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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肠与爱情（第1页）

当时哈里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成绩出众，不久就有机会拍他自己的第一部片子。赞助费得到了批准，拍摄班子归他调遣，电视台答应支持该片的制作并最终予以播出。那是70年代中，我们大家都在念戏剧专业，而哈里同时还上了电影学院。

哈里喜形于色。他坐在我们的厨房里不断琢磨着这部片子，他想出了别出心裁的爱情故事、含义深刻的戏剧性场面、具有双重意义的喜剧，最后决定拍一部耐看的侦探片。

“这才是他们想看的。”他说，“他们总是需要侦探片，我必须一炮打响，先得创下票房纪录，自己的理想以后总有机会去实现。”

哈里是个现实主义者，要不然他现在也不会坐在圣莫尼卡，也不可能认识达斯汀·霍夫曼[49]。哈里一向目标明确：他要当著名导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用一部老超8摄像机在他爸爸的一个香肠店里拍摄过《店中一日》：泡在店里喝啤酒的流浪汉，傍晚下班后急急忙忙往嘴里塞红白相间的咖喱香肠和薯条的办公室白领，忙里偷闲来解解馋的家庭妇女。哈里用老超8摄像机把他们都拍了下来，还配上了解说和音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他的生活。

一部侦探片，但不能缺少爱情。一部反映师生生活的侦探片，这种氛围与他自己距离不大，他了解。男学生爱上了女老师，不，还是男老师爱上了女学生更妙。他引诱了她，她的男朋友妒忌，谋杀，真相大白，眼泪，爱与死，太棒了！

他开始写分镜头剧本，但这不是他的强项。哈里善于运用画面，在我们的厨房里他也完全称得上是个能言善辩的男人，但分镜头剧本可不是那么容易写的，所以朋友们都得帮忙。我们和他一起编故事、推敲对话、提建议，他修改，我们喝阿尔及利亚优质红酒，吃夹西红柿奶酪的黏糊糊的吐司。分镜头剧本越写越长，最后定了稿，电视台编辑大喜过望。一位有经验的男演员饰演老师，一位既年轻又漂亮的女演员出演学生。有一天整个项目真的准备就绪了，开拍在即。

哈里极为幸福和激动，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但等一等，似乎还有什么事让他放心不下。

“我也说不好，”他说，“但确实有件事还没有搞定，那就是电影还缺个理想的开头。我总不能让她就那么坐在教室里热烈崇拜他吧。多丽丝，一位热恋中的十七岁姑娘会做什么？”他问我。

亏他问得出来！我总是惊讶，男人和女人之间竟然还能建立起爱情关系，尽管他们彼此是那么不了解对方。我十七岁时曾爱得痛不欲生。他是个小提琴手，面色苍白，头发金黄。我热情奔放，他则沉静如水。正因为如此我才爱他，他的一切都与我截然不同。年轻的时候，人们总是爱上与自己不同的人。年长以后人们才寻找与自己类似的人，寻找安静、理解、和谐和一致。但十七岁时一切都必须是新奇的、另类的、罕见的。我的钢琴弹得一塌糊涂，他的小提琴拉得出神入化。我年轻而毫无经验，他三十出头，在乐队里有个固定的女朋友，还和一位戴顶大帽子的西班牙语女教师有艳遇。但他和我一起远足散步，他握着我的手管我叫公主。他带我到他的住处，用他的小提琴给我演奏柴可夫斯基和勃拉姆斯，我的心在颤抖，恨不得立刻嫁给他。当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还有两年才中学毕业。我们甚至没有在一起睡过觉，当时还是60年代！我们不过是偶尔接接吻。为了他我写满了一本又一本日记，写他，写给他。“今天我见到了你，这是金色的一天。”我写道。我写诗：“一切最终不过是一场等待，等待你，等待你的爱；你深深、无法形容地深深充盈着我，就像众多花朵的芬芳充盈着一座狭小的花园。”

今天我想自己大概是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类似的句子，或许是从哪儿抄来或改写的。但当时觉得所有这些感情都只能出自我的内心，没有任何人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与梦想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一座狭小的花园……不错，我念给哈里听，他大受鼓舞。

“太棒了！”他喊道，“她就是得给老师写这种伤感诗！”

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忆起这些我的心中仍旧有些隐隐作痛。

“我用自己的心血替你把天空染成黑莓色，但你从未与傍晚一起降临，我穿着金鞋伫立在那里。”我背诵，哈里高兴得在地毯上直打滚。“金鞋，我受不了了！”他笑道，“这真绝了，你听到了吗，奥托，女人们穿着心仪的金鞋伫立在那儿等待着我们，来，把它写下来，多丽丝，她正是该这样含情脉脉地注视他。”

“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尔[50]，”我冷淡地说，“这不是我写的，这是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尔的诗。”他问道：“我认识她吗？她也是学戏剧的吗？”

