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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 天使们（第1页）

1

一九四八年二月，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巴罗克式宫殿的阳台上，向聚集在老城广场上的数十万公民发表演说。这是波希米亚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正下着雪，天气很冷，哥特瓦尔德头上什么也没戴。克莱门蒂斯关怀备至地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在哥特瓦尔德的头上。

不论是哥特瓦尔德还是克莱门蒂斯，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刚刚登上历史性阳台时走过的楼梯，曾是弗朗茨·卡夫卡在八年时间里每天的必经之路，因为在奥匈帝国时期，这座宫殿是一所德语中学的所在地。他们也不知道，在这同一座建筑的底层，弗朗茨·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开了一家店铺，店铺的招牌上写着他的名字，名字旁边画着一只寒鸦，因为在捷克语中，“卡夫卡”的意思是寒鸦。

虽然哥特瓦尔德、克莱门蒂斯和所有其他人对卡夫卡一无所知，但卡夫卡却了解他们的无知。在他的小说中，布拉格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城市。这座城市甚至都忘记了自己叫什么名字。那里，没有人能忆起、回想起什么来，约瑟夫·K看起来对自己过去的生活也一无所知。也没有哪一首歌曲，能让我们想起他出生的时候，能把现在和过去联结在一起。

卡夫卡小说里的时间，是失去了历史连续性的人类时间，这里的人类不再有什么知识，不再有什么记忆，居住在没有名字的城市里，而城市的街道也是没有名字的或者有一个与昨天不一样的名字。因为名字是与过去相连的，而没有过去的人就是没有名字的人。

布拉格，正如马克斯·布洛德所说，是恶之城。在一六二一年捷克的宗教改革失败后，耶稣会教士试图对捷克民族进行再教育，传输给他们真正的天主教信仰，因此，他们在布拉格盖满了富丽堂皇的巴罗克式教堂。从此，成千上万的石刻的圣徒从四面八方看着你，威胁着你，窥伺着你，迷惑着你。这是一支占领者的狂热的部队，他们在三百五十年前侵占了波希米亚，目的在于将这个民族的信仰和语言从她的灵魂里连根拔除。

塔米娜出生的那条街叫施维林街。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名字，当时布拉格被德国人占领。她的父亲出生在切尔诺克斯特勒茨大街，即黑教堂大街，当时由奥匈帝国统治。她母亲嫁到她父亲家时，那条街叫福熙元帅大街，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塔米娜是在斯大林大街度过的童年，可是她丈夫来娶亲的时候，那条街又改叫维诺赫拉德大街。可是，这里面所说的一直是同一条街，人们只是改变了它的名字，不停地改，人们给它洗脑，让它变得愚蠢。

在那些不知自己叫什么名字的街上，徘徊着被推翻的历史古迹的幽灵。被捷克的宗教改革推翻，被奥地利的反宗教改革推翻，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推翻，甚至连斯大林的塑像也被推翻了。在被摧毁的所有这些古迹所在之地，成千座列宁的塑像在整个波希米亚破土而出，它们就像废墟上的草，就像遗忘的忧郁之花，在那里生长着。

2

如果说弗朗茨·卡夫卡预言了一个没有记忆的世界的话，那么这个没有记忆的世界的奠基者就是古斯塔夫·胡萨克。在T·G·马萨里克这个解放者总统（所有的历史古迹无一例外被摧毁）之后，后几任总统分别是贝奈斯、哥特瓦尔德、萨波托斯基、诺沃提尼和斯沃博达，胡萨克是我的国家的第七任总统，人们称他为遗忘的总统。

俄国人于一九六九年扶植他上台。自一六二一年以来，捷克民族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文化浩劫，不曾有过对知识分子这样的残害。人们普遍以为，胡萨克只是迫害其政治对手。但是，同政敌的斗争，恰好为俄国人提供了梦寐以求的机会，他们借这些傀儡领导人的手，从事了某些更具根本意义的活动。

我认为，从这个角度看，胡萨克从大学和专科学院驱赶出一百四十五名捷克历史学家这件事情，是极为意味深长的。（据说，每当一个历史学家离开的时候，就像在童话故事里一样，波希米亚的什么地方就生长出一尊列宁的塑像。）一九七一年，其中的一个历史学家，米兰·许布尔，戴着镜片非常之厚的近视镜，来到了我那位于巴尔托洛梅街的单间公寓。我们看着窗外耸立着的赫拉德钦塔楼，心情悲哀。

“为了消灭那些民族，”许布尔说，“人们首先夺走他们的记忆，毁灭他们的书籍，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另外有人来给他们写另外的书，给他们另外的文化，为他们杜撰另外的历史。之后，这个民族就开始慢慢地忘记了他们现在是什么，过去是什么。他们周围的世界会更快地忘掉他们。”

