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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当丞相的，必须“寒窗苦读十年，胸罗锦绣万卷”；当武将的，“英雄不怕出身低”，哪怕你原来当过奴才讨过饭，或者是“弃暗投明”的投降将军，甚至杀过人当过强盗，只要辅佐“贤主明君”把天下打下来了，就可以封王封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因此，贯穿于整部《水浒传》中的，都是这种“会杀人者即好汉；善杀人者即英雄”的中心思想，而不论其杀人的动机与效果。不但鲁达为打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是英雄，林冲为报私仇杀了陆虞候是英雄，武松为报杀兄之仇宰了奸夫淫妇、为维护黑社会势力结下冤仇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五口是英雄，连李逵这样不问青红皂白“只拣人多处排头价砍去”的杀人狂浑人也是英雄，甚至连张青、孙二娘这种不管好人坏人只要你有钱、只要你长得肥胖就杀了你做人肉馒头的“铁杆儿歹徒”也是英雄。

这不单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英雄主义”格格不入，就是和武侠小说中的英雄豪杰也无法相容。——因为“侠客”的主旨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意识”，其行动的主导思想是“劫富济贫①”，是“除暴安良”，其所作所为，至少还有一个“天理人情”可讲；而《水浒》英雄的主旨是“霸意识”，其行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具体地说是“劫富济己”或“除暴安暴”，这里面甚至没有什么“天理人情”可讲。许多所谓的“英雄”，其实都是土匪、恶霸、黑社会头目。这种人，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所不容。像张青和孙二娘，都是应该被杀的“铁杆儿歹徒”。他们虽然也讲“义气”，但那也是强盗土匪之间的“哥儿们义气”或“江湖义气”，与“侠意识”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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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浒传》的两种意义（2）

①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劫富济贫”并不能促使社会进步。“劫富”的结果是使富人变穷人，而不能使穷人变富。这一方面是富人少穷人多，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一方面助长了懒汉的“不劳而获”思想，总惦着分别人的财产。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改变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只有让穷人富起来，让社会上富人和中产阶级占大多数，才能改变社会面貌。历史上众多英雄豪杰十分推崇的“劫富济贫”，实际上是一种治标而不治本的错误行动。这就是目前很流行的“造反有害论”的理论根据。

那么，是《水浒传》的作者头脑不清、观点不明、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英雄”么？

不是的。绝不是的。

说到这里，似乎有必要先把“好汉”、“英雄”、“豪杰”这些词语的定义弄清楚。

根据《现代汉语辞典》，“好汉”的解释是：勇敢坚强的男子。例：英雄好汉。“豪杰”的解释是：才能出众的人。例：英雄豪杰。“英雄”的解释是：1．才能勇武过人的人。例：英雄好汉。2．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例：人民英雄，劳动英雄。3．具有英雄的品质的。例：英雄的中国人民。

以上解释，似乎还不太严谨，至少和我们大家心目中的看法还有一定的距离。

第一，《水浒》一百单八条好汉中，有三条好汉是女性，不是男子。但是没有人因此说“一百零五条好汉”。可见“好汉”不仅指男子，也包括女子在内。第二，水浒人物中，谁是“勇敢坚强的男子”？武松敢打虎，鲁达敢打“镇关西”，算得上“勇敢坚强”；但是张青呢？他杀人做人肉馒头；王英呢？他杀了雇主，上山当强盗，还抢女人当“压寨夫人”，是不是也算“勇敢坚强”？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不管你是不是勇敢坚强，敢作敢为之外，还要“敢当”，才算“好汉”。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对“好汉”，不要求他分清是非善恶。哪怕他杀人放火，只要最后“敢作敢当”，押赴刑场杀头，也还是“好汉”。所以杀人犯都敢于在杀头之前喊一声“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样看来，宋江就不是“好汉”。他杀了阎婆惜，却不敢“当”。

第二，“才能出众的人”就是“豪杰”？“才能”的概念十分宽泛，治国平天下是才能，管理一家商店也是才能，甚至会写诗词歌赋的也是才能。我们能说李白、杜甫是“豪杰”么？

第三，关于“英雄”的第一个解释：英雄是“才能勇武过人的人”，就很不妥当。这里面居然不分是非善恶了。一个有才能又勇武的人，他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利用自己的才能和勇武去做坏事害人，难道也叫“英雄”？水浒人物，是用自己的才能和勇武做好事呢？还是做坏事？第二个解释：英雄是“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这样的解释，比较接近“英雄”的定义，但仍不够全面，而且不应该作为“第二定义”。难怪《新华词典》对“英雄”一词的解释，就作了如下调整：1。有抱负，不畏艰险强暴，为民族或先进阶级的利益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例：民族英雄、劳动英雄。2。旧指勇武过人的人。3。具有英雄品质的。例：英雄的人民。但是特别强调“先进阶级的利益”，似乎阶级偏见过于严重了。——商店失火，不顾自己去救店员的人是英雄，去救老板和小姐的，就不是英雄了？可见“阶级偏见”有多么荒谬！

