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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1页）

黄包车把我拉到彼得家那条街时，已经接近午夜。我不能确定彼得家具体在哪个门洞，因此只得站在带阳台的那一边弄堂里，等着运气降临。也许碰上晚归的邻居，会告诉我寇恩家的门牌号。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夜晚，只是舞台调度相反。我那时真是个无救的小布尔乔亚。

弄堂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只有一家开了盏蜡黄的灯，灯下无非是个读书或者玩儿单人牌戏的夜猫子。

我越站越冷，脚指头由疼痛到麻木。弄堂狭窄的夜空不时飞过几架飞机。我顾不得脸面了，跑到那家有灯的门口去按门铃。应门的是一个俄国男人，五六十岁，一个多毛臃肿的身体，一个多肉的脑袋，一件大花起居袍。

我灵机一动，脱口就抱歉，说自己按错了门铃，以为这是寇恩家的门。俄国男人问是不是死了人的寇恩家。我想他在胡扯什么。他却说，寇恩有两家，前面弄堂里还有一家。这条弄堂里的寇恩刚死了一个儿子。自杀身亡。彼得·寇恩吗？不，好像叫大卫·寇恩。

我想起来了，彼得在讲到他们的奥地利故居时，总说大卫养了一只鸽子，一直跟着他们的火车飞……大卫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上刻了全家人的名字……大卫到邻居家向那对宠爱他的老夫妇告别，但他们没有开门……

我都不知道俄国男人什么时候关上了门。也不知道我在关上的门前站了多久，面孔离门只有半尺。大卫才十八岁呀。大卫还有一大段人生没被启开，就不愿再去启开它了。大卫都不给我一个见面机会，就走了。

我对自己猛烈谴责；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彼得，我在这两个星期里干什么？陪着杰克布瞎逛上海老城厢，逛犹太难民区，听他大而无当地发有关迫害、有关种族的宏论。这两个星期的历史应该改写：我和彼得全家相会，跟大卫聊得很开心，聊美国的拳击和篮球，聊百老汇肤浅快乐的歌舞剧和大腿女郎，聊那帕谷的葡萄园和酒寨，聊加州的田野有多辽阔，一排排摘草莓的墨西哥人撅起圆滚滚的屁股。我可以让他看到他们家并没有那么无助，或许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在它把一切弄得更糟糕之前，可以有条出路。彼得就要去美国了，不是吗？一旦买得起船票就去，然后寇恩一家整盘棋都活了，不是吗大卫？……

设想一下寇恩家现在的气氛吧。我该做什么？最应该做的是让人家一家子自尊地静静地把最无法忍受的忍受过去。换了我，这时有个外人来啰里啰唆地安慰我，我会对她说：饶了我，别理我吧。

我又回到静安寺大街上。国际饭店门口也没有一辆车。这可有点不对劲。我鬼使神差地走进门，上了电梯。我不想立刻回去睡觉。彼得的弟弟自杀了，我需要定定神，理理心里的头绪。进了酒吧，我坐了一阵，希望能碰上一个不太讨厌的男人请我喝杯葡萄酒。结果我自己买了一杯最便宜的酒，紧一阵慢一阵地想着彼得一家的不幸。哪里冷清也冷清不到国际饭店，这天夜里酒吧却没几个人。美国人英国人走了，法国人日本人不会停止过日子啊。他们过日子就必须来这里消遣，交换消息，拉扯生意关系。清晨时分，我有点困了，走出饭店叫了一部黄包车。

我记得黄包车从国际饭店跑出去两百多米的时候，身后的黄浦江边响起惊天动地的炮声。现在我告诉你那是炮声，其实当时我根本听不出那是什么声响。天崩地裂，五雷轰顶，就是我当时的感觉。黄包车夫“哦呦”了一声，身子向后仰，两脚使劲搓着地，生怕车子在减速时翻掉。与此同时，我不知自己在叫喊什么。我一定叫喊了什么。车夫停下来，回过头看，嘴巴张得老大。炮声把我的声音压住了。我一定喊了什么，因为车夫飞奔起来，从大马路拐弯也不减速，人和路面跑成了七十五度斜角。家家户户都装聋作哑，炮声里，一条街的玻璃窗都在咯咯吱吱打战。

炮声停止了，黄包车夫的喘息声在我知觉中越来越响。车子停在一大摊污水旁，路面陷进去一段，积下了头一天傍晚的雨水。熟悉的邻区在此时完全是陌生的。所有窗子黢黑紧闭，所有观望的、恐惧的面孔大概都藏在窗帘后面。

还没走进家门就听见无线电寻找波段的嘈杂之声。

见我进门，杰克布从沙发上欠起半躺的身体，两束目光拒我于千里之外。他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对我要开审。他说什么理由都不能赎回我的过失——日本刚刚轰炸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和日本开战了，这样的时候我出去找死！他急得喝下一瓶滋味如下水道污水的烹饪黄酒！

凯瑟琳和顾妈都帮他的腔。炮响的时候她们发现我不在卧室里，都急疯了。两个女人见我毫发未损地回来，叫着说天真冷啊，同时缩起身体抱紧胳膊各自回去睡了。世界大战发生在这一刻，但她们看不出它的重大意义，也看不出事情还能往哪里恶化，米价还能往哪里涨。

