慈禧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最后的六君子是民国4年发起筹安会的这六位先生。

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六君子，都和袁世凯有关，戊戌年袁世凯出卖新党，以六君子的头颅换得他的富贵，使他得以获得慈禧的宠信，掌握清末的军政大权，最后取得天下；到了民国4年，却因洪宪六君子而促成帝制，最后因称帝而众叛亲离，83天皇帝梦，把生命也赔了进去。后人论袁说他以“六君子”起家，以“六君子”亡身。

最妙的是：袁世凯一生与湖南人特别有关系，戊戌六君子的核心是谭嗣同，因为谭嗣同传达光绪的密诏，要袁兵谏结束慈禧和她周围的守旧派势力，袁据此向慈禧和荣禄密告，而导致戊戌政变。谭是湖南浏阳人。洪宪六君子的主角是杨度，杨度是湖南湘潭人。最妙的是打倒洪宪皇帝的蔡锷，也是湖南宝庆人。

外国报纸称洪宪六君子为“君媒”。其实这六个君媒真正主角是杨度，助唱是孙毓筠，其余四人都只是“边务大臣”。这六君子如细分一下，其中有三个湖南人，有四支鸦片烟枪，一个纵横之士，一个失意军人，两个国民党人，两个书呆子。杨度是创办人又是包办人，其他五位都是他所物色而来的，其中只有李燮和是因穷困投奔老朋友找碗饭吃，碰上了这个“大好机会”。筹安会成立时杨发表谈话称：“我素为主张君宪之一人。辛亥年组织国事共济会时，曾建议由国民公决政体，其时因国会未产生，只得从总统之后，成立共和政体。现与同志数人研究共和、君主孰宜于中国，与共济之宗旨正同。我以为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又非立宪不可，这四字不能增??一个。”

袁的局面在垂危时，帝制已撤销，首倡帝制的杨度当然成为众矢之的。早在袁尚未生病时，4月12日，杨度即呈辞参政职，他的辞职呈文如下：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微忱，究无补于大局。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俾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所有辞职缘由，理合呈请大总统钧鉴！”

后来有好事之徒把这呈文戏改数字，刊于报上：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狐能，究无补于帝制。燃犀镜澈，毕竟公道昭然，拍马技穷，自悔天良丧尽。无俾士麦之霸才，羡日耳曼之宰辅，即今有心献媚，终于无福封公。流言恐惧，窃难免于狗烹，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兔脱。所有悔罪辞职缘由，理合奏请大皇帝圣鉴！”

平情而论，杨的政治主张是不合潮流的，可是他却不是一个翻云覆雨、投机取巧的政客。他自清末民初，一贯主张君宪，他在政治节操上比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原则。若说筹安会是逢君之恶的乱阶，杨度也不过是奉袁家父子之命行事，袁如没有帝制自为之心，杨度又岂能把皇冠勉强加诸袁的头上！

自帝制取消后，过去陷害国民党的特务们，忽然负起了监视帝制祸首的新任务。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以谢天下之说大炽。达官要人均大难来时各自奔，纷纷出京避难。报载杨度畏罪先逃，这是小看了杨，他一直端坐在丰盛胡同私寓，在一片索债声中，过着苦难日子，国史馆员向他索薪，泰来洋行向他讨修房子的工款。

5月1日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访问杨度，杨仍纵谈大势，一如平常。记者形容杨态度安闲，词意坚决。杨说：

“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救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但我们友谊未变。……国体问题，我应负全责，既不委过于他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

惩办帝制祸首是在7月14日以黎元洪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命令。祸首名单只有八人，就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原来这个名单也是几经修改补充的，护国军方面提出祸首名单是13名，后来人称这13名为“十三太保”，那是“洪宪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加上“洪宪七凶”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老实说，参加帝制活动的，怎么会才止这13人，不过护国军方面认为袁是罪魁祸首，巨头已死，不必牵连过广，只要象征式地惩办一下，以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就行了。

虽然只是象征式，可是北洋方面因为帝制祸首和他们是有血肉关系的，所以名单的决定就很困难。

照理，所谓罪魁祸首，应该是变更国体，制造内乱的国事犯，然而当北京政府研究祸首名单时，首先是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替雷震春、张镇芳乞情。于是这两个名字便从名单上剔出了；接着冯国璋自南京来电替段芝贵求情，而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强调这两人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名单中又少了这三位；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议，李燮和和胡瑛曾是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好感，通缉名单中不必列国民党方面的人，因此又少了两名；最后为了袁乃宽是袁世凯的族侄，所以也被取消，这样一来，“六君子”只剩杨度和孙毓筠，“七凶”只剩朱启钤、周自齐和梁士诒三个交通系的领袖。而原来所谓十三太保的名单变成了“五太保”了。在决定五名祸首名单时，也有人替梁士诒求情，说：“加入此人，则金融界将起莫大之恐慌。不如留下他将来替政府筹款。”黎元洪大不谓然，他生气地说：“那么，我们不如干脆不下惩办祸首的命令吧！”

由于名单上祸首名字越来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交代不过去，才很勉强地加进了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老实说罪魁祸首随手拈来不计其数，如果顾鳌等三人都算数，这张名单可以达五百人了。所以惩办祸首，在北京政府方面只是敷衍塞责，通缉令也是通而不缉。通缉令颁布前，杨度和孙毓筠避往天津，刘师培由西华门外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后来知道自己榜上无名，才和严复同至黎元洪寓申谢。杨度在天津，卜居天津清鸣台八号。当时有人曾以“一羊驱三午”相讥，羊指杨度，三午是魏午庄、端午桥、夏午诒。杨在天津屡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环阻。

两位变节的国民党人，一位是孙毓筠、一位是胡瑛。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或死或逃，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已无复苏之望，乃有自寻生路的企图。筹安会成立后，孙自谓“大病不死，大难不死”，于是皈依佛法，延请谛闲、显珠二大法师讲经，并拟开办佛教大学一所，且介绍谛闲至团城和袁克定见面。袁克定说：“因为多病，病中看佛经颇有心得。”谛闲告以：“公子将来大贵，请爱惜此身留为世用。人世法与出世法本自圆融。”袁说：“将来若有那一天，必为佛门尽力。”当国体投票前，孙著《反对世袭总统议》，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劝进大文。惩办祸首的通缉令下后，孙已赴天津，外传孙在天津廿七路自杀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乡，湖南桃源人，长沙经正学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个视死如归的革命斗士，与吴樾同谋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会成立时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装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欲伺机行刺的，也是他。他说话口音像桃源话又不像桃源话，像湖北话又不像湖北话，像四川话又不像四川话。至于他的身份，有时是革命党，有时是军人，有时却又是政客。他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动也反到极端，甘为帝制祸首。他在北京住在石驸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党要亡命，加入筹安会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着对头——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吴正想找一个弱者开刀，所以派侦探一直监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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