我的意见，“才能勇武过人”之类，就不用提了。有许多英雄，才能和勇武都不一定过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关键是他们有一颗是非善恶分明、肯于舍己为人的心。因此，“英雄”的定义，似乎应该偏重于“不顾个人利益、一心为他人、为民族、为国家谋取利益”这样的内容。

那么，用以上定义来衡量水浒人物，谁是好汉？谁是英雄豪杰？

七、《水浒传》的两种意义（3）

施耐庵在写《水浒传》的时候，心中难道没有一个“英雄豪杰”的定义和标准么？

我觉得，要想读懂《水浒》，首先必须了解一个前提：《水浒》故事，包括《大宋宣和遗事》、元人杂剧中的许多《水浒》戏，以及《水浒传》的成书，都在元代。元代是个异族统治中原的朝代。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古代的皇帝，并不个个都是汉族人，对于由哪个民族来当皇帝，按今天的理论来说，自然应该一视同仁，无可厚非；但是倒退七八百年，当时的蒙古贵族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尽管他们文化不开通、生产颇落后、民族性野蛮，却视自己为高贵的民族，对一切异族，采取的都是残酷统治和血腥镇压的政策。文盲皇帝元太祖，也就是威震欧亚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被许多人吹捧为“英雄”的孛儿只斤铁木真，在射猎和血腥的仇杀中成长，嗜杀成性，视人命如草芥，把杀人和掠夺财产等同于狩猎。他以仅仅十万左右的蒙古铁骑（jì记），纵横欧亚大陆，向西一直打到了莫斯科和匈牙利，所过之处，都进行绝灭人性的野蛮屠杀，创造了战争死亡的历史最高记录（当时全世界人口不足四亿，被他直接间接杀死的人，估计有一亿以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总人数还要多；蒙古铁骑过去，盛极一时的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居然就从地琴棋书画消失了）。在中国，他虽然采纳了契丹人耶律楚材的建议，不杀工匠和种田人，但是对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南人”，仍然采取的是强权高压统治政策。民间传说：当时每十户人家要养一个蒙古人，十户人家只许用一把菜刀，还要由这个蒙古人保管；所有的“南人”，衣服上都要缝一块写有“南人”字样的标签，以表示自己低人一等的身份。“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之间，没有平等可言：评理必输，打官司必败。

另外再请注意一点：尽管我们能够在俄罗斯和匈牙利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许多蒙古人侵略他们的残酷记录，但是在中国本土，这样的文学作品数量却极少。宋元时代，是我国说唱文学鼎盛的时代，元人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中也占重要地位，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元人话本和元人杂剧，却极少有反映当时人民被蒙古人残酷统治的苦难生活的作品。为什么？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蒙古人的统治十分严酷，对文学作品采取的是扼杀政策，人民根本就没有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因此即便有人写了，也不可能拿出去演唱，更不可能流传下来。——《水浒传》稿子写成，在元朝却没有机会出版，一直到作者死了一百七八十年之后的明朝嘉靖年间才得到出版，而且是假冒“忠义”二字作掩护方才能出版，也是一个旁证。

当时的蒙古统治者根本就不重视文化。整个元朝一共存在了一百零八年（1260…1368）①，但是居然有七十七年没有开科取士。换句话说：当官的必然都是蒙古人。汉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观念。第一是正统观念，视蒙古人为“异族”；第二是道德观念，讲究“礼仪”和“伦理”；第三是文化观念，有自己流传了几千年的固有文化。这对当时相对来说比较野蛮、不讲伦理道德、缺乏礼仪文化修养的蒙古人来说，反差是极大的。当时的汉族人对异族的统治不满，也是必然的。在高压政策下，不可能喊出打倒异族的口号来，于是杂剧作者就写鼓动造反的戏，施耐庵们就写鼓动造反的书，目的都是“唤起民族英雄们”起来造反！

①　这里从元世祖（孛儿只斤铁木真）中统元年（1260）开始计算。实际上蒙古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才开始改国号为元，而历史上又把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bǐnɡ丙）退位的祥兴二年作为南宋的结束，而祥兴二年，已经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按历史纪元算，元朝只存在89年。

