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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查对象”。

又过一段时间，估计是上级发现运动有些扩大化，有不实事求是的作法，进行了干预和纠正，这样，对我们的管制便松了些，待遇也有所改善。我们在一起时，也可以互相聊上几句。一个多月后，又在这里开办了个“忠诚老实交待问题”的学习班。审查结果，证明我没有什么“罪行”，才获得自由，可以上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6）

当我回学院去领每月30元的生活费时，发现关节很痛，上下楼很困难，坐也坐不下去。我坐三轮车去医院，下不了车，是三轮车工人扶我进医院的。医生照片、查血后，问我：“能不能住院？”我点点头。医院用担架抬我进病房。我才知道，在被关押在什刹海辅仁大学期间，因住在积水的房间里，成天在水里趟来趟去，门又不遮风，造成风湿性关节炎。我从七、八月份入医院，住到过年时才回家养息。又过了半年，才能迈步走路。

著名漫画家沈同衡先生在“三反”中的经历，也颇具代表性。

沈同衡三四十年代即活跃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家。解放后，沈同衡被分配到上海市文联工作，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三反”运动开始后，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市文联，虽属于所谓的“清水衙门”，但也不能例外，同样按照上级的部署，成立了运动领导小组。上海市文联开展运动的步骤同其他单位一样，照例是领导带头、逐步深入。上海市文联首届党组书记和主席由夏衍兼任，实际负责日常工作的是秘书长陈白尘和副秘书长刘北汜、张白山。运动一开始，文联机关内部就有人提出：文联工作整天忙于红白喜事、迎来送往和观摩演出，不干正经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有人为此还私下编了一句顺口溜：文联的工作是不三（张白山）不四（刘北汜）不成（陈白尘）”。此时，陈白尘已奉命上调北京担任中国文联秘书长。但是，上海市文联群众反映强烈，在当时的形势下，政治运动高于一切。所以陈白尘马上被召回上海，参加上海市文联的“三反”运动，并在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作检查。

陈白尘在检查时，诚恳地回顾了自己在旧社会、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艰难岁月所经历的苦难。他特意提到一件事，抗战胜利时身在重庆，急于想回上海，但是苦于没有钱买飞机票，不能成行，只好改乘轮船，可当时穷困到身上只剩下够买到武汉的船票钱，到了武汉只好暂时住在朋友家中。幸好这时上海正在演出他的话剧《升官图》，他写信到上海要求剧团把《升官图》的演出费寄到武汉，才得以回来。陈白尘由此联系到解放后自己主持文联工作时，在日常办公经费的使用和迎来送往的招待中所犯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错误，深感自己忘了本。

陈白尘态度真挚，检讨深刻，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上海市文联的“三反”斗争顺利展开，很快就进入“打虎”阶段。群众热情高涨，被人们视为“清水衙门”的文联机关，也打出不少大小“老虎”。实际上，这些大小“老虎”都是通过日以继夜的小会批、大会斗，被“挤牙膏”般挤出来的。有些人为了“过关”，就信口开河地为自己加码，把自己的所谓“贪污”数字“坦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沈同衡就是这样被“揪”出来的，而且他是“态度最好的一个”。虽然他出任美协秘书长还不到一年，但他所“坦白交待”的贪污数额，足以使自己成为上海市文联最大的一只“老虎”。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沈同衡所交代的“贪污”金额，竟远远超过当年上海市美协年度经费的总额。这当然不可信，于是，“打虎”队反复核查，寻找材料和线索，终究没有查到沈同衡有贪污问题。但是，这只“大老虎”已作为战果上报，现在“打虎”队可谓“骑虎难下”，怎么办？这时，不知是别人检举还是通过其他途径，文联“打虎”队意外地掌握了沈同衡抗战时期发表在重庆某报纸上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座七层宝塔，塔中有个人一层层往上爬。标题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有人认为这是一张反动漫画，是歌颂国民党的。事实上情况却与此相反。1945年4月到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沈同衡当时画这幅画，正是歌颂党的“七大”的。但是，沈同衡作为怀疑对象，此时已是百口莫辩。他也就从“经济老虎”变成了“政治老虎”，先是停职反省，继而隔离审查，最后终于受到莫须有的处理，被调离上海市文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7）

其实，在“打虎”运动初期，就已经出现了斗争手段逐渐升级的现象，有些显然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许可范围。1952年1月，北京市委的一份报告说：“单纯采用斗争大会来强攻硬打，结果发生了偏差，如546工厂（原70兵工厂）在一些群众会上提出21个老虎对象，一天即私自扣捕六人；有的单位并曾发生打、骂、罚跪、脱了衣服挨冻等错误办法。”而据华东局1月23日的报告：截止1月21日，“贪污分子自杀身死者四人，自杀未死者六人，神经失常者二人”。1月29日，中南军区党委的一个指示，明确表示“不准打人、捆人，不得有辱骂及侮辱人格的行为”。这说明，当时“逼、供、信”和偷用私刑等问题已相当严重。

