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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症已经牢牢攫住了他们。

1982年2月，《今日新闻》第一次针对同性恋者充满神秘色彩的新癌症进行了报道。该报声称，那些染病的丹麦年轻男性免疫系统有缺陷，原因在于“从事性行为时的卫生习惯不良，男同性恋者更易遭到恶性病毒感染”。

也许，跟其他人相比，男同性恋者并没有特别肮脏。

但他们还是怕得要死。

他们害怕接受陌生医生的诊断，不只被要求检查阴茎，还有口腔、直肠，最后不得不承认——对，就是承认，像犯人对警方认罪那样——承认他们就是同性恋者。

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感到害怕。

同性恋者受到的待遇极差，遭人轻蔑，也得不到好的医疗看护，有时甚至得不到看护。

整个社会也感受到，这全新的、前所未见的传染病是非比寻常的严重威胁。

不只是同性恋者，所有人都有可能感染。要是没能及时控制病源并彻底隔离起来，疫情将一触即发。

假如只有死娘炮、爱用针筒的瘾君子或娼妓被传染，那倒还无所谓。只要无辜的大众安全无虞，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但是，《快捷报》在1985年5月21日的标题，可谓一针见血。

《下一个就是你！》

你，就是你，还在看报纸。

你只是个平凡的瑞典人，没有怪异的性癖好，没有嗑药，更不是非洲人。你可能只是偶尔上一下窑子，找找妓女，然后就……中镖了。

这些正常而平凡的瑞典人当中也流传着传染源！但大家却仿佛视而不见，等到病入膏肓，则为时晚矣。

1985年11月26日，《哥特堡邮报》刊登一篇报道，指出一对夫妇（丈夫是警员，太太是护士）非常害怕会在工作时感染HTLV-Ⅲ型病毒。它的标题写着：“我们一被感染，就只能抛家弃子。”

直到1985年秋天，大众其实已经慢慢了解到病毒传染的主要途径，但报道却只字未提。这对夫妻的恐惧其实毫无医学根据可言。记者试图将此疾病描绘成对居住在郊区别墅，朴实、无辜的瑞典中产阶级家庭最可怕的威胁，还不忘添油加醋，来点煽情的描述：别墅中，小腊肠狗还高兴地蹦蹦跳跳，咖啡壶还在炉上冒着热气，小尤汉还在爸爸腿上爬上爬下，直到……直到“黑死病”爆发。

要怎样才能发现？要怎样才能保护自己？

历史学家卡琳·尤汉逊（KarinJohannisson）在《医学眼》一书中，讲述人类历史上对疾病各种不同的成见与定见。即使对追踪生物性病原的科技与知识日新月异，这些定见仍然牢不可破。

最常见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乃是“疾病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旧约》多次提到，上帝决意惩罚不遵守戒律的人民，针对个人或整个民族降下各种瘟疫与麻风病。他还一度让以色列全境陷入瘟疫，只为惩罚大卫王本人的一意孤行。

大众应该要唾弃并远离那不洁、有罪的病人，否则，上帝立刻会迁怒到所有人身上……

疾病、罪孽与不洁的关联相当紧密。罪孽直接导致疾病，进而使人不洁。要想回到洁净之身，唯有康复一途。想要康复，就必须获得饶恕；想获得饶恕，就必须洗心革面，改过向善。

或像那位来自哥特堡的本特·毕格森牧师在《晚报新闻》访谈中所说的：“如果艾滋病是针对同性恋者，使他们生病，让他们觉醒、回头，那艾滋病不失为一项福音。……

“罹患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如果能够彻底觉悟，了解到身为同性恋者是最大的罪过，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艾滋病完成了一项使命，它传达了上帝的信息。”

拉斯穆斯在班特毕业公演上义愤填膺、高声朗读的正是这段文字。

即使在宗教影响力日渐式微的今天，“疾病就是天谴”的成见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持续出现。得病，代表自作孽，不可活！

疾病，就是个人生活的写照。

因此，病人应该被视为罪有应得，所有苦痛都是自作自受。或者如卡琳·尤汉逊所写的：“疾病总是被赋予道德含义，象征着失败、衰退，甚至背弃。”

最后还可以被视为大自然拨乱反正、稳定秩序的手段。

上述所有观点，完全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爆发时的舆论。

《瑞典日报》一篇社论的作者忧虑不安地问，基督徒行圣餐礼时，会不会被传染啊？

报纸标题拟得相当暧昧，而且意有所指——“无辜的基督徒，也可能会感染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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