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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友，滔滔不绝，从祖上的英名，到亡国的耻辱，指天誓地，数黑道黄，说到慷慨激昂之处，涕泪交加。酒至半酣，二人击掌盟誓。二十九日，二人又焚香跪天，正式盟誓，约定共举反清义旗。

到这个时候，张倬可以将实情向岳钟琪和盘托出了。原来张倬真名张熙，是湖南一个偏僻乡村乡塾塾师曾静的学生。曾静，就是化名夏靓的撰信人。为了准备科举考试，曾静读过浙江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因僻处穷乡，无书可读，他遂派学生张熙等人去浙江吕留良家访书。时吕留良已死，张熙结识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向他们求取了吕留良的很多诗文，带回湖南。曾静读了吕留良的诗文，大开眼界，对其中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始而怪，既而疑，继乃信”。特别是有关“华夷之辨”的论述，引起了曾静强烈的反清共鸣，使之击节赞赏。此时，雍正新立，民间流言四起，政局动荡。曾静等以为举事反清的时机已到，他们探明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之后，于是修书策反，派张熙投书并附《生员应诏书》一份。曾静、张熙等踌躇满志，口出妄言，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动员了人马，“在我一呼可定”。张熙没有想到，什么跪天盟誓，什么约定共反，是岳钟琪为套他的口供，演给他看的一出戏。

那岳钟琪以汉人居高位，本已招惹了诸多嫉妒诽谤。他的出身——岳飞二十一世孙，更使他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岳飞之后”成了岳钟琪政敌攻击岳钟琪的重要依据。一时，关于岳钟琪的流言蜚语比比皆是。有说他与朝廷面和心不和，三次召京不赴；有说他心存反意，“欲修宋金之报复”。上奏的谤书竟装了满满一箱子。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另一方面，反清势力也从“岳飞之后”这一点出发，认为岳钟琪必定能成为反清复汉的英雄，或者就只当他是反清复汉的英雄而以他相号召。雍正五年，一个名叫卢宗汉的人，沿街叫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要造反了！大伙一起反了罢！岳钟琪本来就如履薄冰，有口难辩，出了这样的事，就好象吃了一只苍蝇。幸亏雍正回护他，谕内阁曰：“岳钟琪功勋懋著，朕才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奸佞之徒造作蜚语，谗毁大臣，其罪可胜诛乎？”对于如此的浩荡皇恩，岳钟琪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谁知事隔一年，又冒出来曾静、张熙，缘由仍是“岳飞之后”！

人言可畏（2）

岳钟琪几乎暴怒，但他知道没用，随即镇定下来，给雍正上了密折，请求“恩准将张倬解送到京”，让皇上亲自处理。雍正认为张倬既敢拦驾投书，必定是一个亡命之徒。死都不怕，刑讯何用？因在岳钟琪密折上朱批道：“此事在卿利害所关，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伊既有是胆为此事，必是一亡命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过如此审问。”岳钟琪心领神会，随即演出了与张熙盟誓之戏。

而这一切，都使预藏在暗室之中的满员按察使硕色听了个清清楚楚。紧接着，按图索骥，顺藤摸瓜。

雍正接到岳钟琪密报他诱出的张熙的口供后，立刻于十月间派副都统海兰、十一月间派刑部左侍郎杭奕禄为钦差，急赴湖南，令湖南巡抚王国栋、浙江总督李卫、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是案一干人犯全部拿获。拿获的人犯有：曾静，曾静的好友、原永兴县教谕刘之衍，刘之衍的学生陈立安，陈立安的儿子陈达，曾静的学生张勘、曹珏，张熙的哥哥张照，同曾静一样崇拜吕留良的七十二岁的谯中义，谯中义的儿子谯大谷，张熙旅途相识的毛仪、车鼎丰、车鼎贲，张熙称其学问好（其实并未见过面）的孙用克，以及吕留良的儿子（时吕留良已死）吕毅中、吕黄中，长孙吕懿历，严鸿逵（吕留良的学生，时已死）的学生沈在宽等。前后数十人锒铛入狱，一百余人受到牵连。