但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其实都是最容易满足、最谨慎安份的一个群体”①，只要有一口淡饭果腹，有一件破衣遮体，就满足了；甚至把他们的土地、儿女抢走，父母都饿死了，也都强忍着，大都不愿意或不敢去造反。这就是所谓“逼也不反”的一群（包括林冲的前半生）。而能够被“唤起”的英雄，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能是包括痞子、赌徒在内的“游民”，也就是所谓“不逼也反”的一群，甚至像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这样的“叛民”。因为只有他们，才具有不劳而获的特性，敢于掠夺，敢于牺牲别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稍有不满，稍稍一逼，就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联合起来，上山造反。因此，施耐庵们十分清楚：“官逼民反”的“民”，主要是这个层次内的“游民”、“刁民”、“暴民”和“叛民”，而不是安份守己的“顺民”。

七、《水浒传》的两种意义（4）

①　见2002年8月8日《南方周末》A4时政版报道某地一群村民砸了镇政府和镇派出所文中的一个小标题。

要造反就要杀人。你不会杀人么，好，我来教你。作者生活在元代，他不喜欢那个政府，希望那个社会越乱越好，以便民众起来造反。这就是为什么《水浒传》鼓吹“会杀人者即好汉；善杀人者即英雄”的真正原因。

因此，施耐庵本人对《水浒传》的定位，就是一部“民族励志书”；呼唤的是“全民的强悍”，呼唤的是“集结全民的力量”，来反抗这个异族统治的强权政府。因此，他的“立场”就是站在“造反派”这一边的。因此，晁盖等人图谋抢劫，他称为“聚义”；朱仝徇私枉法，放走抢劫犯晁盖，他称为“义释”；歹徒们上了梁山，进行抢劫，他却说是“替天行道”！

梁启超①先生在《小说丛话》一书中说：

有说部书名《水浒》者，人以为萑苻②宵小之作，吾以为此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施耐庵之著《水浒》，……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沉之祸，借宋江之事，而演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因）叙之过激，故不悟者误用为作强盗之雏形，使世人谓为诲盗之书，实《水浒》不幸耳。

①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岁从师康有为学习三年。戊戌政变失败后出亡日本。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②　萑（huán环）苻——古泽名。《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因此后人以“萑苻”指盗匪出没的地方。

这一段叙述，除了“倡民主、民权”和“鼓吹武德，提振侠风”这两条与《水浒传》的描写不太切合，应该改为“倡自由、平等”和“鼓吹造反，提倡强悍”之外，所提“以为排外之起点”，是能够被论者所接受的。

这种做法，和毛泽东提倡的“矫枉必须过正”有点儿近似：汉族人太懦弱了，必须向蒙古人学会杀人！不论你杀什么人，只要你敢杀人，肯杀人，就是一种“强悍”的表现；只有中国人人人都强悍起来了，才有希望起来推翻元朝的统治。有一篇无名氏的文章提到：“相传其书成之日，拍案大叫曰：‘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于此一语，跃跃然如见焉。”这话即便不是施耐庵说的，至少也代表了一部分“明眼”的读者。——施耐庵下的，似乎是一副“只救眼前”的“虎狼之剂”。至于人民强悍起来之后、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之后怎么办？由宋江、李逵之类的奸人、浑人来做皇帝、当大将，是不是会比蒙古人更好，老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施先生顾不得了。

这和《狼图腾》作者姜戎先生所阐述的意思差不多：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以狼为图腾，人民具有狼性；农耕民族的汉人，天性懦弱，具有羊性。要改变中国人的“羊性”，以求自立于世界之林，增加每个人的强悍，以达到全民的强悍，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不过我个人对于这种“虎狼之剂”是否能救中国，却抱怀疑态度。人的头脑中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作为引导，光知道杀人，逞一时之勇，即便真能推翻一个政权，所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也一定不会比“前朝”更好。远的如李逵，他肯定是个“阳刚之气”十足的“好汉”，如果宋江取得了政权，让他当太尉，会比高俅好多少？近的如“文化大革命”，被狂热煽动起来的“革命小将”们，哪一个不是挥舞皮带，“雄赳赳，气昂昂”地“打人不眨眼”？如果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中国真的能变强么？即便真的变强了，是不是也会像当年的蒙古人那样，杀你不眨眼，侵略你没商量，人为地制造了另一个所谓的“天骄”？

七、《水浒传》的两种意义（5）

所有这些问题，当年的施耐庵似乎没有想到；或者虽然想到了，也没有可以妥善解决的方法，他只好“暂且不顾”了。

尽管客观环境如此，但我们绝不能理解为施耐庵们的心目中没有是非善恶的分界线。为了推翻蒙古人的残酷统治，他不得不“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先顾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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