我也正要上楼，杰克布走上来。他的劲头加酒的劲头，一下子全在那一搂抱上。他重手重脚地紧紧抱着我，就像扳手拧紧镙丝帽那样，紧得微微哆嗦。他和我都穿着厚厚的冬衣，但那哆嗦还是哆嗦到我肉体里。杰克布的表白就是这样，没有甜美语言，但让你从骨头缝里都明白他表白了什么。他问我怎么能在如此危险的夜里跑出去。我说美国总统一定都让日本的突袭弄得措手不及，谁会预知这个夜晚藏着那么大的祸心。他不放过我，说这是个天天有人莫名其妙被捕或失踪的邪恶城市，难道一个年轻正派、精神正常的女人可以只身来往的吗？我说我有爸爸，不需要第二个爸爸。

这种时刻，一切都大乱。有些东西是扯不清的，意愿非意愿，理性或感官，你以为你恪守心灵的从一，但心灵也是肉体的一部分，心灵首先是血肉组成，到了杰克布和我紧密相偎的一刻，什么也扯不清了。

我最不懂得自己的，是常常在杰克布面前流眼泪。这时他任凭我流泪。我不告诉他我为什么流眼泪，但他知道我的泪水是为夜里外出得到的某个消息而流。无非是某人死了。每天都在死人，死人是项不新鲜的事，门口街上刚刚看到一只手伸上来接你施舍的一个铜板，等你一个差事办完回来，拿着铜板的手已变了色。难民营里常常有人死去，草席摆出的零售摊子，某天换了主人，新主人告诉你摊位被他买下因为老摊主死于阿米巴或伤寒或猩红热。

我昏昏地睡在杰克布怀里，他靠在沙发上，一个肩尽量给我做个好枕头。这个肩被我睡得麻木僵硬，睡得一摊口水。

天亮后，外面马路上有无数只脚在走动，走得急促整齐，似乎整个上海都是操场，所有人都在操步。后来知道，那是日本兵正在开进租界。

杰克布出去了，一个多小时后从外面进来。他早上没有洗漱修面，隔夜的胡子长黑了他半张脸。他手上拿了几张纸，上面有皮鞋、布鞋的脚印。我发现那是日本人撒的传单。“因为同盟国的错误以及日本方面的处事不当，日本与同盟国之间已十分不幸地拉开战幕。”

我第一个念头是，必须马上拿到杰克布的护照，带着彼得逃走。不然就太晚了。也许已经太晚。我白费心机，把杰克布带回来，一切都成了一场荒唐玩闹。

我再次出了门。杰克布坚持陪我出去，我哀求他别管我。他突然问：是谁死了？我一愣，然后说：一个朋友。我以为他还会问下去，但他只嘟哝了一句“sorry”。我又说：是自杀的。

他看着我。

街上的人个个眼发直，看着日本兵一列一列走过，打着他们难看的旗子。一时还看不出今天比昨天更坏。满地都是传单，白色纸张落在屋顶上，树梢上，大街小巷，在服丧似的。一架直升飞机朝着人们扬起的脸转动着螺旋桨，同时飘出一个白色条幅：不准混乱！……不准制造传播谣言！……制造混乱者必当法办！……

奇怪的是照样有卖大饼油条的摊子在路边摆开。也有黄包车上来向我揽生意。路面上的粪迹也证明马桶车刚刚通过，昨夜降临的世界性大灾难并没有阻塞上海的新陈代谢。不知为什么，这些给上海带来恶名的马桶车辙使我感动，给了我一切都还活着都还在蠕动的证明。

我跟彼得见面是租界沦陷的第二天。那天发生的大事太多了。凌晨日本炮火毁了一艘英国军舰，降了一艘美国军舰，所有水兵成了第一批“POW”（战时俘虏）。日本兵占领了沙逊大厦，占领了所有英籍美籍富豪的不动产业。我在早晨七点多来到彼得家的弄堂，用传呼电话把他叫了下来。我们相拥而立，无言了很久。

彼得还没有梳洗，睡得一侧面颊上全是枕头的褶皱。我看着那一半面颊，好心动。似乎只有爱人才会看见这片脸颊，因为它不会公开，是体己的人所私有的。

我告诉他，什么都怪我，我该早点来安慰他的家人，让大卫不至于想得太绝，对自己干得太绝。现在想来挺滑稽的，好像二十一岁的我真觉得自己有救世之力，回天之力。

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千万别急，我从没来得及撤走的美国女同学那里打听到，即便上海和美国的航路中断，我们也可以溜到澳门，从哪里乘船去葡萄牙，再转道去美国。然后我说：我知道大卫的事了。

彼得抬起眼睛，有点吃惊，似乎想问我是听谁说的，但马上又抿紧了嘴。谁告诉我的有什么重要呢？我们慢慢往里弄口走。里弄尽头的光线好得多。

彼得说全家没一个人意识到大卫会想到绝处。大卫一直安安静静，用推车帮母亲把加工成的绸伞从杨浦区作坊运回来，仔细地一个个地检验瑕疵。十八岁的大卫从母亲那儿挣零花钱，拉一车阳伞，挣五根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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