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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说理的伦理层面（第1页）

在第八讲中，我们已经谈到，伦理和价值观虽然有关系，但不是一回事。“伦理”属于道德的范畴，“价值”则既可以属于道德的范畴，也可以属于实用范畴。正如康德所说，价值是相对的，因为价值与人的局部判断有关，而那些“不相对的”，高于相对价值的，那些成为它自身目的的，便获得了道德的属性。说理的伦理层面指的是公共话语的伦理，也就是什么样的公共话语才符合道德的目的性，而不是仅仅被用作达到某种其他目的的手段。公共话语并不总是符合道德伦理的，因为公共话语常常被用作为一种手段，甚至是不正当的手段，这是我们大家都有体会的。这样的话语不能说没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例如，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效性高于一切、贯彻某人的最高指示、维护某种根本利益或制度等等，都可以说是“价值观”。但是，这样的价值观与这里要讨论的合乎道德自身目的性的公共话语伦理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与公共话语的伦理和价值观有关的问题。一、公共话语的修辞伦理来源于怎样一种关乎“美德”的文化、思想传统？二、那些违背修辞伦理的现代话语形式（包括宣传和广告）为什么不值得提倡，究竟可能对人的心灵和公共生活造成怎样的危害？这一讲讨论的是第一个方面。第十七讲“非说理宣传的四种危害”将讨论第二个方面。

说理的“理”与“善”

从古代开始，对修辞的研究，就一直包含着伦理的层面。所谓修辞，也就是使用语言来有效说服他人的技巧、技艺或艺术。修辞这种公共话语的伦理价值包括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话语内容的真实。离开或背弃了这样的伦理价值，言论技巧就会成为一种不正当的修辞，一种为达目的可以无所不用的手段，一种不正当的诡辩或巧言。

修辞在古代雅典的公共生活中运用，运用的目的和目的是否正当一直就是修辞术的一个重要层面。最早的修辞是由名叫科拉克斯（Corax）和提西亚斯（Tisias）的两位西西里人教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习者在财产诉讼中打赢官司。他们认为，要在法庭上胜诉，重要的是“说得通”，而不是简单地“说事实”。言语说服不一定要说出真实，只要能让听的人觉得有可能，有道理，只要能赢得官司就行。这令人想起了1995年轰动一时的辛普森谋杀案（O.J.Simpsonmurdercase，又称加利福尼亚人民诉辛普森案）。前美式橄榄球明星辛普森被指控犯下严重的罪行——切开他前妻的咽喉，几乎割断她的头，并用刀杀死碰巧在现场的她的朋友。这桩案子，辛普森在刑事审判中被证明无罪，但在后来的民事审判中又被证明有罪。如果诉讼只靠真实取胜，这样的矛盾判决又怎么可能？

法庭的辩护说理是功利性的，它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打赢官司，达不到这个目的，法庭说理便被视为无效、无用、无价值和失败。这种说理一定要争辩出一个胜败或输赢的结果来，不可能双方都胜或都败。说服性质的说理不以这种胜败或输赢结果为目的。说服是一种为了影响别人，但与别人互动的交流方式。成功的说服不是使别人成为败者，而是要让别人有“噢，原来如此”的感觉和反应。说服者需要理解被说服者的需要，只有这样，说服者才会有可能满足被说服者的需要，而被说服者也有可能满足说服者的需要。最现实的例子，便是民主选举中竞选者向选民催票。竞选者必须知道选民需要什么，允诺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果选民被他说服，就会投他一票，这也就满足了竞选人的需要。通过说服来满足彼此的需要，这被视为政治的“好”和普遍的“善”。这样的善和好便是伦理性质的价值。

公元前427年，西西里人高尔吉亚（Gorgias）来到雅典，传授修辞技艺，与其他修辞教师一样，他所教授的也是帮助法庭和公民大会辩论的言语技术。他以巧妙的排比、铿锵的语言节奏、华丽的词藻、善用悖论警句而闻名。其他有名的修辞教师也各有所长，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善于转劣势为优势，讲究用词正确。斯拉雪麦格（Thrasymachus）擅长于动之以情。西奥多（Theodorus）精于演说词的章法结构。欧厄诺斯（Euenus，诗人、哲学家）对旁敲侧击、曲折暗示最有研究，甚至还为学生编写了要领口诀。安提芬（Antiphon）的“四段式”法庭辩论一直流传到今天。在众多的修辞教师中，修辞家伊索格拉底（Isocrates）与许多修辞教师颇为不同，他称他们为“诡辩师”（智者），他自己所教授的修辞不只是为了在法庭或公民大会的言辞争辩中获胜，而且是作为政治或文学的普通教育。伊索格拉底修辞学的人文见解为后来的人文教育所汲取，他注重的不只是演说的技巧规则，而且是一种更普遍的文化教养和德性理念。