由于上级组织一再施压，各地的“打虎”活动高潮迭起。急于求成，只重数字，不重证据，使得对一些“老虎”的定案，近乎儿戏。在广东省，人们白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明查暗访，寻找“虎踪”；晚上挑灯夜战，分析“虎情”，确定“虎案”。一时四方云扰，殆无虚日。华南分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证据不足，定案匆忙，使得运动出现偏差。“如东江区的运输公司，二天内定了老虎47只，其方法是一人提意见，全体举手通过。这些情况，各地委多已纠正。其次，计算贪污的时间、方法、界线亦有偏差，如兴梅地委三反办公室认为，有一个机关原有40多人，解散时领了如数的聚餐费，当时分配到各机关去的有30多人，留下的仅10人。他们把这笔款大吃大喝三天，是属浮报名额，主管人应作贪污论处。西江地委把解放前银行的旧人员，利用国民党规例名义，领取‘遣散费’、‘年终奖金’、‘借薪’，作为集团贪污案处理（已去电纠正）。”

但这只是九牛一毛。据广东省3月初统计，全省有90％的“老虎”没有定案，翻供的很多。财经、政法、文教系统和各区的1505只“老虎”中，有306人翻案。自杀人数也在直线激增，至3月7日，全省已发生69起，死了39人。另据统计，仅广州市委系统，就有33人自杀，省府直属机关7人，华南财委直属机关2人，华南军区各部队14人，华南分局直属机关3人，“自杀原因，畏罪35人，牵涉政治问题12人，伪装自杀4人，被众人恐吓或被逼供2人”。

江苏省进入“打虎”高潮后，为了完成任务，各地已不是一只一只地打，而是一窝一窝地打。一些地方还结合实际，总结研究出许多“打虎”战术和策略，如“敲山震虎”、“寻找虎踪”、“联合作战”、“内外兜剿”、“调虎离山”、“以虎制虎”、“专案专人”、“包捉包打”等等。有的地方组织轮流斗争，不让审查对象休息，打出了一批假“老虎”。如皋县一合作社，用“以虎制虎”的办法，在全单位113人中打出了53只“老虎”。太仓县税务局一下子打出了30多只“老虎”，逼死了3人。一些“打虎”队员认为：“追赃没有打虎痛快”，“越追赃，翻供越厉害，还是交给我们继续打，看他翻供不翻供？”

截止到1952年3月31日，整个苏南区共打出“老虎”5181人，但后来定案的“大老虎”只有90人，尚未定案的“大老虎”却达939人之多；中小“老虎”中，定案的486人，未定案则更多，达3668人。苏北区也出现了把小量贪污打成“小老虎”，把“小老虎”打成“大老虎”的情况，据估计“大致占老虎总数的20％至30％”。镇江市揭发出贪污亿元以上的“大老虎”39人，后来仅1人定案。自杀、逃跑事件各县都有发生。据苏北区委1952年6月统计，“打虎”追赃中自杀死亡39人，逃跑33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8）

在扬州市，“火药味较浓烈，一些单位的打虎队，采取车轮战术，对贪污或怀疑对象，施以罚站、罚跪、刮鼻子、加手铐、甚至坐‘老虎凳’，勒令坦白认罪。”

在南京市，“一时戴高帽子、挂牌、乱打乱绑乱罚跪、生追硬逼成为普遍现象。如下关银行办事处‘轮番轰炸’八昼夜，迫使审查对象‘承认’贪污60亿巨款。”截止到1952年2月19日，南京市自杀者26人，其中12人自杀未遂，还有八人的家属自杀。

由于“老虎”的数字来自上级的估算，甚至是相互攀比层层加码的结果，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严重脱离实际。同中国历次群众性政治运动都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此举更是给那些奸佞小人打击报复、诬陷栽赃自己的仇家开了方便之门。甚至有些人因响应上级号召，检举有贪污嫌疑者，自己反倒被打成贪污分子，蒙受冤屈。而把诸多不是“老虎”打成“老虎”，把“小老虎”打成“大老虎”，更是不能不诉诸于“逼、供、信”。

以华北军区某军“打虎”战役为例。该军因为要在“打虎”斗争中争荣誉，下达“打虎”指标时特别强调各团之间要相互比赛，看谁打出“老虎”最多。于是，有的团号召党员互相怀疑，带头坦白，结果一些没有贪污的党员，为了响应团党委的号召，主动“坦白”说自己贪污了几百万元，以示党员“示范作用”。有的团对被怀疑对象打、骂、捆、冻进行逼供，只要贪污数字，不管有无证据。有的团更是使用车轮战，甚至非法使用肉刑，两天就搞出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20多人。

察哈尔省天镇县以区为单位，为找“大老虎”嫌疑，把干部们集中在一个院子里吃饭睡觉，紧闭大门，一律不许出入，严禁信件往来、打电话和会客。街上还布置了警卫队巡查，一碰上区干部便端枪逼问，搞得区干部们人人紧张，噤若寒蝉。

