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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时期很快地过去，和平的统治恢复了。人们照常和平地（至少是在表面上）生活下去，把战争当作了一场噩梦。然而实际上变化是在开始了。张军长被联军各将领推举为军事的领袖，从而又做了政治的领袖。他把政权抓在自己的手里，并且公开表示要施行新政。社会上开始有了一点新的气象，学生们也活动起来了。新的刊物又出版了三种。觉民弟兄的几个同学也创刊了一种《黎明周报》，刊载新文化运动的消息，介绍新的思想，批评和攻击不合理的旧制度和旧思想。觉慧热心地参加了周报的工作，他经常在周报上发表文章。自然这些文章的材料和论点大半是从上海、北京等处的新杂志上找来的，因为他对于新思想还没有作深刻的研究，对于社会情况他也没有作精细的观察。他所有的只是一些生活经验，一些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和青年的热情。至于觉民呢，他白天忙着学校的功课，晚上按时到琴那里去教书，对于周报的工作并不热心赞助。

周报是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第一期一千份不到一星期就卖完了。第二期也是这样。它出到第三期，就已经有了两三百个订阅者。周报社的中坚人物是跟觉慧同班的张惠如和高他一班的黄存仁，还有一个在“高师”读书的张还如，是张惠如的兄弟。他们都是觉慧敬爱的朋友。

周报创刊以后觉慧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变。他第一次发见他面前有一个可以发散他的热情的工作、并且看见自己的思想变成文字印在纸上，一千份一千份地散布出去，各处的人都了解他的思想，有的人甚至于送了同情或者响应的回声来。这种快乐，在他的眼里竟然带了一种空幻的、崇高的性质。他本来很想把课余的时间完全花在周报上面，然而他又害怕会引起祖父的干涉或者还会给大哥添一些麻烦，便只好隐瞒着他跟周报的关系。

但是这也没有用处。终于有一天克明在觉慧的房里读到了周报和觉慧的文章。克明不说什么，只是冷笑一声就走了。不过他并没有报告祖父。从这时候起觉慧在家里就变得更小心了。他的活动，他的工作，他的志愿，他都不让家里的人知道，他甚至不告诉觉新，因为他知道大哥并不完全同情他的行动。

他对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兴趣愈来愈浓，因此在行动上他尽量地表现出来年轻人的热心。在很短的时期内他们的周报社发展成了一个研究和传播新文化的团体。每个星期天在少城公园池边茶棚里的周会，一二十个青年围坐在几张桌子旁边热烈地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或者每周一两个黄昏里三五个社友聚集在某一个同学的家里，谈论各人将来的计划以及怎样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因为这一群还不到二十岁的新的播种者已经感染到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在这些集会聚谈中，他们就已经夸大地把改革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头了。还有一页一页排好的校样，印刷机的有规律的动作，最后从印刷机上出来的一张一张印得非常美丽的报纸，以及一封一封从不认识的人寄来的信函——这一切在觉慧的生存中都是如此新鲜而有趣的。他以前从来不曾梦想过它们，然而如今它们来了，朴实而有力，抓住了他的渴望活动的青年的心。

在这种环境里，他逐渐地进到新的园地里去，而同时他跟家庭却离得更远了。他觉得家里的人都不能够了解他。祖父永远摆出不亲切的严肃的面孔，陈姨太永远有着那张狡猾的擦得又红又白的粉脸，继母对他客气而不关心。大哥依旧天天实行他的“作揖主义”，嫂嫂的丰满的面庞也显得憔悴了，她的肚皮一天一天地大起来。叔叔和婶婶们已经在背后责备他近来对他们太傲慢了，没有一点子侄辈的礼貌。他们有一次居然在他继母的面前批评他的行动，要她好好管教他。在这个公馆里跟他接近的人现在就只有觉民。但是觉民有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工作，甚至在思想上，他们中间也有了显著的距离。此外还有一个人，他每一想起这个人的名字，他的心就变得非常柔和。他知道在这个公馆里至少还有一个人是爱他的。这个少女纯洁地、无私心地爱着他，时时刻刻都在为他祝福。他每一次看见那一对比嘴还更会讲话的眼睛，那一对被纯洁的爱燃烧着的眼睛，他觉得一种欲望在他的心里生长起来，他想在这一对眼睛里他可以找到一切，他甚至可以找到他的生活的目标。偶尔在感动和激情相继袭来的时候，他真想单单为了这一对眼睛放弃一切，而且他以为这是很值得的。然而他一旦走到外面，进入新的环境，跟新的朋友接触，他的眼界又变宽了。他觉得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个广大的世界，在那里他的青年的热血可以找到发泄的地方，在那里才有值得他献身的工作。他更明白人生的意义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个少女的一对眼睛跟广大的世界比起来，却是太渺小了。他不能够单单为着那一对眼睛就放弃一切。他最近在北京出版的《奋斗》半月刊上面读过一篇热情横溢的文章。那位作者在文章里说，生在现代的中国青年并不是奢侈品，他们不是来享乐，是来受苦的。他们生活在这样黑暗的社会里面，他们的责任重大，他们应该把全部社会问题放在自己的肩头上，去一一地解决它们。他们当然没有精力顾到别的事情。最后作者教训似地劝告青年：“应该反对恋爱，不可轻惹情丝。”这篇文章的理论根据虽然非常薄弱，但是在当时它的确感动了不少的青年，尤其是那般怀抱着献身的热诚愿意为社会的进步服务、甚至有改革社会的抱负的青年。它给与觉慧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觉慧带着一颗颤抖的心读了它，他极其感动地立誓说，他愿意做一个作者所希望的那样的青年。在这时候他的脑子里浮现了一个具体化的美丽的社会的面目。他把那个纯洁的少女的爱情完全忘掉了。