“不，”我傲慢地说，“你不认识她，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尔是位不寻常的伟大诗人。你甭想在自己的电影里移花接木。”

作为香肠店老板的儿子，哈里听不得“移花接木”[51]这个词。“我不是移花接木，”他说，“我是艺术性改编。”

“行了，”我说，“要是阿瑟·米勒[52]对玛丽莲·梦露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悲伤的姑娘’，后者把这当作一句非常珍贵的话，是只针对她讲的，可一转眼这句话已经出现在他下一个剧本中。这叫什么？这就叫移花接木。在这方面你们都是一丘之貉。”

“米勒做过这种事？”哈里问道，“这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来，多丽丝，别闹别扭。这个电影会成为一部偶像片，我们大家都会世界闻名的，谁认识埃尔泽·米勒什么什么的是何许人呀！动手吧，把你的日记看一遍，给我找出点什么：爱情的折磨、悲叹、苦恼，全部思念的点点滴滴。听着，我这样开始：俯视校园，她和其他姑娘站在下面，他站在三楼教师办公室的窗前。他往下看，唰，拉近镜头，她的特写镜头，她往上看，然后我听到了她的心声，你明白吗？”

“她在想什么？”奥托问，“她来例假了，拉丁文作业做得一塌糊涂？”

“笨蛋，”哈里说，“她想……她想，就是嘛，她想什么？多丽丝，这正是你得写的：如果一个姑娘彻底堕入情网时她会想些什么。金鞋、为天空染色什么的，你知道的。我们似乎在听着她如何思维和作诗，来，多丽丝，帮我写出来。”

“你付什么报酬？”奥托问，“心血是不能白费的。”

“你这家伙，”哈里说，“别总这么利欲熏心。你知道经费少得多么可怜。多丽丝反正已经记下了全部爱情感受，她只要把这些抄下来。或者把你的日记本给我，多丽丝，我自己找出最缱绻的段落。”

“你想得倒美，”我说，“你那油腻的手指任何时候都甭想碰我的日记本。”

“哈，”他说，“这也不错，像瓦格纳[53]一样用个头韵[54]，维古拉维阿，沃坦，沃格，用油腻而令人恶心的手指进行悲伤的祈求[55]……”他和奥托笑得流出了眼泪，然后哈里点燃了一支烟，作为告别吻了吻我的面颊并说：“多丽丝，我可就指望你了。星期一见。”

这是个令人伤感的周末。我沉浸在当时的愁苦中，我读那位小提琴手写给我的短纸条——“我的公主，”他写道，“我们的爱高高地盘旋在摇摇晃晃的脚手架上，小心，不要睁开眼睛，我们在下坠……”

我读一叠厚厚的情书，这些情书是我用褐色的墨水写给他的，却从未寄出过，信中我旁征博引世界文学中的名句，当然做了与他相关的改动。“我的小提琴手，你的笑容是那么温柔与细腻，就像古老象牙上的光泽，似乡愁，又似圣诞之雪……”

这是谁的诗？里尔克？为什么我几乎不再忆起这些，难道我现在的生活与当时那个热恋中的年轻姑娘完全脱节了吗？我怎么了，我是什么时候忘却这一切的？当时我心比天高，自己想出和从别人那儿盗用的画面都堪称别出心裁。今天我谨小慎微，我的心不再燃烧，没能让世界适应我的激情，我却适应了世界。我在思考，谁该为所有这些损失负责。长大成人？大学生活？奥托的实用主义？我渴望能回到初恋时那种幼稚的情意绵绵的状态。

我一点点地追寻着自己感伤的过去，奥托情绪不好，他问：“我们到底还煮不煮这可恶的甘蓝了？”我温柔地回答道：“你煮吧，亲爱的，我现在煮不了，我的心思不在那儿。”但后来我还是告诉他，得先把洋葱放在鹅油中煸一煸。

“秋季，哭泣着扑倒在地是多么容易。”1963年10月我这样写道，今天我还清楚地知道，这句话出自一位匈牙利诗人，他的名字我早就忘了。我又回到了十七岁，门铃马上就会响起，金黄色头发的小提琴手会弱不禁风地靠在门框上对我耳语：“嗨，公主，来，让我们飞离这里。”

当我因为他而伤心时，他曾为我写道：你应逃避到那美好而仅仅属于你的东西中去。

现在什么是仅仅属于我的呢？甚至连我最隐私的日记都要被用到一部电影中去。我到底为什么要同意这样做呢？我想，我觉得这样我的日记在这么多年之后总算还能派上点用场，世人会听到它们，虽然不知道这是我的灵魂在喊叫，但起码能听到某个灵魂在喊叫，是吧？

哈里星期一打来电话：“嘿，我的爱情篇章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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