“语言呢？”

“为什么不把它从我们这里夺走呢？它将只是一种迟早会自然死亡的民间用语。”

是否我们因为过度悲哀而有些夸大其辞了？

或者说，面对有组织的遗忘的荒漠，这个民族真的要无法活着穿越过去吗？

我们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捷克民族，在她具备洞察力的那些时刻，可以看到死亡的形象就在眼前。那形象既不是个现实，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未来，但它还是具有十分具体的可能性。她的死亡与她相伴相随。

3

六个月以后，许布尔被捕了，并被判以长期徒刑。这时候，我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渐渐丧失了使用言语的能力。起初，他只是记不起某些词，或者在应该说某些词的时候，他说出了其他的与之相似的词，马上他就笑起来。到后来，他就只能说出很少的一些词，并且，每次他想要明确说出他的想法的时候，往往回到同一句话上，那是他还会说的最后几句话中的一句：“真奇怪。”

在他说“真奇怪”的时候，他的眼中流露出的是知晓一切却什么都说不出的深深的诧异。事物失却了它们的名称，混同到一个没有区别的惟一的存在之中。在和他说话时，我是惟一能够暂时让那个被遗忘的有名称的实体的世界从他那漫无边际的无语中显现出来的。

在他俊朗的脸上，深邃的蓝眼睛表达的是同以前一样的智慧。我经常带他出去散步。我们一成不变地绕着同一群建筑走，爸爸没有力气走得更远。他走得吃力，迈着很小的步子，一感觉到有点儿累，他的身体就向前倾斜，失去了平衡。我们要不时地停下来让他休息一下，前额抵着墙。

在这些散步中，我们谈论音乐。在爸爸能正常说话的时候，我很少问他什么问题。现在，我要弥补失去的时间。因此，我们谈论音乐，但这是一个奇怪的对话，因为其中的一个人一无所知却掌握着大量的词语，而另一个人无所不晓却一个词也说不出。

在他病中的这十年间，爸爸在写一本关于贝多芬的奏鸣曲的巨著。他写的时候比说的时候要好一些，可即便是在写作中，他也越来越难以找到他的词句，他写的文稿也就变得难以理解，因为它是由不存在的词组成的。

一天，他在他房间里叫我。他在钢琴上打开了奏鸣曲作品第一一一号的变奏曲。他指着乐谱（他不能再弹钢琴了）对我说：“你看。”他又重复说“你看”，并且在做出长久的努力后终于说出：“现在我明白了！”他一直试图向我解释什么重要的事情，但他说出来的话尽是些完全难以理解的词。之后，看着我没听懂他说的东西，他便惊讶地看着我，说：“真奇怪。”

当然，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因为他很久以前就给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变奏曲是贝多芬晚年最喜欢的形式。乍一看，人们会认为这是最肤浅的形式，是音乐技巧的简单罗列，是一项更适于花边女工而不是贝多芬的工作。但是，贝多芬（首次在音乐史上）使它成为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形式，在其中他写下了最美丽的沉思。

是的，这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爸爸想知道的，是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件事。为什么恰好是变奏曲呢？这后面蕴涵着什么意义呢？

正是为这事儿，他才从他的房间里叫我过去，指着乐谱对我说：“现在我明白了！”

4

面对着所有弃他而去的词语，我父亲沉默着；被禁止回忆以后，一百四十五名历史学家沉默着。在波希米亚回荡不已的这数不胜数的沉默，构成了我刻画塔米娜这个人物的远景。

她继续在欧洲西部的一座小城的咖啡店里给人端送咖啡。但是她失却了从前让顾客着迷的那种平易近人的光彩。把耳朵奉献给他人的意愿，离她而去了。

有一天，皮皮又来到咖啡店坐在柜台前的高脚圆凳上，她的女儿在地上边哭边爬。塔米娜等了一会儿，看着母亲对孩子不闻不问，她失去了耐心，对她说：“你能不能让你的孩子别叫了？”

皮皮生气地反驳道：“你为什么讨厌孩子，嗯？”

我们不能说塔米娜讨厌孩子。但是，皮皮的声音里透露出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敌意，这是瞒不过塔米娜的。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们从此就不再是朋友了。

有一天，塔米娜没来上班。这在她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老板娘到她家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她按门铃，没人来开门。第二天她又来，还是按门铃没有应声。她叫了警察。门撞开了，但人们发现房里收拾得很整齐，什么也不缺，也没有疑点。

随后的日子，塔米娜也没有回来。警方继续受理此案，但没什么新线索。塔米娜的失踪，被归入未结的案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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