然而这也只是暂时的。他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的确忘记了鸣凤，但是回到家里，回到跟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他又不能不想她，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两种思想在他的脑子里战斗，或者更可以说是“社会”跟鸣凤在战斗。鸣凤是孤立的，而且她还有整个的礼教和高家全体家族做她的敌人。所以在他的脑子里的战斗中，鸣凤完全失败了。

不用说，鸣凤本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她还是热烈地爱着他，暗中为他祝福，有时候她也期待着，祈祷着他有一天会拯救她，把她从污泥里救出来。她的生活不再像从前那样地困苦了，主人们对她比较温和多了，而且纯洁的爱情又鼓舞着她，给她造就了美妙的幻梦，使她忘记了现实的一切。然而她总是很谦逊的，便是在幻梦中，她也并不十分大胆，她甚至想不到跟他平等地生活在一处，她只想做他的忠顺的奴隶，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奴隶。在她看来只要能够做到这一层，就是她的莫大的幸福了。但是事实常常跟人意相反，它无情地毁灭了多少人的希望。并不要多久的时间，鸣凤就会知道在她的面前究竟摆着什么样的结局了。

在《黎明周报》第四期付印以后，一个傍晚觉慧同觉民一起到琴的家去。

张太太和琴正坐在窗下阶上闲谈，看见他们走来，便叫李嫂端出了两把椅子，让他们也坐在那里谈些闲话。

“你们的周报第三期看见了。那篇攻击旧家庭的文章一定是你写的。你为什么用个那么古怪的名字——刃鸣？”琴含笑地对觉慧说。

觉慧带笑地分辩说：“你怎么晓得是我写的？我偏说不是我写的。”

“我不信。我看那口气完全像你写的。你不承认，我问二表哥！”她说着便侧过脸去看觉民，觉民微笑地点了点头。

“那么你给我们的周报写一两篇文章好不好？”觉慧趁这个机会向琴央求道。

“你晓得我不会写，何必要我来献丑！让我做一个读者就是了，”琴谦虚地答道。

“周报第四期已经付印了。这一期有一篇鼓吹女子剪发的文章，不过是男人写的。关于这个问题上海报纸上也有人讨论过。在北京、上海那些大地方已经有人实行剪发了。我们省里还不见有人谈起。最好你们自己发表一点意见。我们周报很愿意刊登。”

琴微微一笑。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光闪闪地望着觉慧，一面热烈地说，但是声音并不高：“这个问题这几天我们学堂里头大家讨论得很热心。自然我们大部分都是赞成剪发的。有两三个同学很想把辫子剪去，但是又怕发生别的问题，所以终于没有剪。大家都没有决心，又没有勇气。许倩如也决定要剪发，但是她也还没有实行。做一个先锋，的确很不容易。我们应该在报纸上多多鼓吹……”

“你呢？”觉慧依旧带笑地问，好像是故意在逼琴。

琴看了她的母亲一眼，张太太躺在藤椅上半闭着眼睛露出笑容，似乎并不注意他们的谈话。这是张太太的常态。因此觉民弟兄并不惊奇，也就不去注意他们的姑母。

“我吗？你等着看罢。”又一个微笑掩饰了琴的面部表情。她真聪明，不给人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同时又并不把自己表现得有丝毫的懦弱。——觉慧不能不这样地想。

“那么文章呢？”觉慧笑着问，依旧不肯放松她。

她微笑着，不答话，思索了一下，才低声说：“好，我答应你写一篇。……我想解释剪发的好处，那当然是有很多的，譬如合于卫生，节省时间，便于工作，以及减少社会上歧视女子的心理，……这几层都可以提出来说。不晓得你们周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跟我这些意见是不是完全一样？如果是的话，我就用不着写了。”

觉慧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连忙接口说：“并不完全相同。你快点写，下期一定发表。”

过了一会儿，琴忽然问觉民：“你们学堂的游艺会究竟什么时候开？这学期又快要完了。”

“大概不会开了，现在连提也没有人提起了，”觉民回答道；“我们去年花了不少的功夫好容易把《宝岛》练熟了，现在连上台的机会也没有，真是冤枉。这完全是打仗给我们打掉了的。我还记得我同三弟两个人怎样担心，恐怕上台的时候穿了西装不合身，或者简直不会穿。我们学堂里头除了朱先生是英国人整天穿西装外，只有校长有一套西装，照例每年开游艺会的时候穿一次，此外就没有看见什么人穿西装了。”

“岂但演戏，便是开放女禁的事也给打仗打掉了。现在这学期又快完了。招收女生的话简直没有人提起了，校长也不声不响。其实，校长本来就是爱说空话的人，”觉慧说着颇觉愤慨。觉民用不满意的眼光看了他一眼，似乎怪他不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琴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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