山西富农滩煤矿为“打虎”，创造出“软硬兼施”战术，其中“硬”的办法就有17种之多，包括“（1）一律不准出门；（2）戴布条（蓝布条可自由行动，红布条在院内活动，白布条不准出门。据80人统计，戴蓝条的仅25人，戴红条和白条的有55人）；（3）大会斗争；（4）不准睡觉（反省）；（5）用棍顶下颚（迫其不能低头）；（6）罚蹲（一直到腿酸也不准动）；（7）通宵罚站；（8）坐反椅；（9）跪板凳；（10）头抵墙；（11）头顶碗；（12）两手举木棍；（13）不坦白不叫上厕所；（14）变相的打（扳指头、扭耳朵）；（15）上‘临时法庭’（设一二审判员，由总支或保卫科长担任；三四个武装队员，曾审讯过6个人，这6个人都在‘法庭’上被捆过）；（16）捆；（17）手铐加木塞。”

一般情况下，出现“逼、供、信”问题的主要在县以下的基层，但中直机关、大区、省、地市等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同的问题。如华南分局财经委员会就有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的现象，据报“由于老虎顽固不化，拒不坦白或再三反供，群众激愤，对贪污分子施以打骂。如物管局斗争走私老虎方兆辉时，竟至打伤其面部，领导阻止不了。有色局平时常罚老虎跪地，在斗争顽固到底之黄敬文时，个别群众把他绑起。商检局斗争破坏商检政策之简建贤时，要他跪凳跪木条，手上还要举木凳。”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9）

如此“打虎”的结果可想而知。运动高潮之时，“老虎”的数字扶摇直上，到处报捷。同时，众多被冤打者，亦痛苦难耐，不少自寻短见。等到运动转向定案和结束时，则大批“老虎”翻供，很多材料无法核实。比较典型者如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在“打虎”高潮时，因“打虎”队手法简单急躁，滥用肉刑甚至用火筷烙手，以致有九人自杀，“其中上吊者五人，刀割者三人，跳楼一人，已死者三人，未死者六人。”

上海及华东在沪一些单位因“逼、供、信”，仅3月13日至23日的10天时间里，就造成60人自杀。

四川江津地区“打虎”期间使用吊打和肉刑逼供，造成58人自杀。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青岛市的“打虎”战役，由于大搞“逼、供、信”，“据全市不完全统计，打死与自杀已死者达172人。”仅青岛纺管分局、四方铁路机车厂、港务局、对外贸易局、卫生局等五单位就有54人被打死或自杀，另有50人自杀未遂，还有26人被打致残。“在这104起案件中，大多数既无贪污又无政治问题，而工人及其家属和警卫人员则达66名。”后来，中央与山东省委联合派出调查组赴青岛调查，虽然仅调查了几个部门，但结果却是触目惊心。据查，仅纺管分局一个部门被打错者即有470人，港务局打错的54人，四方铁路机车厂打错的34人，青岛国棉六、七、八厂三个厂还有184人被打错，两项加起来被打错者就已经达到800人之多了。仅由上述六个单位的数字简单推算一下，青岛市在“三反”中被冤打成贪污分子的，恐怕不下数千人。

乌鲁木齐公安局“打虎”中由于使用“逼、供、信”的办法，把一些没有贪污的打成了贪污分子，把小贪污分子打成了“大老虎”。事后对其中43起案件加以甄别，结果全部不能成立，12人被打错，31人被打冒。

陕西省军区“三反”复审定案时发现，“全军区原共打虎1231只，其中1亿元以上的14只。第一次甄别定案，（只能）定虎276只，其中1亿元以上的三只。经过复审以后，现肯定贪污在1000万元以上的227人，1亿元以上二人。原打为虎，现下降千万元以下500万元以上者205人；降至500万元以下100万元以上者535人；降至100万元以下者213人；确定查明无贪污者24人。”另外像“安康军区原打虎112只，第一次定虎33只。经复查后，真正贪污千万元以上的只有11人，占原虎数的11％。”

苏南地委因为“打虎”战役中普遍发生逼供现象，不少“老虎”打冒，甚至打假了，最后发现“原反出来的贪污千万元以上的老虎有5471人，经定案后，结案的占％；销案的占％”。

造成“三反”运动、特别是“打虎”阶段出现偏差和过激行为的原因，一是“反右倾”思想所致。当毛泽东和*中央决定发动“三反”斗争时，有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对“三害”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思想上麻痹右倾，动作迟缓，致使“三反”运动迟迟开展不起来。在中央的一再严辞督责下，领导带头，逐级“下水洗澡”，右倾麻痹思想遭到严厉批判，“三反”运动遂得以迅速展开。反右倾成为“三反”运动中一种主导性倾向，在反右倾的惯力作用下，一些领导干部产生了“宁左勿右”的心理，急于完成“打虎”任务，甚至以超额完成“打虎”指标来表明自己“左”的立场，使得群众性的“打虎”战役失去了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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