张熙目瞪口呆。另一件事使他更加目瞪口呆。这便是他老师曾静的“师表”。张熙投书上路，曾静曾为他壮行。当时，曾静激昂慷慨，高吟：“但有虹贯日，竟无轲入秦！”与张熙共勉，要同做入秦刺秦王的荆轲，并在身着长衫上大书：“曾静死于此！”然对簿公堂，曾静却软成了一摊稀泥，不但招认如流，而且匍匐在地，摇尾乞怜，主动殷勤地写文章检查思想、深挖根源、自我批判！第三件事使张熙尤其目瞪口呆。当九卿大臣会议一致拟定将曾静、张熙等凌迟处死、株连九族时，雍正却独出心裁，认为曾静、张熙使“造书诽谤之奸人一一呈露”，因而有功，竟将他们免罪释放，并嘱咐将来子孙及地方官都不得追究和加害他们！

曾静跟着钦差大臣杭奕禄，遍走江南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到处现身说法，宣讲雍正亲自编撰的《大义觉迷录》，逐条驳斥自己“妄加”给雍正的十大罪状……张熙则跟着尚书史贻直遍走陕西等地，麻木不仁地做同样的事情。

一场闹剧，又是一场惨剧。由此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以大逆谋反罪结案。已死的吕留良、吕留良的儿子进士吕葆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戮尸枭示；吕留良另一个儿子吕毅中、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刊刻逆书”、“往来契厚”、“阴相援结”的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斩监候，秋后处决；吕、严两家众多孙辈从宽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其他从犯或流二千里三千里，或杖责，或给功臣家为奴。

闹剧，惨剧，由一个人导演出来，这个人便是雍正。

在处理整个案件的过程中，雍正的情绪与作为均有耐人寻味的反常之处。

当获悉曾静致岳钟琪的策反书时，雍正竟至反常地“惊讶坠泪”。他说：“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平心而论，雍正对社会上关于他的种种非议，应该有思想准备，也确实有思想准备。他清楚，“从来仇敌之人，造为诽谤，以泄其忿者往往有之”，这种人“必有怨望之词”。

但是，其时已是雍正六年九月。

这个时候，非但允禟、允禩、允禵、允礻我等异己势力已被先后铲除，即使是年羹尧、隆科多等知情、又有可能影响皇权的前功臣也已先后伏法。而像曾静、张熙这样居于僻处穷乡、无书可读、消息闭塞的人，却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宫廷斗争错综复杂的细节，而仍在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雍正“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不料有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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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可畏（3）

对于岳钟琪与张熙假意盟誓的举动，雍正过份激动和感激，表现出近乎矫揉造作的反常。他在岳钟琪密折上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盟誓，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阅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阅之至。”“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

对于张熙、曾静投书案的处理，雍正小题大做得反常、故作大度得反常。雍正亲自主持编纂了四卷本的《大义觉迷录》，其中包括十道上谕、审讯词、曾静四十七篇口供、张熙二篇口供、曾静一篇《归仁说》等文件在内，逐条驳斥了加给他的十条失德之罪。他将此书刊刻颁发至府、州、县学，大张旗鼓地组织宣传学习。同时，雍正竟然力排众议，释放了曾静、张熙。他对宠臣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他对天下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

事实果真如此吗？将张熙、曾静投书案与由之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连起来看，可以发现，雍正辩解的重点在前者，惩处的重点在后者。雍正实际是制造了一个吕留良政治谋反案，将人们的视线，从雍正个人有没有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等具体问题，转移到“华夷之辨”、清朝统治中国的合理合法性之上，从而从大的角度证明自己继统的无可非议。雍正用心可谓良苦。

事情按照雍正的设想进展，事情的结局却不一定像雍正设想的那样。

的确，雍正本没有必要在大清国已巩固统治数十年、他本人已经当了七年皇帝的情况下，因为一个普通属下正常履行职责、支持了自己而感激涕零；因为几个无足轻重、空喊造反、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秀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为自己辩护，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一段本来多数人闻所未闻的“秘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资，朝野上下、全国城乡全都知道了，原来还有雍正篡位及种种毫无根据的说法。而雍正喋喋不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辩解，却使更多的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黑狗黑狗越描越丑”的感觉。

曾静张熙投书案、吕留良文字狱案在高压下顺利解决。雍正却由此陷入一种“身败名裂”的郁闷之中，并从未有过地计较看似无关紧要的舆论与声誉。

曾静张熙投书案结案两个月后，雍正下了决心，远离京东遵化马兰峪父祖的东陵，在京西河北易县营造自己陵寝的“万年吉地”。

与之同时，雍正“稍觉”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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