普遍的文化教养和德性理念不仅是关乎一个人的说话能力，如能说会道、口若悬河、言辞犀利、能言善辩等等，而且更是关乎他的德行、品格和做人的道理。人们看不起刀笔吏、恶讼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人虽然能言善辩，但却是见利忘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们对政府或部门的发言人往往也没有好感，认为他们扮演的是传声筒的角色，虽然能说会道、巧舌如簧，但说的都是别人要他们说的话。希腊传统的修辞术是一种特别与演说有关的公共话语，基本上都是实用功能的说理技艺，由“智者”传授，“智者”传授这种技艺是要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哲学家看不起智者，觉得他们对学生只教说话的技艺，不教做人的道理。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市井中的修辞和演说术抱有蔑视的态度，对之进行批评。在《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说，真正的演说家必须去了解什么是灵魂及其与神的关系，必须能够了解在现象之上的“相”（Form）。洛勃古典文库版《斐德罗篇》前言说：“要获得这一知识是个艰巨的任务，没有人仅仅为了要说服别人而从事这项任务；必须以一个更高尚的目的，那就是追求自己灵魂的完善和为神服务的愿望，来激励想学习真正演讲艺术者的精神。”对当时在雅典实行的演讲术，苏格拉底深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做面点师傅的手艺，“我用‘马屁术’这个名词来总结它的实质”。

说理的“诚”与“信”

苏格拉底把演讲术归结为“马屁术”，这也许是愤激之言，因为说理和说服不一定是拍马屁，而拍马屁也不一定总是有说服力的。亚里士多德本着务实的精神肯定了演讲术的公共用途与伦理价值。在《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开头，他指出，城邦政治和文明的生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拥有公民美德和逻辑思考的能力，足以区分是非，区分公正与不公正。因此可以确认，人类一般具有充分的智力，可以为合理的论点所打动，有需要也有能力用说理而不是暴力争斗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种信念是民主政体的根本基础；如果把人类当作没有头脑的一伙，公民政治就没有必要，和平秩序也就没有前途。

这样看待说理技艺有其重要的公共生活意义，而且也关乎当公民和做人的道理。亚里士多德把演说分为三种：议事演说（未来之事）、法庭演说（过去之事）、公民大会的展示性演说（当下之事）。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人们用话语，而不是武力影响别人，解决争端。这时候，用语言说服别人就成为公民责任。只有用话语来维持和维护和平的社会人际关系，非暴力的社会秩序才能长久存在。

在雅典，公民争取其他公民的尊敬和赞同，离不开说话和听别人说话，使用语言的技巧和能力这才成为许多人学习的公共需求。说话还关系到话语规则。历史学家波纳（R.J.Bonner）在《雅典民主面面观》（AspectsofAthenianDemocracy）中指出，在雅典，对于公共场合的说话行为是有规范的，“大家要是认为谁的行为不荣誉，他就会失去说话的资格……他并不会因为说话不当而被起诉，但如果失去资格后继续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就可以起诉他”。学习说话的修辞技巧不仅仅是要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还要遵守话语的公共规则。学习说话是一种相对高等的教育，它使人们变得有能力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说话技巧不可能与说话者的心态和目的分开，而说话者是否能以无私的心态和以利他的目的说话，却是一件很难证实、很难确定的事情。所以，人们对修辞总是既感到需要，又有所提防。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质就是质朴，文就是文饰，史就是虚浮不实。孔子是说，文饰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浮，懂得说些漂亮的门面话，甚至引经据典装饰，因而缺乏一份真诚的心意。孔子还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说话不能不借助修辞，但是，过于借助修辞，却会令人生疑，怀疑说话者是否由于说话不能动人以诚，才特别需要依靠技巧；是否因为说话的其他因素（动机、用意、目的）有所欠缺，才特别需要用修辞来掩饰。久而久之，修辞便有了巧言令色、诡辩、强词夺理等负面含义，注重技巧，尤其是过分注重技巧的修辞，便成为一种有道德瑕疵的语言行为。

人们对修辞的戒备不是没有道理的。修辞造成情绪的激动，诉诸情感多于理智。听话的人因被打动而被说服，这种赞同往往与接受真实信息，并认真思考有所不同。这也是柏拉图讨厌修辞的原因，他和苏格拉底称善辩的智者是强词夺理、制造假象的魔术师，他们自己要运用的是论辩术（dialectic），要把论辩纳入真正符合逻辑思维的轨道。对于修辞形成“公共看法”（公共舆论）的作用，柏拉图不以为然，他既不喜欢“看法”（因为“看法”不是“事实”，也不是“智慧”），也不喜欢“公共”（公众应当由具有智慧、美德和知识的哲人王统治），柏拉图认为，那些冒充“智者”的诡辩家或蛊惑者很容易用语言操纵公众，让他们失去理智，牵住他们的鼻子，使他们盲目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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