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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名字是被经常提到的。

《京报》馆旧貌

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创立新闻编译社之后，又在北京创办了《京报》。这张报纸的宗旨是：“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为了激励报社同人，他还挥笔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

“铁肩辣手”出自明朝杨继盛的一副对联，上联是“铁肩担道义”，下联是“辣手著文章”。邵飘萍非常欣赏这副对联，特别欣赏其中的“铁肩”、“辣手”这四个字。他将其置于报社，表明他之办报要为民请命，要监督政府，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位于北京宣武门外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是《京报》业务量扩大后搬迁的报社新址。虽说这里的住户几经变换，可是这座两层的砖木结构小楼，还保存着旧日的模样。这栋小楼的临街立面采用西洋式砖壁柱装饰，大门处有古典柱式门廊，楼门的上方中央镌刻“京报馆”三个字，是邵飘萍亲笔题写。当年，为了使报刊内容更加贴近社会现实，邵飘萍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邵飘萍重视时政的报道，一些重大的事件均由他亲自采访、写头条、写评论，能够及时地反映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信息。这使得《京报》的发行量从原先的两千份猛增到一万多份。

《京报》

化装采访的邵飘萍

邵飘萍和夫人祝文秀

据说，邵飘萍是个很讲究“派头”的人，他自己抽的香烟是特制的，印有他的名字；他外出采访时乘坐的洋车装饰得很华丽，两边各装了三盏十分漂亮的灯，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专车，后来换为马车，再发展为小汽车，都显得很豪华。然而，对邵飘萍来说，如此讲究“派头”，却有着特殊的原因。

那时的北京，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处于最混乱、最腐败、最没有秩序的时期。邵飘萍要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这就迫使他不得不讲派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解释道：“比如说当时很多人没有小车，他自己有个小车，他买个小车，买小车对他来说采访是很方便的。别人一看，邵飘萍居然开上车子了，说明他肯定有实力。”因此，邵飘萍并不是有意去耍派头，而是为达到工作的目的，不得不这样做。

1918年，邵飘萍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教授新闻采访课。当时，在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当中，有许多后来十分著名的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等人。而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实务课，更引起了学生们的热烈反响。

1918年即将过去，32岁的邵飘萍还在为他的《京报》而忙碌。

在第二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邵飘萍在《京报》上设置专栏，对五四运动做了长达一月之久的连续报道，并且亲自撰写文章，揭露当局的卖国罪行。

邵飘萍激进的办报行为触怒了段祺瑞政府，1920年《京报》馆被查封，邵飘萍也被迫流亡日本。也正是在流亡期间，邵飘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于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段祺瑞政府垮台之后，他又一次回到北京，恢复了《京报》的出版。

1926年4月，被邵飘萍斥为“独夫民贼”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4月24日，邵飘萍返回报馆料理事务，被早已埋伏的军警逮捕。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押至天桥刑场。临刑前，他向行刑官挥手作别道：诸位免送！枪手当即开枪，子弹由后脑射入，自右眼下穿出。一代著名报人，就这样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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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1）

1918年8月19日，一列从湖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坐着二十多名湖南学生，他们准备到北京学习法文，然后再赴法国勤工俭学。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毛泽东是一位高大英俊的年轻人，这一年他刚刚25岁。

毛泽东来到北京之后，起初住在湘乡会馆，后来搬到了东城区鼓楼豆腐池胡同，住进了他在湖南时的老师杨昌济的家里。

当时，在北大哲学系任职的杨教授住在一所幽静的两进院落的四合院内。前院的北房东侧是杨先生的卧室，住在北房西侧的是他的女儿，名叫杨开慧。而毛泽东则住在前院靠院门的房间里，与他同住的还有提前来到北京的蔡和森。

18年后，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经谈到了这次北京之行。他说，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那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

北大红楼

因为当时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得较为分散，联络不太方便，毛泽东等人就在景山东街三眼井租了三间平房，从杨昌济家里搬了出去。当时住在这里的除毛泽东外，还有蔡和森等另外七名新民学会会员。由于人多屋小，房间里就显得十分拥挤，睡觉的炕上每个人仅有一块砖那么宽的地方，要想每人各盖一条被子都不可能。正如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里所说的：“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1918年夏天，在离紫禁城东北角不远的沙滩，北大的新校舍建成了。新校舍的主体建筑，是一座五层的工字形楼房，由于它通体皆为红砖，所以被人们称为“红楼”。在红楼有一层全部为图书馆，有更为宽敞的资料库，更为明亮的阅览室。

陈独秀、李大钊的工资表

毛泽东的工资表

在杨昌济教授的推荐下，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差事，主要是在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打扫屋子，登记每日新来的报纸和来看报纸人的名单，以及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

在84年后的2002年5月，原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陈列室内展出的一件文物十分有趣，那是1919年2月北大职员的“薪金底册”，也就是当时北大财务部门使用的“工资表”。在那份“薪金底册”上，陈独秀的名字位于蔡元培之后，月薪300元；时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居中，数量是120元；而作为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名列表格末端，月薪仅有8元。

尽管毛泽东已经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湖南小有名气，但在北大这块精英聚集之地，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外地青年，没有人会注意到他，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带着湖南乡土气息的图书馆助理员，在不久的将来竟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蒋介石悬赏25万银洋要他的头颅。

多年之后，毛泽东曾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回忆这段在北大的经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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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2）

杨开慧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灰心，能够在北大工作，使他得到了许多听课的机会。他对政治的兴趣日益增长，他的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1918年的年末就要到了，25岁的毛泽东仍然在北大图书馆默默工作着，按月领取他每月8元的工资，同时也更广泛地接触新事物、接受新思想。而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他爱上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毛泽东在湖南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杨开慧。那时的杨开慧还是个14岁的小女孩，但现在已经长成亭亭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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